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岭南文化背后有基督教的影子
张远来 姚红岭
岭南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对近现代汉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其特殊的海洋文化特征，其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岭南文化又与汉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岭南文化兼具中原文化之农业文化的特征，更具有重商务实、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特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点，岭南文化区域以广东为代表，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由于当初清政府最早向西方开放了广东广州十三行贸易及后来全市为口岸通商，基督教新教也较中国内地地区早了近40年传入广州，故对近现代岭南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通商及传教等活动，使得岭南文化中一早就有了基督教的影子。
本文尝试从近现代岭南文化背后去鸟瞰基督教的影子，但由于篇幅和本文的写作目的等所限，笔者只想在此蜻蜓点水式的做一点概括性的泛泛的表述，我所期待的是能看到各方家相关更全面而权威的研究。
从地域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但本文所讲的岭南文化主要限于广东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文化，以潮汕地区为中心的潮州文化，以及以移民为主的客家文化。在这三类岭南文化中，基督教都有深刻的影响，其产生影响的基本途径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
广东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于广东近海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唐宋时代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区，中国大凡国家太平，朝廷有自信的时期，就会对外开放，促进了商贸活动。这些商贸活动基本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向外辐射。特别是清中叶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对茶叶、丝绸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广州、佛山两大商埠外，潮汕商人的足迹，“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远至新加坡、暹罗一带，形成了当时商业系统著名的“潮州帮”（潮商）“广东帮”。商品经济的发展，铸造了岭南文化讲求实利实惠，偏重商业的倾向。清时期，清政府划出了广州的十三行作为给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贸易区。而通过商业贸易，西方人很自然地就把有着基督教背景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契约精神，西方科技和商业观念带入了岭南地区。自然，对近现代岭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传教士基督教文化对岭南文化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基督教新教自1807年由马礼逊最早传入中国。由于当时清政府只对外开放了广州十三行作为外国人经商的区域。于是马礼逊就穿梭于十三行、澳门及马六甲等地，藉着其经典的翻译，及商业活动把新教传入中国。虽然初始收效不大，但总算是把福音的种子播撒进了中国的文化土壤。特别是其翻译的圣经英华词典等等，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继马礼逊之后，随着清政府的对外逐步开放，海外大量传教机构把首先开放的广东，特别是广州作为对华传教的基地。在广州建立了大量传教基地。据笔者在广州时期的调查，仅仅是今天我们能找到的教堂遗址或者记录，就超过200多间。另外，传教士在广州建立了大量的教育机构、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各类慈善机构。对广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嘉约翰建立眼科医院及后来的精神病医院时，得到的国内捐款，包括两广总督等的捐款总额，甚至超过海外捐款。可见当时传教机构对广州的影响有多大。很明显，传教士所带来的基督教思想和管理理念都对岭南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移民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之省，由于历代的兵荒马乱都是自北向南，故每每中国国难之时，总有大量的国人逃难到南方，进而干脆移居海外。而炎黄子孙总有“落叶归根”的民族性，故无论远游到大洋彼岸还是东南亚，总想衣锦还乡。部分侨商吸纳了基督教文化，也很自然地将其带入广东。自然就融入到岭南文化的血脉里了。凡此种种，基督教文化便由此对岭南文化产生了不可割裂的影响。
学术影响
岭南文化过去一度被中原文化所否定。但近现代岭南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走向国际化，起到了桥梁性的作用。以岭南画派为例，以岭南三杰为代表，主张吸取古今中外尤其是西方绘画艺术之长以改造传统国画，使之朝着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帮助中国国画学会了西方绘画中的几何学与透视学原理，革命性地提升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岭南画派也自然成了国内外有影响的美术流派。而所谓透视学与几何学也是通过传教士带入中国的。
