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远镜视野中的战争与和平｜左图右史
大勃鲁盖尔《玛丽蒙特城堡周边的风景》（c.1611），现藏美国弗吉尼亚艺术博物馆。图中左下方，有人手持察谍镜眺望远方。
撰文 刘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编辑 韩琨
在本栏目开篇《伽利略、望远镜与日心说》中，笔者介绍了大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Elder，1568-1625）1611年左右完成的一幅画《玛丽蒙特城堡周边的风景》，其中有一个手持察谍镜眺望远方的人物，然而没有言及此人的身份、作画时间以及玛丽蒙特城堡这个地方的特殊意义。本文尝试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察谍镜的发明
察谍镜（spyglass）是望远镜最早的叫法，发明者是17世纪初的荷兰眼镜匠，米德尔堡（Middelburg）的利佩希（Hans Lippershey，1570-1619）、詹森（Zacharias Jansen，1585-c.1632），以及阿姆斯特丹以北阿勒科玛（Alkmaar）的梅提乌斯（Jacob Metius，c.1571-c.1631）都是有资格的候选人。
1608年左右，察谍镜已在一些地方出现，特别是在荷兰（联省）共和国南部以及与之接壤的佛兰德斯地区，那里由西班牙及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控制。荷兰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当局都意识到这一发明的军事意义，“察谍镜”这一名称就很说明问题。
法国学者波莱尔（Pierre Borel，c.1620-1671）是最早考察望远镜发明史的作者之一，他于1656年出版《望远镜的发明》（De Vero Telescopii Inventore）一书，内中记录了米德尔堡眼镜匠利佩希和詹森的事迹，下面两幅肖像就出自波莱尔的书。
利佩希像（图片来源：Van Helden 2010）；詹森像（图片来源：Van Helden 2010）
利佩希或其他某位磨镜匠可能是偶然发明察谍镜的，下面两图显示了灵感到来瞬间的情境：某人将一枚凸透镜放在眼前的一枚凹透镜前方，再对二者间的距离加以调整，意外地发现远处的景物变大了，如果再用一个镜筒将两枚镜片连接起来，就制成了一台察谍镜——严格说来，是伽利略式的望远镜（telescopy）。“望远镜”在科学上的应用以及这个词的由来也都与伽利略有关。为了方便，以下行文一律用望远镜。
表现利佩希获得灵感瞬间的彩色版画，作者不详（图片来源：www.alamy.com）
表现利佩希获得灵感瞬间的黑白版画，作者不详（图片来源：www.alamy.com）
荷兰诗人布茹讷（Johan de Brune, 1588-1658）1624年在米德尔堡出版了一本诗集（Emblemata of zinne-werck），由画家安德烈∙凡德文（Adriaen van de Venne，1589-1662）插图，其中就有下面这幅关于荷兰望远镜的木版画。实际上，范德文兄弟开设的印刷厂离利佩希的眼镜店很近。
安德烈∙凡德文《荷兰望远镜》（1624）（图片来源: Wiki）
大勃鲁盖尔绘画中的“秘密”
大勃鲁盖尔是著名的风俗画家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c.1525-1569）的儿子，他还有一个与父亲同名的画家哥哥（Pieter Bruegel the Younger，1564-1638）先用了“小勃鲁盖尔”的称号，所以他就干脆自称“老大”（the Elder）了。这虽然是个玩笑，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鼎鼎大名的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是大勃鲁盖尔的“铁粉”，二人关系密切，同效力于西班牙总督、尼德兰南部的实际统治者、奥地利大公阿尔伯特七世（Albert VII，1559-1621），以及他的妻子西班牙公主伊莎贝拉（Isabella Clara Eugenia，1566-1633）。在阿尔伯特与伊莎贝拉的宫廷里，聚集着一大批来自佛兰德斯、德国和意大利的画家，大勃鲁盖尔的确是他们中的老大。
大勃鲁盖尔与鲁本斯合作绘制了许多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617-1618年间完成的“五种感觉”（The Five Senses）了。这“五种感觉”分别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由鲁本斯绘制人物——每幅画上都有两个人物，一般是一位裸妇（维纳斯）与一个小爱神（丘比特），《味觉的寓意》中则以好色贪吃的萨提尔（Satyr）取代丘比特；大勃鲁盖尔则绘制画面的主要部分——背景和各种器物。
