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往圣继绝学｜一代内经大家王玉川

首届国医大师王玉川是中医界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也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今年是王玉川诞辰100周年，《中国中医药报》整版进行报道，回忆大师的治学思想和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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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内经大家王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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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川是中医界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黄帝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他一直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主编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为《内经》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使之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重点学科之一。

幼年学医 师承大家

王玉川小学时就开始选读中医古典名著，15岁时已能通读《黄帝内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送到近代中医学家戴云龙诊所当学徒，从此便踏进了中医的大门。在名医戴云龙和陆渊雷的言传身教下，王玉川深得中医药学之真髓。1943年3月，王玉川在家乡头桥乡设立了自己的诊所，开始独立行医。1954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现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承淡安任校长。1955年，王玉川被推荐到该校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学习。第一期中医进修班60名学生中，除先生外，还有多位后来成为中医界的重量级人物，如董建华、印会河、王绵之、颜正华等。

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只有一年学习时间，在短暂的学习生活中，王玉川如饥似渴地研修各种医著，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并参加了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内经讲义》的编写。进修班还没结业，先生就被学校破格提前留校任教。

1956年，为培养具有研究、教学、医疗工作能力的高级中医人才，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个城市开始筹建中医学院。1957年9月，王玉川奉卫生部调令北上，进入刚刚创建一年的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被任命为内经教研室主任，创建内经学科。

到北京中医学院后，当务之急就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黄帝内经》的丰富内涵，王玉川率领教研室同事夜以继日地编写讲稿。经过两年多的全力拼搏，由他主编的《黄帝内经素问译释》和他参编的《中医学概论》终于完成出版发行。之后，由他主编的集前人之大成的《内经讲义》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从此，中医院校有了既能通观全著又能撷取其精华的《黄帝内经》教材。196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将《内经讲义》再版，这本书经全国教材会议通过，升级为全国统一的《黄帝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的编写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王玉川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他熬到天亮，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着他一路坚持中医学术研究，凡与他共事过的同事无不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染。

业精于勤 深耕内经

《黄帝内经》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阐明了人体结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王玉川在1985年发表学术论文《关于“三阴三阳”问题》《中医阴阳学说发展史浅说》，在中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王玉川认为，“三阴三阳”的命名是以阴阳之气的盛衰多少为依据的。他在《素问·阴阳别论》《素问·经脉别论》等篇章里发现，厥阴为一阴，少阴为二阴，太阴为三阴；少阳为一阳，阳明为二阳，太阳为三阳。“一、二、三”较之“老、少”更能精确地表述数量和层次上的关系。“三阴三阳”这个标准的确定，更精确地区分了阴阳、盛衰，以利于分析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和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以及人体和自然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三阴三阳”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改革，对于中医理论的建设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

他从生物全息论角度提出“五行互藏”是一种典型的五行全息思想，认为在每一“行”中都有整个五行的缩影，把这种“五行互藏”理论称为五行全息论。

王玉川在研究《黄帝内经》时发现了味脏理论与归经学说，提出了不断发展的味脏理论。五味入五脏、五谷五畜配五行理论虽是五行学说的内容之一，但其中亦有很多臆测的成分。特别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归经理论，随着中药学的长足进展，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酸入肝、苦入心等，一种味只与一个脏发生直接联系的观点，无疑是早期的理论，与客观实际存在较大的差距。成篇较晚的《素问·脏气法时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所说的一种味与多个脏发生直接联系的说法，即是后来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实际情况。

1991年发表的《浅谈经脉气血循环理论的发展演变》，表达了王玉川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的独特见解。他在研究中发现，《黄帝内经》的经脉气血循环理论，不但与《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有渊源关系，而且在《灵枢·经脉》成书之前，存在一个多种学说并存的过渡时期。此期的经脉气血循环学说约有四个不同的流派，《灵枢·经脉》成书则是这次争鸣的终结。