而号称吃在广州的饮誉世界的粤菜风味，不但吸取了国内八大菜系的技艺，也更是吸取了西菜烹饪之精要。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也是西方传教士首先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学术规范，教育管理等现代性的东西通过广东带入中国，自然成了岭南文化的一部分。
宗教影响
岭南为外来宗教入传中国的第一站，同时又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中国宗教除本土的道教由北往南传入广东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皆由海路经广东传入中国。特别是伴随着近现代西方科技来到中国的传教运动，直接把西方文化通过广东带入了中国。
科技影响
科技方面，由于传教士率先通过岭南进入内地，也因为岭南地区对外开放较早，早于内地半个世纪。故岭南的农技、手工技、医学等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定地位，明清之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为中国最早的生态农业，西医东渐，中国的西医院、西医学校以及西医生，均在岭南最早出现。
政治影响
在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孕育和产生出以康有为、孙中山、何子渊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一代先进人物。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则直接源自基督教精神，孙本人也是基督徒。民国建立之初，孙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 [1] ”在不同的场合，在孙的演讲中他直言：“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 [2] 在晚年时，孙中山对其革命事业做出总结：“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 [3] 实际上，有人研究后发现，在《十月围城》中，那些帮助孙中山基本都是基督徒。而黄花岗起义的烈士中，除了三位和尚，其余也多半是牧师和基督徒。
建筑影响
岭南派建筑风格主要分为广府建筑，潮汕地区建筑以及客家建筑。就功能性分类，岭南建筑具有隔热、遮阳、通风的特点；建筑物顶部常做成多层斜坡顶；外立面颜色以深灰色、浅色为主；以及方形柱的运用。 [4] 岭南建筑有明显的江南风格，但在布局形式和局部构件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和巴洛克的柱头，用条石砌筑规整形式水池，厅堂外设铸铁花架等，都反映出基督教建筑风格对岭南建筑的影响。
自由思想
除了上述有形的文化形式上的影响，基督教的自由精神更是对岭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岭南人除了少量本土居民，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大量北方居民随着战乱逃难到岭南地区。从而形成岭南，特别是岭南客家文化。从历史看，岭南人的特点一度是谨小慎微，从不表露自己的身份与背景的。但随着基督教思想的洗礼，岭南文化多了一层自由之风。近现代中国革命基本源自岭南文化范围。这种自由之风基本来自基督教精神和海洋文化的影响。近现代岭南文化的人文意识，特别是革新意识、开放意识、商业意识、务实意识和公民社会意识等等，无不来自基督教精神的熏陶。
当然，基督教对岭南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于此，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都几乎在岭南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可见基督教的影子。以上泛泛的叙述也不一定具备学术性的严谨。笔者在此只是在做一般性的观察。
岭南基督教和内地及江南地区的基督教有着明显的不同。哪怕是当年同一个宗派建立的教会，抑或者经过几十年无宗派意识的影响。岭南基督教依旧有着自己显明的个性特征。兹罗列一下几点：
家族意识与基督教孝道观的完美结合
在这一点上，潮汕地区的基督教及沿海福建，有着海洋文化背景的基督教尤为明显。这些教会的家族意识强烈，和基督教的孝道观完美结合。形成岭南基督教的个性特征。比如：岭南基督教一般都是一个家族都信住。要么一个家庭都信耶稣，要么都不信。他们不仅是把基督教当作个人的信仰，潮汕基督教更是把基督教当成是一个家族的信仰，上帝是这个家族的守护神。海洋文化的孝道观不及中原文化的农耕文化的孝道来得礼仪化。但潮汕地区的老百姓，特别是基督徒尤为孝敬父母长辈。其中一个原因是受基督教孝道观的影响。很多已经不去礼拜的基督徒后代，他们依旧常常以自己长辈的名义奉献资助教会事务。这一点有着岭南，特别是岭南潮汕文化基督教的特色。
奉献意识与基督教献祭观的兼容并蓄
岭南基督教的奉献意识远较内地教会强烈。应该说，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基督教徒奉献意识较农耕文化思维的基督徒强烈。
岭南基督教的奉献意识从某个角度看，是兼容并蓄了基督教的献祭观。献祭观的特点是，不仅把献祭，或者献祭代表的宗教活动作为一个心灵敬虔的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神圣而必须的宗教仪式。内地基督徒多把奉献当作一个单纯的心灵的活动，而岭南文化下的基督教多把奉献作为一个神圣的宗教仪式。这和他们拜偶像烧香现礼金的心理多少接近。实际上，即使不在基督教内，最早拜佛大量烧头柱香，奉献大量金钱的也是海洋文化的人士居多。岭南文化的基督教是把奉献意识与献祭观有机结合，兼容并蓄的。