下图是他们合作的《视觉的寓意》（Allegory of Sight，或Sense of Sight）。画面内容非常丰富，充分体现了佛兰德斯画家描绘景物细致入微的风格：在一个华丽的大厅里（据说是布鲁塞尔老王宫的珍宝厅），墙上、壁龛上和地上布满了油画与雕塑作品，透过远端拱形窗户可以看见部分宫殿和小花园（这一景观在《味觉的寓意》中也可看到），近处则是类似维纳斯和丘比特的两个人物，他们中间有一台带支架的望远镜，地上还有另外一台，但没有支架。在继续讨论望远镜之前，让我们先来观察其他一些有趣的细节。
大勃鲁盖尔与鲁本斯《视觉的寓意》（1617），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国家美术馆
首先，维纳斯正凝视着一幅画，丘比特手扶画框，画中表现的是《新约》中耶稣令盲人复明的故事（《马太福音》9：25），由此赋予这幅看似浮艳的《视觉的寓意》一层“政治正确”的宣教意义。
其次，维纳斯背后左侧有一幅双人肖像，画的正是哈布斯堡家族和神圣罗马帝国在尼德兰的代表、西班牙总督阿尔伯特公爵与伊莎贝拉公主，这幅《视觉的寓意》以及该系列的其他四幅画都是为他们创作的。
第三，画面中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特别是在维纳斯身后的画面左侧，从上到下可见浑仪、透镜、罗盘、地图规（mapdividers）、放大尺（pantograph）、比例规（proportional dividers）、中星经纬仪（theodolite）、半圆仪、矩尺、卡钳（caliper）、炮规（gunner's rule）、星盘（astrolabe）等。维纳斯前方还有一架巨大的地球仪，她脚下的一本书上可见“宇宙志”（Cosmographie）的字样，压在书上的一卷纸上则有两位画家的签名及作画年份。
左：《视觉的寓意》局部，阿尔伯特七世夫妇像及各种科学仪器；右：《阿尔伯特七世与伊莎贝拉公主》，画家与收藏处不详（图片来源：Wiki）
现在，我们来讨论画中的最重要道具——维纳斯与丘比特中间的望远镜。2008年，两位意大利天文学家莫拉若（Paolo Molaro I）和塞尔维利（Pierluigi Selvelli）在《意大利天文学会会刊》上发文，宣称发现了大勃鲁盖尔绘画中的“秘密”。他们首先讨论的是《玛丽蒙特城堡周边的风景》，认为它包含世界上最早的望远镜图像，画中的持镜人正是阿尔伯特七世。他与前任总督不一样，对新教徒没有刻骨的仇恨，同时他和妻子伊莎贝拉（原为西班牙公主，出嫁后称奥地利女公爵）都对科学和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两位作者指出，画面中阿尔伯特手持的两头带有金属环套的圆筒，估计长约40-46厘米，直径5厘米，是一架伽利略式的望远镜。
关于《视觉的寓意》中的那台仪器，莫拉若和塞尔维利注意到：镜筒呈银白色，立在支架上，呈30度角上仰，似乎暗示它是用来观天的，两端带有黑色的护镜套头，镜身一头粗一头细，中间有七个扣环，很可能起着截取光栅的分划板作用；参照周边景物与人体，估计镜身全长在70-80厘米之间，目镜口径约2厘米，物镜口径约6-7厘米。他们认为，这是一架开普勒式的望远镜，即由两块凸透镜组成的折射式望远镜。
地上还有一台呈直筒状、应该属于伽利略式的望远镜。一只猴子正在摆弄它，画面最前端还有一只猴子，脑瓜上架着一副眼镜，手里还拿着一副。在佛兰德斯传统中，猴子被认为是一种既淘气又愚蠢的动物，这里的寓意或许有三层：一是表达望远镜是由眼镜演变来的；二是表达望远镜这一发明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第三层意思是笔者兀自揣度的，即暗讽“荷兰望远镜”已经过时了，现在不过是猴子的玩物而已。关于最后一点的政治含义，后文将给出详细的说明。
大勃鲁盖尔父子《群猴的盛宴》（c.1620），现藏安特卫普鲁本斯博物馆
这就是作者们声称的重要“秘密”。我们知道，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在《屈光学》（Catoptrics，1611）一书中，首次对望远镜的光学原理给出了解释，他又提出一种由两块凸镜组成的折射式望远镜，但是自己并没有动手制作。一般认为，最早将开普勒的设计付诸实现的是德国耶稣会士施讷尔（Christoph Scheiner，c.1573-1650），他在自己的天文学著作（Rosa Ursina sive Sol，1626-1630）中曾言及此事。
令人费解的是，《视觉的寓意》完成于1617年，也就是开普勒《屈光学》出版六年以后。那么，身在哈布斯堡王朝与神圣罗马帝国中心布拉格的开普勒，与在尼德兰对峙的双方是否存在知识交流呢？
