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后的隐秘送药人

为避免私下的非法交易，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戒毒者需要到定点医院领取药物，美沙酮管理更加严格，不允许患者带走，必须要在门诊内服药。疫情封了城，也断了这些患者的药，这是一种不能言说的、隐秘的病痛。一名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曾对杨玉兰强调，上门的时候一定不能让他母亲知道。这名病人是一个小企业家，在行业里有较广的人脉，母亲年过八旬，“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儿子和‘瘾君子’联系到一起。”

文| 王明海

责任编辑 汪韬

解封的武汉，久违的堵车也出现了。王兵松了口气，交通恢复，自己再不用去送药了。

王兵工作于武汉市黄陂区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疫情期间，除了做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他还默默地给多位因为交通管制而无法领药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送药。

更早松口气的是湖北省宜昌市疾控中心的杨玉兰，202年3月13日，宜昌逐步恢复交通。她是美沙酮维持治疗工作者，美沙酮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镇痛药品，由于毒副作用较低，成瘾性较小，被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也就是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在湖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发放和美沙酮维持治疗归由地方疾控管理，并免费提供。由于这些药物的特殊性，平时为避免私下的非法交易，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戒毒者需要到定点医院领取药物，美沙酮管理更加严格，不允许患者带走，必须要在门诊内服药。

疫情封了城，也断了这些患者的药，这是一种不能言说的、隐秘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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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

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的都是曾经的“瘾君子”，也是性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高发群体。但在杨玉兰眼中，他们只是她所在的美沙酮门诊的“病人”。

杨玉兰平常管理的在治病人有四百多人，病人需要每天前来美沙酮门诊由医护人员“看服下肚”进行服药，因为疫情滞留在家的有三百多人，她有一个电话专门联系患者，24小时接受咨询并与禁毒干警和社工合作提供送药服务。

有一日凌晨4点，一名患者给她打电话，破口大骂：“你们就是这样看着我死吗！”第二天，患者后悔了，又打来电话道歉。杨玉兰并没有生气，她知道，这是患者出现了戒断反应。类似情况很多，杨玉兰想不起具体时间，“多的时候一个星期内能接到四五个”。

美沙酮维持治疗需要定时定量服药，否则患者就会出现戒断反应——烦躁不安、发怒、有渴求感。

宜昌市在1月25日开始交通管制，当地新闻播报，有人对检查卡点工作人员表现出语言和肢体的攻击性，试图强行冲卡。杨玉兰猜测，“可能是药物成瘾的患者。”

接到求助电话的，还有王兵。1月26日，大年初二，做完流行病学调查的王兵从医院走出来，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脱下隔离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穿着防护服，他无法接电话。他回拨了一个未接电话，对方声音着急，说自己的药存在外地的工作单位里，过年回老家，随身携带的药量只够服用到大年初三。

王兵答应了这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请求，只要患者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直接来拿药。

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数据，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毒感染者95.8万，整体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

平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需要对感染者持续跟踪和随访，每一名医生要与至少上百病患保持联络。此前，王兵并没有过于担心药物问题，按照疾控往年的工作计划，春节假期后，在黄陂区治疗的艾滋病感染者会来体检并领取相应的药品，他估算当时患者手上至少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封城的命令就像涟漪一样扩散，最先是武汉，接着整个湖北省都被交通管制，从城市到街道，小区到村落，人员往来皆被限制。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求助电话还打到王胜勇的手机上。他在孝感市孝南区疾控中心工作。孝感离武汉市中心约60公里，距离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仅30公里。

王胜勇无法参与到抗疫一线，2012年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单位就安排他继续做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随访管理，没想到，此前在定点医院药房专职管理的医生感染了新冠肺炎，帮助感染者拿药的工作落到王胜勇一人身上。

由于防护物资缺乏，王胜勇集中去医院拿了4趟药，最多的一次拿了60组。他用一个笔记本记录了每个求助者信息，仅辖区内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就有三百多人，还有一百多人是因为交通管制而困在孝感。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9年发布的报告，按规定服药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果测不到病毒载量，就能够保持健康，并且不会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性伴侣。

可一旦断药，病毒死灰复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会对已服用的药物产生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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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药