主体意识与基督教宣教观的协调统一
岭南基督教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岭南基督教很难让外来信徒成为领导主体。但岭南基督教和温州基督教有着明显不同的是，岭南基督教更具有拓展性的传教意识。也就是说，岭南基督教吸纳外来群体成为自己的教友的意识远远早于温州教会。温州相当多的教会迄今都不能从心理和客观实践性上平等地接纳非温州本土的信徒。但岭南基督教从改革开放开始，很快就接纳了外来信徒群体，甚至把他们当作信徒主体。但作为岭南文化的独特性根，当代“岭南文化下的教会”（特别是以当代代表性的岭南-潮汕文化下的教会）依旧难以接受非本土的教会信徒成为领导主体。当发生信仰冲突时，岭南基督教的文化主体意识一般会超过或者一般原则问题的考量。也就是说，他们依旧会选择本土文化暨本土语言 [5] 下的基督徒为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是在战乱由北向南飘逸的过程中以语言相同而相熟及相属性的划分。也就是说，当战乱乱民聚在一起时，他们就会以语言的相同作为属我族裔的标准）。这种以语言文化为本体的主体意识超过教义本身的分歧，能让潮汕文化的教会放弃教义原则，转而以文化为归属建立岭南，特别是潮汕文化为主体的教会。故，传道人在岭南教会无论如何都需要学会并且以岭南粤语为主，方能得到潮汕文化下的教会的接纳。
但另一方面，潮汕文化下的教会又能有效地结合宣教意识，吸纳非岭南文化的基督徒以壮大自己的教会。但主体意识和宣教意识依旧是铁板的结合。在接纳非潮汕文化的同时，保持潮汕文化基督徒的主体性。
这不啻为岭南文化基督教的一大特色。
历史上，岭南文化一直被中原文化边缘化。一方面，岭南原是蛮瘴之地，另一方面，岭南多为官员被贬打发过去的地方，有是逃难之乱民之地。故在古代社会是被边缘化的。但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一直被视为边缘文化的岭南文化充分显示其强大生命力。岭南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最早承接了基督教思想，也最早受惠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已经拥有了开放意识的岭南人，于是，竞相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想，寻找救国强国的真理，从洪秀全到梁启超到何子渊再到孙中山，广东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革新发展了的岭南文化从广东辐射全国，在近现代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无论是革命思想，还是现代化科学文化制度，我们都能从背后看见基督教的影子。而且是一个正能量的灵魂式的影子！
美编：庄 校对：琳、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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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来 姚红岭
岭南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对近现代汉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其特殊的海洋文化特征，其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岭南文化又与汉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岭南文化兼具中原文化之农业文化的特征，更具有重商务实、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特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点，岭南文化区域以广东为代表，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由于当初清政府最早向西方开放了广东广州十三行贸易及后来全市为口岸通商，基督教新教也较中国内地地区早了近40年传入广州，故对近现代岭南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通商及传教等活动，使得岭南文化中一早就有了基督教的影子。
本文尝试从近现代岭南文化背后去鸟瞰基督教的影子，但由于篇幅和本文的写作目的等所限，笔者只想在此蜻蜓点水式的做一点概括性的泛泛的表述，我所期待的是能看到各方家相关更全面而权威的研究。
从地域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但本文所讲的岭南文化主要限于广东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文化，以潮汕地区为中心的潮州文化，以及以移民为主的客家文化。在这三类岭南文化中，基督教都有深刻的影响，其产生影响的基本途径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