莫拉若和塞尔维利认为，交流是可能的。
他们发现，关于开普勒式望远镜的最早报告与哈布斯堡王朝有关：前面提到的那个施讷尔在自己的书（Rosa Ursina）中声称，1617年就制成了开普勒式的仪器并向大公爵马克西米连三世（Archduke Maximilian III，1558-1618）展示，后者与阿尔伯特七世，以及后来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52-1612）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老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milian II，1527-1576）。
施讷尔在写于1615年1月4日的一封信中还提到了“一种新发明的仪器”（a newly invented instrument）。此外，另一条资料显示，马克西米连三世在1615年得到一架有两个凸镜头的望远镜。因此，阿尔伯特七世从布拉格的哥哥那里得到或听闻类似仪器是很有可能的。
八十年战争中的短暂和平
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望远镜，来看看尼德兰当时的政治形势。
从1568年开始，尼德兰北方就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革命，直到1648年获得独立，史称八十年战争。整个八十年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68年至1609年，整整打了31年；第二阶段从1621年至1648年，又打了27年；中间是12年的和平期。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北方七个省在奥伦治亲王威廉一世（William I，Prince of Orange，1533-1584）的领导下建立了乌得勒支同盟，后来发展成联省共和国。西班牙方面则对起义者给予无情镇压，双方在一些重要的城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例如，佛兰德斯重镇安特卫普就屡遭兵祸荼害。1576年11月4日，西班牙军队攻占并洗劫了这座富裕的城市，约有7000名市民被杀，800多间房屋被焚。若干年后，灾难再次降临安特卫普。经过一年多的围城与水陆进攻，1585年8月17日西班牙军队再次破城，约6000人被杀，更多的新教徒被迫逃亡他乡。
描绘1576年安特卫普遭西班牙军队洗劫的版画（图片来源：Wiki）
威廉的儿子毛里斯（Maurice of Nassau，1567-1625年）是个军事天才，他是荷兰联省军队的总指挥与共和国的实际领导者，继承了父亲的亲王头衔，也被称为拿骚的奥伦治亲王。
毛里斯亲王对现代陆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关键有三：第一是为每位士兵配备工兵铲，用来挖掘战壕，而在此前防御被认为是胆怯行为；第二是将火绳枪的装弹与射击分解为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也就是按照合理的机械程序来训练火枪兵；第三是根据火绳枪的射程与装填弹速度合理配置步兵阵列，具体来说是将火枪兵放在长矛兵的两翼，与长矛兵的第四、五列平行。这些举措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被认为是“群体组织行动理性化”的典型案例（金观涛“现代化的两大因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历史的巨镜》）。毛里斯亲王还是最早在军事行动中使用望远镜的人，他也重视军事地图的绘制，并尝试过使用炸弹和毒气。
在毛里斯亲王的指挥下，联省军队在一系列战役中赢得了胜利。下图是荷兰画家凡希勒噶特（Pauwels van Hillegaert，1596-1640）绘制的《毛里斯亲王在尼乌波特战场》。尼乌波特战役（Nieuwpoort battle）发生在1600年7月2日，对方的主帅阿尔伯特七世亦亲临战场。
凡希勒噶特《毛里斯亲王在尼乌波特战场》（c. 1635），现藏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图片来源：Wiki）
下图由前面提到的画家凡德文的徒弟所绘，为拿骚-奥伦治家族诸王子的马上列队群像，位于前排左边的第一人便是毛里斯亲王。顺便提一下，当今荷兰王室仍然是这一家族的后代。
