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江湖里的姑娘们

在刚过去的夏天，“姐姐”成为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

热播剧、综艺节目里、灯光闪耀的舞台上，姐姐们成为主角。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无论拥有怎样的际遇，正青春还是已步入中年，女性都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中创造价值，实现自我。

她们结婚，不再是循规蹈矩，而是为了“真爱”；她们不再是谁的附庸，穿着精致的职业装在写字楼里追逐梦想；年龄、身材并没有好坏之分，她们享受时间带来的经验与沉淀。

除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外卖江湖里的姑娘们也同样动人：

在很多个城市街头，姑娘们把头发挽起来，塞进蓝色头盔里，骑上电动车或者摩托车，闯进了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外卖江湖”。

这个行业消耗体力，需要长时间奔波在外，男性在身体和社会分工上占有优势。

但它拥有更多的公平：不论男女，按接单量计算薪酬，只要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就必然会得到更丰厚的回报。时间相对自由，不想跑单了可以随时结束一天的工作。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一群女性外卖骑手，他们之中：

有的人来自农村，拒绝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留在了城市；

有的人是年轻的全职妈妈，陷入育儿焦虑，一度想要自杀，送外卖成为她生活里的空隙，在这个职业里，她体会到难得的自由；

有的人是中年母亲，为了给儿子换肾，50多岁成为所在区域的“单王”之一，全年无休，她说自己从不怨怼于命运，永远选择行动，选择掌握主动权；

她们此前的工作各不相同，也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外卖员这个职业给她们提供了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以下是关于她们的真实故事：

 

文 | 陈欣阳

编辑 | 万芳

因为产后抑郁，我选择做一名外卖员

22岁的赵鑫鑫已经两年多没有正经去逛过街，买漂亮衣服了。

2018年3月，她在医院顺利产下儿子，成为一名年轻妈妈。在那之前，她性格爽朗，喜欢在空闲的时候拉朋友喝酒，在青岛的海边遛弯儿。

儿子的到来让她的生活陷入混乱。从怀孕开始，她就不得不从工厂离开，放弃工作——孕吐太厉害，每天都在吐，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住进了医院。

妊娠反应在这个女孩身上似乎特别强烈。春天到来的时候，她正式成为全职妈妈，但她很快意识到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失去了睡眠，刚出生的婴儿不太可能适应成人的作息，他们的哭闹显得特别不确定。

饿了会哭，尿尿会哭，冷了会哭，热了会哭。赵鑫鑫日夜颠倒，有时候会恍惚自己到底有没有休息过。她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并且是断断续续的，儿子睡了她才能休息。

更无法控制的还有身体的反应。涨奶太痛了，乳房硬得像石头，儿子无知无觉地吃奶，她疼得一直哭。孩子吃完不再闹，她的哭泣却并没有停止，一边哭一边还要给儿子拍嗝。

衰老快速到来了，没有表现在皱纹和白发，而是精力迅速衰弱。

刚满21岁的赵鑫鑫觉得自己熬不动夜了，不然第二天起来头昏脑胀，在生小孩之前完全不是这样的。

儿子过于依赖她，以至于赵鑫鑫不得不时时刻刻抱着他，放下就会哭。

她的丈夫从事IT行业，是业务繁忙的程序员，赵鑫鑫刚过了月子丈夫就去深圳学习去了。

她虽然不情愿，但好像也没有拒绝但理由，“他是去学习，也不是去玩”。

最开始的时候，赵鑫鑫觉得看顾孩子困难会跟丈夫吐槽，但丈夫说，你一个大人还看不了一个孩子？后来她就不再提。

但压力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不断累积。婆婆去世了，为了怕嫂子有意见，赵鑫鑫也不敢让自己的妈妈来照顾，只能自己一个人受着。