广东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于广东近海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唐宋时代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区，中国大凡国家太平，朝廷有自信的时期，就会对外开放，促进了商贸活动。这些商贸活动基本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向外辐射。特别是清中叶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对茶叶、丝绸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广州、佛山两大商埠外，潮汕商人的足迹，“上沂津门，下通台厦”，远至新加坡、暹罗一带，形成了当时商业系统著名的“潮州帮”（潮商）“广东帮”。商品经济的发展，铸造了岭南文化讲求实利实惠，偏重商业的倾向。清时期，清政府划出了广州的十三行作为给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贸易区。而通过商业贸易，西方人很自然地就把有着基督教背景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契约精神，西方科技和商业观念带入了岭南地区。自然，对近现代岭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传教士基督教文化对岭南文化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基督教新教自1807年由马礼逊最早传入中国。由于当时清政府只对外开放了广州十三行作为外国人经商的区域。于是马礼逊就穿梭于十三行、澳门及马六甲等地，藉着其经典的翻译，及商业活动把新教传入中国。虽然初始收效不大，但总算是把福音的种子播撒进了中国的文化土壤。特别是其翻译的圣经英华词典等等，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继马礼逊之后，随着清政府的对外逐步开放，海外大量传教机构把首先开放的广东，特别是广州作为对华传教的基地。在广州建立了大量传教基地。据笔者在广州时期的调查，仅仅是今天我们能找到的教堂遗址或者记录，就超过200多间。另外，传教士在广州建立了大量的教育机构、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各类慈善机构。对广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嘉约翰建立眼科医院及后来的精神病医院时，得到的国内捐款，包括两广总督等的捐款总额，甚至超过海外捐款。可见当时传教机构对广州的影响有多大。很明显，传教士所带来的基督教思想和管理理念都对岭南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移民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之省，由于历代的兵荒马乱都是自北向南，故每每中国国难之时，总有大量的国人逃难到南方。进而干脆移居海外。而炎黄子孙总有“落叶归根”的民族性。故无论远游到大洋彼岸还是东南亚，总想衣锦还乡。部分侨商吸纳了基督教文化，也很自然地将其带入广东。自然就融入到岭南文化的血脉里了。凡此种种，基督教文化便由此对岭南文化产生了不可割裂的影响。
学术影响
岭南文化过去一度被中原文化所否定。但近现代岭南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走向国际化，起到了桥梁性的作用。以岭南画派为例，以岭南三杰为代表，主张吸取古今中外尤其是西方绘画艺术之长以改造传统国画，使之朝着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帮助中国国画学会了西方绘画中的几何学与透视学原理，革命性地提升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岭南画派也自然成了国内外有影响的美术流派。而所谓透视学与几何学也是通过传教士带入中国的。
而号称吃在广州的饮誉世界的粤菜风味，不但吸取了国内八大菜系的技艺，也更是吸取了西菜烹饪之精要。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也是西方传教士首先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学术规范，教育管理等现代性的东西通过广东带入中国，自然成了岭南文化的一部分。
宗教影响
岭南为外来宗教入传中国的第一站，同时又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中国宗教除本土的道教由北往南传入广东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皆由海路经广东传入中国。特别是伴随着近现代西方科技来到中国的传教运动，直接把西方文化通过广东带入了中国。
科技影响
科技方面，由于传教士率先通过岭南进入内地，也因为岭南地区对外开放较早，早于内地半个世纪。故岭南的农技、手工技、医学等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定地位，明清之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为中国最早的生态农业，西医东渐，中国的西医院、西医学校以及西医生，均在岭南最早出现。
政治影响
在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孕育和产生出以康有为、孙中山、何子渊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一代先进人物。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则直接源自基督教精神，孙本人也是基督徒。民国建立之初，孙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 [1] ”在不同的场合，在孙的演讲中他直言：“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 [2] 在晚年时，孙中山对其革命事业做出总结：“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 [3] 实际上，有人研究后发现，在《十月围城》中，那些帮助孙中山基本都是基督徒。而黄花岗起义的烈士中，除了三位和尚，其余也多半是牧师和基督徒。
建筑影响
岭南派建筑风格主要分为广府建筑，潮汕地区建筑以及客家建筑。就功能性分类，岭南建筑具有隔热、遮阳、通风的特点；建筑物顶部常做成多层斜坡顶；外立面颜色以深灰色、浅色为主；以及方形柱的运用。 [4] 岭南建筑有明显的江南风格，但在布局形式和局部构件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和巴洛克的柱头，用条石砌筑规整形式水池，厅堂外设铸铁花架等，都反映出基督教建筑风格对岭南建筑的影响。