佚名《拿骚-奥伦治诸王子骑马像》（17世纪初），收藏处不详（图片来源：Wiki）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毛里斯亲王率领的联省军队从西班牙手中收复了尼德兰北方的大部分领土。下面这幅地图源出一本名为《荷兰共和国》的专著（Israel，The Dutch Republic，1995），显示出1609年前后尼德兰的南北对峙态势（标▲的地方代表荷兰（联省）共和国的边界布防阵地，标■的地方代表西班牙统治区的主要前沿市镇）。
1609年前后尼德兰南北对峙形势图（图片来源：Van Helden 2010，中文及标示记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可以看出，望远镜的故乡米德尔堡正位于新国家的边缘地带。那是一座临海的商业城市，也是最早参加乌得勒支同盟的造反省份——泽兰（Zeeland）的省会。尽管在八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也曾遭到西班牙军队的围困，但是由于商业繁荣以及毗邻天主教地区，米德尔堡的宗教冲突并没有像其他处如安特卫普那样激烈。有迹象表明，在和平谈判进行当中以及签约当年，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方面已经获知望远镜的信息，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详述。
同时，西班牙帝国在海上遭到重大打击而元气大伤。从1606年开始，筋疲力尽的双方开始接触谈判，1609年4月9日在安特卫普签订了《和平协定》（Twelve Years' Truce），阿尔伯特与伊莎贝尔事实上承认了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尼德兰革命在北方取得胜利，南方10个天主教省则仍由西班牙控制。
《和平协定》的签订为尼德兰带来了12年的安定。1621年阿尔伯特七世死后战火复燃，直到1648年荷兰全境获得独立，为八十年战争的第二阶段。望远镜的发明与传播，就正好处于谈判与实施《和平协定》的历史时期。设想一下，如果双方仍然处于战争对抗状态，荷兰方面一定会采取一些特别的紧急措施，严防这一具有军事意义的新发明被泄露给敌方。
Simon Frisius《宣告和平》（c.1613）（图片来源：Wiki），此图描绘了当年安特卫普市政厅前广场上军民欢庆协定签字的盛况。
下图为佛兰德斯画家延森斯（Abraham JanssensI，1575–1632）赞美《和平协定》的作品，画中的三位少女正在捆绑代表战争的箭，小天使从天外飞来表示祝贺，红衣妇女膝上的婴儿正享受着静谧温馨的和平时光，他（她）的年龄表明和平到来不久，躲在阴暗处的象征战争的丑妇正在哀嚎。
Abraham Janssens《和平与箭捆》（1614），现藏英国Wolverhampton美术馆
西方艺术作品中，不乏爱神维纳斯与其情人战神玛尔斯约会的作品，用来象征爱情最终征服暴力。最常见的画面是赤身裸体的玛尔斯酣睡在维纳斯身旁，丘比特正在偷走他的长矛与盔甲，而此画中的玛尔斯刚从战场归来，意味着和平降临不久。大勃鲁盖尔与鲁本斯合作的下面这幅画创作于1610-1612年之间，正是八十年战争的休战时期。
大勃鲁盖尔与鲁本斯《战神归来，维纳斯卸下玛尔斯的武装》（1610-1612），现藏洛杉矶盖蒂（Getty）艺术中心
大勃鲁盖尔另外两幅画中的望远镜
玛丽蒙特城堡（Castle of Mariemont）位于布鲁塞尔以南，得名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王后、后来成为哈布斯堡王朝驻尼德兰总督的玛丽（Mary of Austria，1505-1558），她是这座城堡的最早主人。城堡后来一直属于哈布斯堡家族，是尼德兰总督的行宫与狩猎场所。在下面这幅大勃鲁盖尔与鲁本斯合作的肖像画中，背景中就出现了玛丽蒙特城堡，与《玛丽蒙特城堡周边的风景》中的景色几乎完全一样。
鲁本斯与大勃鲁盖尔合作的《女公爵伊萨贝拉》（c.1615），现藏西班牙普拉多国家艺术馆
包括《视觉的寓意》在内的“五种感觉”完成之后，大勃鲁盖尔等人又创作了两幅类似的油画，是为安特卫普市政厅画的。为了迎接阿尔伯特七世与伊莎贝拉来访（他们平时住在布鲁塞尔的老王宫或玛丽蒙特城堡），市政厅要求大勃鲁盖尔领衔绘制一组类似“五种感觉”的作品。由于任务紧急，除了大勃鲁盖尔和鲁本斯外，另有10名画家参与了创作，他们大多数为安特卫普本地人。最后，“五种感觉”被合并精简成两组：视觉、嗅觉为一组；听觉、味觉与触觉为另一组，两幅完成于1618年的原作后来毁于火，现保存于西班牙普拉多国家美术馆的是1620年的仿作。
下图就是《视觉与味觉的寓意》（The Allegory of the Sight and the Sense of Smell），粗看起来与《视觉的寓意》很相似，不过细节有所不同。
大勃鲁盖尔与鲁本斯等《视觉与嗅觉的寓意》（1618），原作已毁，此为1620年左右的临摹本，现藏马德里普拉多国家美术馆
