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长篇新作《艺术家们》：用“两支笔”写一本小说，写一群中国人内心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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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诗丨冯骥才画作
“我不回避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我的理想发自心灵，我的唯美拒绝虚伪。”
在长篇小说新作《艺术家们》的序言中，冯骥才的这番话，近乎他大半辈子人生的心灵自白。的确，一个理想主义者，才会因为痛惜文化遗产的流失，天南地北地奔波抢救，一跑就是二十余年；一个唯美主义者，才会在近八旬的年纪笔耕不辍，以美善来书写他心中艺术家的胸襟。
“我做的不是学问，而是活生生的文化”
以在上海市作协召开的《艺术家们》研讨会为契机，时隔多年以后，冯骥才再次来到上海，并在开会前去了一趟巴金故居。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到访故居，但其实早在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冯骥才就曾与梁晓声、贾平凹、赵丽宏和张抗抗5位全国政协委员，一起提交过建议建立巴金故居博物馆的提案——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记录、整理，到传统村落的认定等，这些年冯骥才带队奔走在文化遗产抢救第一线，许多经由他提交的提案在各方努力下落地开花，焕发生机。如研讨会主持、评论家王尧所言，冯骥才是少数将思想情怀写在稿纸上、也写在大地上的作家。
在近些年回到创作现场后，冯骥才接续自己对于文学的热爱，接连推出了多篇《俗世奇人新篇》和《单筒望远镜》《艺术家们》两部长篇小说。“冯骥才的创作始终追求着艺术的真谛，就像巴金先生当年对创作的要求：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赵丽宏说。
△树后面是太阳丨冯骥才画作
本篇画作均来自于插图版《花巷》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首发于《收获》2020长篇专号秋卷的《艺术家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期单行本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谈论冯骥才的写作，唤起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早年求学期间的记忆：“1979年我在农村读到杂志上刊发的《铺花的歧路》，很多年后才知道那本杂志就是《收获》。读大学时《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又在我们班上大家竞相阅读，风靡一时。”从《铺花的歧路》《啊！》到《三寸金莲》等，以及在行走于抢救文化遗产的路途中陆续推出的专栏“田野档案”“田野手记”，《俗世奇人新篇》和最新的《艺术家们》，“在这么长的时期，我所有的至今满意的作品，起码有85%以上都给了《收获》”，冯骥才的这番话，验证了这样一个说法：以一份杂志的方式，《收获》上留有他多年以来风尘仆仆却也激越磅礴的人生印记。
“我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跟我们当代的文化、当代的生活、时代的精神、人民生活的需求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审美的需求需要融合起来。我们要致力于创造能站在时代的高峰，能够体现鲜明的时代精神，有巨大感召力的感染力的，而且有独创精神和审美精神的作品。”
——冯骥才
对冯骥才自身而言，从文学到非遗保护，再回到文学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转折和断裂。所有的人生过程，都是阅历的积淀和素材的积累。
近几年因为体力和精力的限制，逐渐重回书房后，他自陈“不是我找文学，是文学找上了我”，而此时，他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馈赠：“我觉得做大地文化抢救的时候，我做的不是学问，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我遇见的都是活生生的人，这对我而言都是积累。”冯骥才坦言，若是没有这些年的文化积累，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俗世奇人》，“古人说得对，只要行万里路，接触世界的方方面面，生活就不知不觉地积累下来，到时候它自己会成熟。不管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认识，还是对社会或者人性的忧虑，它一定是这样的”。
△研讨会现场 主办方图
而在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眼中，冯骥才一直是一位创作力旺盛的作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他不断有新作品出现，后来主要精力投身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当中，最近这几年，创作力特别旺盛的时期又到来了。”在《艺术家们》中，冯骥才以三位画家楚云天、罗潜和洛夫从心灵交汇到逐渐离散的过程，折射近五十年来的时代变迁。“作品以小题材写大时代，也以小故事写大内涵，从画家们的生活场景等很小的故事切口，内涵丰富，这与他的艺术追求、艺术标准高度吻合。”
反思剧烈变动的时代中精神生活和文学写作的关系
“阅读《艺术家们》这个长篇，可以看到置身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家，同时也是画家、文化学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要梳理这一代人的来路，他要看到、留下、发现这一代人的思想脉络、人生历程和艺术轨迹，甚至是人格锻造的过程。”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何向阳指出。
在一周前，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的现场，冯骥才作了《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的主题发言，谈及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认定的工作进展。在何向阳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也是主力军，这个群体中的艺术家们都担负着时代所赋予的文化使命。在时代的进步中完成艺术的进步，在艺术进步中还形艺术家的人格，不仅是时代的使命，也是文化积淀所必需。
“在这一层面，许多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文化自信并没有完整建立起来，我们看到了太多那样一些人物，像洛夫、像罗潜，他们是‘走散者’，也是‘歧路人’，但是也有把自己的人格放在这个时代、坚守真理的艺术家。”谈及这一问题时，所关联的是——文化自信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自信是对自己民族文化根脉的自信，是对在这一根脉上生长出来的新文化的自信，是对这种新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具有地位的自信，是意愿将自己，也就是艺术家本人的生命、创造汇入到这一文化洪流中，贡献自己全部才华的自信。这种自信在楚云天等人的身上得到了非常好的展示。”何向阳说。
