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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8月14日 上午 1:25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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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专家的良心:罪与欠

连清川 文馆 今天


蒋勋

本文来源于金融时报中文网(2012年)
全文约2600字

前两周,我正在读蒋勋。在解读《富春山居图》之后,蒋勋已经成为两岸最为火爆的美学专家。恰值他的《蒋勋说唐诗》和《蒋勋说宋词》出来,我就自然欣欣然买了。


正当我读得高兴的时候,突然间在微博上看见《上海书评》上刊出了江弱水的批评文章《撕扇记:美言不信的蒋勋》,指摘蒋勋在几本著作中信口开河,许多文字与讲稿与历史记载颇有出入。大惊失色之下,我马上拿书出来与文章一一印照。果然。后来虽则有人为蒋勋鸣不平,说道其间的许多错误,无非是因为几本作品都是蒋勋演讲的辑录,口语失误难以避免。但是按照江弱水的考证,许多错误自然远非口误可以遮掩,而分明是知识性的错误。如果在演讲时的谬误确可原谅,但是辑录成书时依旧保持这些重大的错误,就自然不是口误可以搪塞得过去的了。


作为专家,自有其不可推搪的知识传授责任。譬如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说道,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只是表达了陶渊明向往田园生活,实际上他是不种田的。那么这是对学生的欺骗,还是口误呢?而如果学生们采信了这一蒋勋式讲解,这岂不意味着2000年来陶渊明的神话不过是一个大骗局?


发现这个事实,委实令我怅然若失。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已经颇有进益,古典文学之振兴已经端倪初现,民间好之者蔚为大观。然而,能够如同民国年间胡适、鲁迅、傅斯年、王力诸位先贤那样,将古典文学娓娓道来,以平实现代之风,讲述广大精微至理,令我等门外野汉,也能甘之如饴者,依然鲜有。收获李零先生,已算幸运。长期以来,就我自己的阅读经历而言,一是手上摆着几套中华书局的古典集释,如苏轼与李商隐,然而望而生畏;二是总依赖宇文所安等这些国外专家,毕竟隔靴搔痒,颇为阻隔。而蒋勋的出现,的确曾令人有喜出望外之感。蒋勋假象之揭发,在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学方面的通俗化讲解上,便如有一空洞呈现。


这多少有些令人悲哀,怏怏中国,浩浩五千年文化,竟然没有几个专家,能够把那么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讲与众人听。这难道不是中国专家的失职么?


这是中国的古典美学专家和文学专家们,欠了中国公众的。


然而,就我自己的阅读经历而言,至少我读蒋勋是曾有所得的。我曾经在FT中文网上有过一篇小文介绍《蒋勋的卢浮宫》。就我浅陋的识见未曾发现甚么明显的破绽。可能也是因为西洋美术史是蒋勋的个人专业所在,毕竟用过苦功,故而未有信口雌黄的东西出现罢。


良莠不齐恐怕是阅读最可恐惧的地方,读者没有精力与积累一一去查证专家的论说,惟有相信其真诚而已。专家信口开河,是专家缺少最基本的良知。如果我的这篇小文能够阻止一些读者再去购买蒋勋的书,亦算是善莫大焉。在一个“窃钩者富”的价值观癫狂时代里,不过能如此而已。若是一个价值观正常的国家,书店便不敢再卖,出版社应当立即召回全部书籍,而蒋勋当从此掩面过街——君不见,蒋勋正在中国四处巡回,推销他这些千疮百孔的作品呢。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分工极为细化的地步,因此,每个行业中,都有赖专家得以进益。而人文领域的专家,更加不仅仅担负机构的研究力量与进步职能,更与公众思维相连接,担有公共职责。今日社会治理理论,又有“专家治国”一说。于是专家之良心,遂与国家之进益相为勾连。


然而,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专家,多有三罪缠身。


末等罪,我称之为“窃钩者”。中国古语有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说的是伦理颠覆。但今天中国伦理失序,笑贫不笑娼几成社会现象,“窃钩者富”是时代怪象。放诸专家领域,亦是如此。蒋勋之辈,说到底,无非为蝇营小利所驱。有些或者是学艺不精,任意品评古典;有些或者信口雌黄,臧否历史,以此获利,如大量流行的曹操、张居正传记等等;有的则是肆意抄袭,指鹿为马,如大学中时有爆出的抄袭丑闻。这些无良专家,到底无非为趋名逐利,虽然可恨,但毕竟是鼓上蚤史迁之类的小偷小摸,与民有害,与国无利。但窃钩者之罪而已。


中等罪,我命名为卖文鬻爵者。这些人未必真是学艺不精,甚或在职业领域中颇有建树,然而却见利忘义,以自己的学识与专业,与商业和公权力沆瀣一气,有意误导与欺骗公众,获得自己的利益与官爵。当时归真堂事件正如火如荼之时,中国医药大学教授周荣汉,侈谈生态伦理学,说道取熊胆为人类服务,乃是提升了熊的价值。即是以其专业知识,勾结企业,误导公众;2012年4月胶囊恐慌时,卫生部合理用药检测网孙忠实则敢于开言,每天六个胶囊无事。这便是推卸公权力罪责,以专家身份搪塞政府看家护院基本职能。


中国传统的文人,往往 “耻谈财货”,这虽然颇与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有关系,但是传统文人常与公共职责相联系,在制度安排上就与牟利获财有利益冲突。虽然因为薪酬等原因,常是潜规则大于明规则,但这一伦理的合理性却毋庸置疑。今天颇有议论以为知识分子要勇于牟利,到底是专家良知的泯灭,还是社会的进步?


高等罪,我以为依然当然是“窃国者”。窃国者的专业技能与学术成就往往是很高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向来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的出路。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倾向向来是有两条路径的,一条是虽然出路是出仕,但是坚守圣人教诲,我以我血荐轩辕依旧是基本原则;另外一条是“曲学事君”,从来是为人不齿的。所以自古以来是有忠奸之辩的。现代的所谓窃国者,未必真的是贵为王侯,未必真的能够出相入将,但是为了政治利益,着意扭曲专业知识以应对政治的需求,却是在专家界中大量存在的事实,中国近些年来的“中国国情论”、“和平崛起理论”,“中国模式论”,“中国不高兴”等等,不都是这些“窃国”的专家们炮制出来的吗?这就是祸国殃民的大罪恶了。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或者专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的确在生存条件上与发展路向上已经有了极大的分野。至少,现代知识分子在选择上已经多元化,而不必仅仅“货与帝王家”一条出路而已。但是,中国传统对于文人的教诲,未必在今天就已经落后到如何地步。最起码的一点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文人的公共责任是鲜明无比的,民间疾苦与朝堂职责,从来未可偏废。


现代知识分子,首要是职业化与职业伦理,尊重职业操守。而喧哗以卖弄,诡诈以渔利,曲学以媚上。离民众需求而欠,违公共利益而罪。谁道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呢?


(P.S. 与我一样喜好中国古典诗词者倒不必哀伤,没有了蒋勋,倒是促使我下心去寻找替代。幸好,我找到了同是来自台湾的叶嘉莹教授,叶教授积60年功力,谈诗论词,旁征博引,史实典故,信手拈来,我方开始阅读,已经爱不释手。同好者可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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