画面中有两位青年妇女，一个在照镜子，一个正接受鲜花，她们分别代表视觉与嗅觉。值得注意的是，代表视觉的女人脚旁立着一台望远镜，其形制与《视觉的寓意》中的那台非常相似，估计也是开普勒式的折射望远镜，银色的镜筒，有支架，中间带扣环，一头大一头小。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这一台望远镜有八个黑色扣环，《视觉的寓意》中的那台则是七个银色扣环，此画中目镜与物镜的口径差异也显得更大一些，筒长全部拉出估计约170厘米。如果大勃鲁盖尔与他的同侪们真的一丝不苟地遵守佛兰德斯画派精致写实的传统，那么两幅画中的望远镜很可能是两台出自同一制造商的不同望远镜。
在望远镜旁边还有一些科学与测量仪器，分别是比例规、星盘、卡钳和炮规，都与“视觉”这一主题有关。右边的书籍上则露出一个两头一般粗的筒状物，应该代表已经落伍的“荷兰人”的望远镜。
《视觉与味觉的寓意》局部
下面介绍大勃鲁盖尔的另一幅带有望远镜的佳作《气的寓意》（Allegory of Air）。1620年左右，米兰的红衣主教博若墨（Federico Borromeo，1564-1631）请求画家创作一组“四元素”系列，此为其中最后一幅，完成于1621年。1796年拿破仑挥师意大利，从米兰掠走了“四元素”，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水的寓意》和《火的寓意》回归故土，而这幅《气的系列》与其姊妹作《土的寓意》，不知为何没被战胜的反法联军注意到，未能返还原主，至今仍保存在卢浮宫里。
大勃鲁盖尔《气的寓意》（1621），现藏卢浮宫
在古希腊的四元素中，气是最难用形象表达的一种观念。大勃鲁盖尔通过色彩的变化描绘出透明而流动的大气，又辅以种种象征性的器物，很好地表达了这一主题。
画面中央是一个象征气的女神，身披红纱飘在空中，她的左手擎着一架浑仪，右手架着一头白色的美冠鹦鹉；身边的小天使则手持一架察谍镜，聚精会神地遥望远方天空；顺着镜头指向的云端看去，依稀可见代表日、月的阿波罗与狄安娜的马车正相向而行；天上、树上、地上则是五彩斑驳的各种鸟，可以辨别出来的有鹭鸶、猫头鹰、火烈鸟、天堂鸟、金翅雀、连雀、犀鸟、鹦鹉、鹰等——它们都是大气的宠物；除此之外，天空中还有几个飞翔的小天使，而在画面右端的地面上，另外还有三个小天使，他们或在读书或在戏耍，身边与脚下是一堆科学及测量仪器，这些仪器在《视觉的寓意》中都出现过。
望远镜早期传播途径的推测
至于望远镜在1608年以后的传播途径，莫拉若和塞尔维利的文章列出了四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来自教皇派驻阿尔伯特七世宫廷的特使本提沃格留（Guide Bentivoglio），他曾陪伴西班牙军队司令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1569-1630）前往海牙谈判，并于1608年9月25日目睹荷兰方面公开展示的望远镜。翌年4月2日即《和平协定》签订前一周，本提沃格留在给有权势的红衣主教博盖塞（Scipione Borghese，1577-1633）的信中报告了此事——博盖塞是教皇保罗五世（Pope Paul V，1550-1621）的外甥兼私人秘书。信中写道：“当斯皮诺拉侯爵从荷兰返回（布鲁塞尔）后，（阿尔伯特）大公与侯爵本人都急切希望获得这种仪器，后来他们果然弄到一架，尽管没有毛里斯亲王拥有的那架那样好。”
左：Michiel Jansz《斯皮诺拉侯爵像》，现藏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右：Ottavio Leoni《红衣主教博盖塞像》，现藏法国科西嘉岛Fesch博物馆
第二条线索与前一条有关，说是一位叫舍勒（Anton Maria Schyrle，1604-1660）的捷克天文学家，在其光学著作（Oculus Enoch et Eliae，1646）中，提到斯皮诺拉于1609年底在海牙买了一架可能由利佩希制作的望远镜。
第三条线索来自伽利略的好友、乌迪内（Udine）的贵族安托尼（Daniello Antonni）。他当时在布鲁塞尔的西班牙军队服役，于1611年9月写信给伽利略，说毛里斯亲王拥有数架购自发明者的望远镜。不过，伽利略此时已经制成了自己的天文望远镜，他最早是从在巴黎的弟子那里获悉这一新发明的。
第四条线索出自前文提到的那位法国人波莱尔，他对化学（炼金术）、生理学和植物学都有所涉猎。在他1656年出版的《望远镜的发明》中，波莱尔引用了詹森之子前一年在米德尔堡市政厅上的证词，当时那里正在召开有关望远镜发明权的调查会，证词提到“我们的工匠（指詹森）首先制造了16英寸的管子（tubes），并将最好的送给毛里斯亲王与阿尔伯特大公……他收到了金钱并被要求不再进一步向外泄露此事。”