王玉川在1993年编著的《运气探秘》中探讨了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了平气概念的重要。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了《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中医界的最高水平。他发现，五运和六气开始是两个不同派别的学说，五运的起源较六气早得多。五运学说本身有一套变化周期和推演测算的公式，并有比较全面而明确的研究范围以及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素问》中有很多论述可以证明。五运和六气各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它们又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后来因客观实际的需要，通过学术交流，彼此影响，相互渗透，逐渐融合为一个体系，统称为运气学说。

授业解惑 培育桃李

王玉川提倡现代学院教育，听过他授课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但他直接带的学生仅四五人。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患者，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理论与临床相得益彰，只有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才能使临床疗效显著。他经常要求年轻学子们要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学生的毕业论文，他都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篇论文要修改好几天，很多毕业生一直珍藏着他精心审阅过的论文。

刘燕池1962年从北京中医学院中医专业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程。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先生当即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以作参考。当刘燕池意外地拿到老师这份讲义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王玉川的研究生陶广正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其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

王玉川影响了一大批严谨操守、具有厚重文化学术底蕴的学者。出生于1955年的严季澜，也像他的老师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笨功夫”。后来严季澜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人文系主任、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成为中医教学、科研与临床学术的传承人。

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王玉川在中医教育这片园地辛勤耕耘，一届又一届跟随先生学习过的“北中医”人，很多都成为全国各地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的中坚力量。

耄耋之年的王玉川仍担任着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和终身教授。他是学问大师，著作等身，为人处世却宁静淡泊、不慕荣利、虚怀若谷、淳朴无华，真正做到了如古人所言“学然后知不足”“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圣贤精神。

王玉川从事临床、教学和中医文献研究60余年，在中医药学界，他是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孟庆云这样评价：“王玉川是重要的中医学家，在当代中医学界，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少有的。”

在临床传承上，王玉川擅于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常言：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诊治能力，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手段。他指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但他不忽视理论，善于总结临床经验，将之上升为理论，或以之反馈于理论，之后再应用于临床。他指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这样更能得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王玉川辛勤耕耘60余载，甘为人梯，提携后学，桃李芬芳，同时又是一名敬业的医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悬壶济世，为百姓解除疾病的痛苦。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临证时精心审视、一丝不苟，遣方用药、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2009年，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医大师，王玉川与其他29位老中医一起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选为国医大师。但对他来说，最大的荣誉是来自一位又一位患者的信任，最欣慰的是看到中医学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当选国医大师的消息传来时，面对这份崇高的荣誉，他依然很平静地说：“这没什么，我也没做多少工作。”

王玉川一生献身于中医药事业，成为一代中医学名师，践行着 “为往圣继绝学”的神圣使命。（文｜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 郭霞珍 陈子杰 禄颖 王维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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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先生脚步 建设内经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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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川主编《内经》讲义（油印本）