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下发通知，确保艾滋病感染者在内的特殊患者的药物正常供应，并要求对于患者因为交通管制而不能返回原治疗地取药的情况，患者所在地疾控要给予帮助。

王胜勇的脚步更早，从1月23日开始就给艾滋病感染者送药，按照缺药的紧张程度和距离，他给每个人安排了优先度。他所在的孝感市孝南区一共13个乡镇，30公里范围内他就骑上电动车自己送，再远就请求单位派车。

2月22日，他送出了23组药，最后一组送完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他猛然感觉头晕，无法控制电动车，晃晃悠悠把车停下来，一屁股瘫地上，用仅有的气力给同事打电话，说自己“低血糖犯了”。除了心脏搭桥手术，他还患有糖尿病，眼下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同事火急火燎给他带了馒头，狼吞虎咽吃下去，他脸上才慢慢恢复了些血色。

雪中，王胜勇（右）给患者送药 （受访者供图）

了解到工作人员防护用品一直短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公室向湖北省疾控中心捐赠了一万件N95口罩。

杨玉兰委托的送药人身份令人意想不到。对于那些无法办理临时通行证来取药的患者，她逐一联系对方所在地的社区和禁毒大队的民警，没想到，他们非常理解并乐于提供帮助。

她把每名患者需要的美沙酮封装在饮料瓶里，确保看上去和普通饮料没什么特别，再交给同时在现场的民警和社工。民警带到患者所在社区后，同当地社工一起交给患者并监督其服下。

可惜，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身在湖北恩施州的江南（化名）就遇到了困难，由于交通封锁，他无法前往县城的疾控部门拿药，医生也无法给他送药。他辗转联系到一个公益组织的负责人陆风。

陆风随即尝试第一次寄送，这家公司暂停了恩施的快递服务；第二次，陆风换了一家快递公司，因为是寄送的药品被再次拒绝；第三次，陆风只能将药物拆散混装在食品当中才得以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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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

隐私是这类患者非常在意的问题，家人往往不知道他们的病情。

一名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曾对杨玉兰强调，上门的时候一定不能让他母亲知道。这名病人是一个小企业家，在行业里有较广的人脉，母亲年过八旬，“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儿子和‘瘾君子’联系到一起。”杨玉兰说。

对于这些患者，杨玉兰嘱咐委托人，利用患者每天来领取生活物资的机会，在楼梯间将药物交给患者，并监督其迅速服下。

在通过检查点时，王兵还好有工作证和通行证，可给对方核验。后来，有的小区因有人感染，整个单元楼都被隔离，要突围的不只是主干道上的检查岗，还有社区、小区的工作人员盘问：“你来干嘛？”

他简单地回答：“给病人带药”，不透露更多信息。

王兵（右）给隔离点内的患者送药 （受访者供图）

他担心有人认出他，他单独出现在哪里，就意味着那里可能有艾滋病感染者。人多的隔离点，王兵只能把药物准备好，委托同事带过去。对于交通不便的地区，他就在盒子上写明收件人的姓名和电话，利用做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空当，把盒子带到患者所在地社区或乡镇的卫生院，再通知本人来取。

王胜勇在给一个地处相对较远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送药时，遇到了镇政府志愿者的检查，对方一定要问个明白，到底送的什么药。见对方不依不饶，他只能把检查的负责人拉到一边提醒，如果造成艾滋病患者信息泄露，要追究责任。

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对方一听立即后退了几步，摆摆手，示意其他人赶紧放行。“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为防疫工作，并没有必要责怪谁。”王胜勇也表示理解。

武汉解封，人员往来恢复正常，患者终于可以自行取药了。王兵感觉，疫情之前，有患者觉得免费药物副作用太大，或者没有按时按量服药。这次断药危机则提醒患者珍惜治疗，“经历过这次事件，感染者的治疗效果可能会有所提高”。

杨玉兰听到一些不理解的声音，觉得他们过于热心，为什么要在药物成瘾者身上耗费时间？“正是大众对他们有不理解，我们才要对病人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杨玉兰说。

杨玉兰手里拿着患者给门诊画的画（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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