2012年，意大利人布显提尼（Massimo Bucciantini）等人出版了一本关于伽利略与望远镜的书，2015年被译成英文，书名为《伽利略的望远镜：欧洲故事》（Galileo’s Telescope: A European Story），英文版的封面就用了大勃鲁盖尔的油画《空气的寓意》。
《伽利略的望远镜：欧洲故事》英文版封面（图片来源：www.ebook）
书中列出了《和平协定》签约前后望远镜传播的更多线索，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细节。
1608年9月底，利佩希向毛里斯亲王赠送了一架望远镜并请求专利，后者责令海牙议会审议他的申请，1608年10月2日联省政府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此案。
1608年10月6日，专门委员会要求利佩希制造一架双筒望远镜，但是没有批准他的专利请求，而是向他支付了一笔奖金。
1608年10月14日，泽兰省通知联省政府，声称米德尔堡的另一位工匠（詹森）也能制造与利佩希类似的仪器；大约同时，阿勒科玛的梅提乌斯也提出了专利申请。
1608年12月15日，荷兰当局决定拒绝利佩希提出的专利申请，同时要求他制作两架双筒望远镜，作为给法国国王的礼物——法国当时是西班牙在欧洲的主要敌人与荷兰（联省）共和国的盟友。
1609年2月13日，利佩希完成了任务，从此不再与联省政府打交道。联想到西班牙司令官斯皮诺拉曾目睹望远镜并于1609年底在海牙购得一架的事情，几乎可以肯定，利佩希已将获得专利的兴趣转到寻求更多顾客上面。
1609年3月底，数件样品抵达阿尔伯特七世的布鲁塞尔宫廷，他下令加以仿制，成功后分别送给他的哥哥、身在布拉格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以及他的表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 of Spain，1578-1621）。
尽管科学与技术的传播超越于国家、民族与宗教之上，然而对于望远镜这种有着明显军事用途的新发明，在交战期间对敌方秘而不宣是正常的；而事实恰好相反，荷兰当局不但没有采取非常严苛的保密措施，甚至不惮向敌方展示己方的新发明，这就不能无视新发明的诞生适逢特殊的休战阶段这一事实了。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看似粗糙却不无道理的结论：战争催生了望远镜，和平则为这一新发明的传播提供了多条迅捷的通道。
参考资料
[1] Bucciantini, M., Gamerota, M., and Giudice, F. 2015. Galileo’s Telescope: A European 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Molaro,P. & Selvelli, P. 2008. The Mystery of the Jan Brueghel the Elder’s Paintings. Memorie della Societá Astronomica Italiana.Vol.75.282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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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an Helden, A.et al. eds. 2010. The Origins of the Telescope. Amsterdam: KNA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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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Zuidervaart,H.J.2010. The‘True Inventor’ of the Telescope. a survey of 400 years of debate. In Van Helden, A. et al. eds. The Origins of the Telescope. Amsterdam: KNAW Press.9-44.
[8] 梦隐．2016．伽利略与望远镜．科学文化评论．第13卷第5期．125-128页.
[9] 梦隐．2016．大勃鲁盖尔笔下的察谍镜．科学文化评论．第13卷第6期．123-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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