1957年，国医大师王玉川奉调北京中医学院，开始创建内经教研室，并任内经教研组组长。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先生率领同事夜以继日地开展研究，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精华，终于完成第一部北京中医学院《内经讲义》油印本，并运用于实际教学。学生认真学习并总结了《内经课堂笔记》，这些宝贵的经验成果成为先生主编全国统编第一版、第二版《内经讲义》教材的重要参考，这种编排写作体例也为《中医学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等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借鉴。正是由于以先生为代表的《内经》前辈们为学科发展打下的深厚基础，2012年，内经学科获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2022年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先生在《内经》学术研究上给我们后辈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先生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他在谈到中医治学方法时说：“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这些真知灼见为内经学科的教学、科研指明了方向。时至如今，学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内经学术骨干，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优秀学术梯队，活跃在教学、临床、科研第一线，并形成以下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一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构架与内涵研究。学科自成立伊始就开中医理论体系研究之先河，全国统编第一版、第二版《内经讲义》教材的编写框架成为我们重要的参考，学科曾承担国家“973”项目“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中医理论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并开始搭建中医经典知识挖掘与传播平台。二是《内经》的哲学思想与五运六气科学性研究。先生曾主编《运气探秘》，从概念形成、时代背景、应用范围等角度，研究运气学说的产生经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三是五脏藏神理论研究。提出脾胃是五脏藏神的核心环节，揭示脾胃与精神活动密切相关的科学基础，揭示中医学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理论的科学内涵，并参与制定《中医神志病临床诊疗指南》。四是《内经》思维临床应用及文化传承研究。探讨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多种方式及《内经》思维临床运用的规律与方法，主编《王洪图内经临证发挥》《黄帝内经通俗讲话》，出版翟双庆解读《黄帝内经〉》系列丛书等。可以说，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科形成的研究方向，与以先生为代表的前辈们的研究成果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前辈们的影响，使得学科始终重视《内经》教学改革，强调临床思维运用，突出基础理论研究，深化经典文献挖掘，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例如《内经选读》已经成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作为学科晚辈，我深感先生对晚辈们的殷切期望。记得2014年《王玉川古方求学笔记》出版时，先生专门题词“传承创新学内经，继往开来新一代”赠予我，当先生颤颤巍巍地把书交在我手里时，我受宠若惊，更加坚定了为学科发展努力奋斗的信念。随后在学科带头人翟双庆的带领下，我与学科成员一起，于2022年完成了《王玉川医学全集》编写工作并顺利出版，最近还获得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国际贡献奖著作奖一等奖。恰逢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也以此书纪念内经学科前辈王玉川教授。“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相信在先生的影响下，我们一定会坚持不懈地把《内经》学术传承好、发展好。（文｜北京中医药大学陈子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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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后辈为人为学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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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医学家中，既具深厚的传统学术根柢，又富时代精神而能探微索隐者，为数并不多，王玉川教授是代表之一。我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入北京中医学院首届中医研究生班，受教于先生门下，指导我们研学《灵枢经》。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为《黄帝内经》研究生开列了一张23家34种必读书目，以为专业固本厚基，并云天道酬勤，砍柴不省磨刀之功；对研究生教学，先生亲编辅导教材，并操着浓重的江南口音讲授，博古以为证、引今以启思，培养后学可谓炽热殷切。先生在中医学院初始主编了《内经》讲义数种，正是先生用心于中医事业传承的精神结晶，其开创中医新教育之功不可没。

先生对《内经》学术研究倾注了毕生精力，方向主要在文献考辨和理论探索上。从刊发的论著名录看，主要在阴阳五行、经脉气血、运气学说、河洛文化等方面。其援引古代典籍广博而确当，探究学理内涵精深而义切，尊古而不泥古，理乱而求至真。由此阴阳五行学理的源流演变得以厘清，医学应用条分缕析；阐释经脉气血论说的古义，其生命科学的价值得以发扬。对于颇具争议的五运六气学说，先生考据史料文献、辨析天文历算，并以严密的学术逻辑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论证运气体系及流行病预测模式，评价其功过是非及现实意义，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先生作为中医教育家，以传承传统医学为己任，淡泊名利，无私奉献，高风亮节；作为中医学者，其学术研究，无论学风、方法还是成就，堪称后学楷模。学术研究进步是中医事业发展的基础，贯穿于守正创新的始终。在中医学术领域，“守正”就是正确解读中医理论体系，揭示其科学内涵并传承下去。这就需要在比较东西方认知体系基础上，全面、准确、系统地阐发《黄帝内经》原创的中医生命观及其概念理论和医学方法。中医概念理论的科学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构成了怎样的异于西方医学的概念理论系统？这些都要通过研究《内经》搞清楚，这是我们中医人必须完成的时代任务。做《内经》学术研究，需要一批既有志向、甘于奉献，又兼具一定国学基础和现代科学知识的学者，以先生为表率，通过坚持不懈努力，才有希望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先生已离我们远去，但精神永留心中。（文｜北京中医药大学烟建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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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出品

来源 | 中国中医药报

排版 | 聂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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