△野花丨冯骥才画作
在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看来，这部作品既是一群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是冯骥才自己的心灵史，“作品浓缩了知识分子这一特定人群面临的许多时代命题，也体现了冯先生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和在各个场合、各种艺术门类里的文化坚守”。
这种知识分子情怀，在细读作品的很多片刻，让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想起了疫情期间居家重读《日瓦戈医生》时的感受：“《艺术家们》中回荡着一种‘十九世纪’的声音，在叙述上受那个时代文学精神的影响，是艺术家的众生相，也是冯骥才漫长精神生活的写照。所写到的艺术家的生活、阅读的作品、对作品的看法、对音乐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角度，很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跟艺术家的身份交织在一起时所形成的那种声音。这种重温，也是在反思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中精神生活和文学写作的关系。”
回望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历史，复旦大学教授、评论家郜元宝慨叹：写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数量并不多，且不少写着就成了“儒林外史”式的呈现。在他看来，冯骥才颠覆了这一写法：“他可以写别的，也曾经写过阴暗，他对此太熟悉了。但在这里他就写一群中国人内心的高贵，这是他的选择。”
△期待丨冯骥才画作
在讲述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与时代所产生的关系的同时，《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评论家来颖燕所关注到的，还有作品中所还原的艺术作品产生的情境：“它让我感受到，艺术作品不在于最后的形式，怎么产生、怎么创作、怎么成型也是艺术的一部分。这些可以对接其当代的现实情况，反应时代浪潮中一种典型的艺术追求的走向。”
这种直面文学价值和探讨文学艺术价值如何产生的写法，也令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评论家项静格外感慨：“这里面有撕碎、并将文学价值产生的过程剖析和体现出来的过程，是个人化时间与大历史时间的相互调度、相互融合，这是艺术的自我。艺术的价值是什么？一定是在混沌中、滚动中产生的价值。”《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评论家方岩最突出的阅读感受，则是一种与当下青年作家叙述时的疏离和淡漠截然不同的一种写作姿态：“冯先生文本中作家的主体形象非常突出，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热情贴着自己的人物来走，作家本身和他的描写对象是融合在一起的。”
“从理想主义角度来讲，他提供给我们的就是那样一种美且高贵的人”
当真正切近《艺术家们》的阅读时，不难感受到即使身处不同的时代境地，艺术家们身上始终存在着的一种纯粹力量。
郜元宝认为，这种力量来自简单而质朴的一个字：“美”。“我们多少年的文学是跟‘丑’周旋，但是也渴望有明天，渴望有美。这部长篇小说让我非常感动，就好像一个人举着一朵玫瑰穿过城市，不看前后左右，只盯着这几朵玫瑰——它是我们的理想和希望。他将自己对于美的理解贯穿在此时此刻，他不肯放弃美，不肯放弃理想。”
△粉墙丨冯骥才画作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评论家周立民如此定义冯骥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冯骥才首先是社会的思考者和美的守护者”。而这种对于美的守护，和始终贯穿其中的理想和希望，也使程永新在收到书稿后，阅读的过程里始终被一种“明亮而流动的阳光”所萦绕，“这部小说写了出生在租界老城区成长起来的几位艺术家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情感生活，通篇流动着明亮的情绪，隐忍而悠长、节制。即便在写到困厄和苦难时，依然蕴含着温暖，张扬人性的美好。作家具备批判精神和反省精神，就是因为写作时心中有大爱。”
没有经历过那个蓬勃激情年代的年轻一辈，是否能理解冯骥才笔下的理想和希望？青年评论家黄文娟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很多地方，我会被细节所感动。这种感受不是单一的，是美、是震动，最后达到慰藉。主人公那种对于绘画艺术兴奋、满足和迫切分享的感受，是任何时代、任何有精神追求的人都会体会到的满足。冯老师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我想起席勒说过的一句话，理想主义者的追求远远超过感情生活和现实生活，他着眼于整体，着眼于永恒的播种和种植。”
“我一直想用两支笔写这本小说，我的话并非故弄玄虚。这两支笔，一支是钢笔，一支是画笔。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艺术家非凡的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我想用画笔来写惟画家们才具有的感知。”
——冯骥才
这部小说，也是冯骥才心中埋藏了很久、想为艺术家们所写的一部作品。“我确实一直想写一本艺术家的小说。”冯骥才说，“我们这代人、这代作家都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也写了《贝多芬传》，在他笔下莱茵河的水、乌云都是音乐，这是他的语言节奏，其中独特的气质就是一种音乐的感觉，艺术家对生活的感知是异于常人的。所以，我要用画家的笔、画家的感觉、画家对生活的敏感和对形象的感觉来写一个小说。”
在写与画家韩美林对话而成的口述史时，冯骥才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历经沧桑后，依然来自画家内心的光明、纯粹和唯美，“谈论这本口述史时，我说，‘太阳是黑夜下的蛋’，这是我对艺术家的理解，我就想写这样的艺术家”。
△深巷丨冯骥才画作
接踵而至的问题便是，为什么要写艺术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何平认为，冯骥才在序言中提及的“调色盘中的思想与人性的分量”，也可以被认作小说的关键词。“普通小说里写的人，有着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不一定有崇高的审美，这必然会使‘艺术家们’进入中国当代小说的人物谱系，这是非同常人的一群‘异类’。从理想主义角度来讲，他提供给我们就是那样一种美且高贵的人。”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冯骥才说，自己和身边的伙伴们身上都曾充满一种“草根精神”，这也许能为《艺术家们》留下精神的注脚：“那个时代没有作家，没有艺术家，也没有商业文化，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草根精神’，都是快乐的，是精神的。我写艺术家的生活，实际上是写人的精神生活。”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出版社图 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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