自由思想
除了上述有形的文化形式上的影响，基督教的自由精神更是对岭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岭南人除了少量本土居民，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大量北方居民随着战乱逃难到岭南地区。从而形成岭南，特别是岭南客家文化。从历史看，岭南人的特点一度是谨小慎微，从不表露自己的身份与背景的。但随着基督教思想的洗礼，岭南文化多了一层自由之风。近现代中国革命基本源自岭南文化范围。这种自由之风基本来自基督教精神和海洋文化的影响。近现代岭南文化的人文意识，特别是革新意识、开放意识、商业意识、务实意识和公民社会意识等等，无不来自基督教精神的熏陶。
当然，基督教对岭南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于此，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都几乎在岭南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可见基督教的影子。以上泛泛的叙述也不一定具备学术性的严谨。笔者在此只是在做一般性的观察。
岭南基督教和内地及江南地区的基督教有着明显的不同。哪怕是当年同一个宗派建立的教会，抑或者经过几十年无宗派意识的影响。岭南基督教依旧有着自己显明的个性特征。兹罗列一下几点：
家族意识与基督教孝道观的完美结合
在这一点上，潮汕地区的基督教及沿海福建，有着海洋文化背景的基督教尤为明显。这些教会的家族意识强烈，和基督教的孝道观完美结合。形成岭南基督教的个性特征。比如：岭南基督教一般都是一个家族都信住。要么一个家庭都信耶稣，要么都不信。他们不仅是把基督教当作个人的信仰，潮汕基督教更是把基督教当成是一个家族的信仰，上帝是这个家族的守护神。海洋文化的孝道观不及中原文化的农耕文化的孝道来得礼仪化。但潮汕地区的老百姓，特别是基督徒尤为孝敬父母长辈。其中一个原因是受基督教孝道观的影响。很多后代已经不去礼拜的基督教后代，他们依旧常常以自己长辈的名义奉献资助教会事务。这一点有着岭南，特别是岭南潮汕文化基督教的特色。
奉献意识与基督教献祭观的兼容并蓄
岭南基督教的奉献意识远较内地教会强烈。应该说，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基督教徒奉献意识较农耕文化思维的基督徒强烈。
岭南基督教的奉献意识从某个角度看，是兼容并蓄了基督教的献祭观。献祭观的特点是，不仅把献祭，或者献祭代表的宗教活动作为一个心灵敬虔的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神圣而必须的宗教仪式。内地基督徒多半奉献当作一个单纯的心灵的活动，而岭南文化下的基督教多把奉献作为一个神圣的宗教仪式。这和他们拜偶像烧香现礼金的心理多少接近。实际上，即使不在基督教内，最早拜佛大量烧头柱香，奉献大量金钱的也是海洋文化的人士居多。岭南文化的基督教是把奉献意识与献祭观有机结合，兼容并蓄的。
主体意识与基督教宣教观的协调统一
岭南基督教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岭南基督教很难让外来信徒成为领导主体。但岭南基督教和温州基督教有着明显不同的是，岭南基督教更具有拓展性的传教意识。也就是说，岭南基督教吸纳外来群体成为自己的教友的意识远远早于温州教会。温州相当多的教会迄今都不能从心理和客观实践性上平等地接纳非温州本土的信徒。但岭南基督教从改革开放开始，很快就接纳了外来信徒群体，甚至把他们当作信徒主体。但作为岭南文化的独特性根，当代“岭南文化下的教会”（特别是以当代代表性的岭南-潮汕文化下的教会）依旧难以接受非本土的教会信徒成为领导主体。当发生信仰冲突时，岭南基督教的文化主体意识一般会超过或者一般原则问题的考量。也就是说，他们依旧会选择本土文化暨本土语言 [5] 下的基督徒为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是在战乱由北向南飘逸的过程中以语言相同而相熟及相属性的划分。也就是说，当战乱乱民聚在一起时，他们就会以语言的相同作为属我族裔的标准）。这种以语言文化为本体的主体意识超过教义本身的分歧，能让潮汕文化的教会放弃教义原则，转而以文化为归属建立岭南，特别是潮汕文化为主体的教会。故，传道人在岭南教会无论如何都需要学会并且以岭南粤语为主，方能得到潮汕文化下的教会的接纳。
但另一方面，潮汕文化下的教会又能有效地结合宣教意识，吸纳非岭南文化的基督徒以壮大自己的教会。但主体意识和宣教意识依旧是铁板的结合。在接纳非潮汕文化的同时，保持潮汕文化基督徒的主体性。
这不啻为岭南文化基督教的一大特色。
历史上，岭南文化一直被中原文化边缘化。一方面，岭南原是蛮瘴之地，另一方面，岭南多为官员被贬打发过去的地方，有是逃难之乱民之地。故在古代社会是被边缘化的。但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一直被视为边缘文化的岭南文化充分显示其强大生命力。岭南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最早承接了基督教思想，也最早受惠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已经拥有了开放意识的岭南人，于是，竞相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想，寻找救国强国的真理，从洪秀全到梁启超到何子渊再到孙中山，广东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革新发展了的岭南文化从广东辐射全国，在近现代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无论是革命思想，还是现代化科学文化制度，我们都能从背后看见基督教的影子。而且是一个正能量的灵魂式的影子！
美编：庄 校对：琳、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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