她不会做饭，就点外卖，很多时候在儿子的哭声里吃完。

最压抑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患上了产后抑郁，甚至有过自杀的想法。

有天夜里，她看着窗户，想着，从楼上跳下去就好了，是解脱。

送外卖给了她一道得以喘息的空隙。

今年上半年，有回她抱着孩子出门，在街上看到外卖小哥互相笑着打招呼，她也跟着心情舒畅了一点。

“当时想着，送外卖时间比较自由，也能跟人打交道”，赵鑫鑫决定成为青岛胶州街头一名外卖配送员。

这个想法一开始并不被家人接受，他们觉得太累，而且有小孩要照顾，但赵鑫鑫这次没有妥协，她明白自己非常需要一个窗口。

如果无法让自己的生活有更多松动的土壤，她觉得自己要“窒息”了。

后来，公公每隔一周会来照顾一段时间的孩子，赵鑫鑫就趁着这个机会去送单。

骑着摩托在街上吹风，她感觉到了久违的自由，对别人来说，接单意味着工作，但对她来说就是放风，“不用看孩子”。

有时候中午送完单，她不想回去，就骑着摩托车满城溜达。

有次，她约以前在工厂和餐厅打工时认识的朋友出来吃晚饭，点了烧烤和啤酒，“自从怀孕就没喝过酒”。

这个工作也让她重新找到与社会的连接，有时候出门，碰到穿着一样工作服的外卖员，大家会互相打声招呼，闲聊几句。

但赵鑫鑫说，虽然送外卖让自己暂时从育儿焦虑里解脱出来，但作为妈妈她还是会牵挂孩子。

有时候送单骑行在街上，她也忍不住想，儿子在家做什么呢。

公公年纪大了，在家爱看电视，儿子又淘气，爱在家里的桌子柜子爬上爬下，一个看不准就容易摔。

她每次到了晚上8点多，就会放弃接单，收工回家。

赵鑫鑫初中毕业后，就来青岛投奔姐姐，在餐馆打工，直到遇见现在的丈夫，成家、生子，在这座城市扎根。

她觉得自己的青春随着儿子的到来，彻底消失了，但她仍然对工作、对未来抱有期待。

等儿子再大点，上了幼儿园，她想着继续送外卖，骑着摩托车接单、抢单，和这座城市里所有职业女性一样，靠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

重庆年纪最大的女“单王”

重庆市龙头寺区的饿了么骑手很少有人不知道”邹姐”的。

在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外卖员群体里，邹姐显得独特：女性，50多岁，是当地年龄最大的外卖员。

如果是更熟悉邹姐一些的骑手，很容易被她身上的力量打动。

这几年，为了给患有尿毒症的儿子攒治疗费，她拼命工作，骑坏了三辆自行车，摔倒过不知多少次。

2019年初，儿子终于完成了肾移植手术，身体比以前好了许多，现在每月去复查一次，医生根据情况调整药量就可以了。

邹小容和丈夫用剩下的钱在重庆付了小两居的首付，给儿子在一楼开了一家副食店。

“想让他有个收入来源”，邹小容说，自己和丈夫总会老的，儿子还是要有个自己的收入渠道他们才能放心。

事实上，50岁往后，邹小容感觉体力越来越差了，现在每次跑完单回家，她感觉自己的腿都是软的。

丈夫、儿子不停地劝她回归家庭，不要那么累，欠下的债可以慢慢还。

但个性要强的她怎么都不同意，“我是那种欠着别人钱夜里睡不着觉的人，大家都是血汗钱，不容易，还是要早点还上。”

邹小蓉现在仍然保持每天跑单，但工作时间比儿子手术前要少一些，到了晚上正常下班，不再接夜单。

送外卖让她参与到更广阔的世界——现在，邹姐甚至成了“蓝天军团长”，管理30来个“骑士”。

大家有什么疑惑或者困难，都会打电话找她：车子坏路上了，迷路了，超时了，她一个个电话接过去，耐心解答。

每天中午，邹小容差不多都会接自己小区里的单，送完外卖正好回趟家，吃儿子做的饭，下午再出门工作。

看着儿子一天天好起来，她特别欣慰，“总算没有白辛苦”。

五年前，刚刚读大一的儿子周帅查出患有尿毒症。

治疗费用、肾移植手术费用对于邹姐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们卖了县城的房子，用来支付儿子每个月高达3000多元的治疗费用。

在那之前，邹小容和做装修工作的的丈夫在上海常年打工，压力也大，但觉得生活有盼头：儿子在老家念书，顺利读完初中、高中，考上了大学。

知道儿子患病的消息时，邹小容“觉得天都塌了”，她和丈夫从上海回了重庆，照顾儿子的生活。

最初，儿子的身体特别虚弱，邹小容有大半年没有上班，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儿子身上。

他们在重庆接住在邹小容丈夫的妹妹家。等儿子的情况稳定一点了，她在附近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

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要出门，送完一圈报纸回来照顾儿子吃早饭，之后还要出去订购第二天的报纸，但每月2000来块钱的收入还不够儿子的治疗费用。

后来有次她听说送外卖的工资会高一点，多劳多得，就穿上了那身蓝色工作服。

最初做外卖员的那几年，她基本全年无休，是龙头寺区“最拼”的外卖员之一。

早上九点出门，要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回去——重庆有夜市，晚上会有人点烧烤之类的小吃，且送餐费会比白天高一些。

在她这个年纪，很多人已经准备退休，或者休息在家照顾孙辈，邹小容却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新的知识、认识新的技术和世界。

最开始她用按键的手机，送外卖不得不换成智能机，抢单“没有年轻人反应快，手速快”，只能等着系统派单，或者抢那些别人不愿意接的单。

重庆有些老小区没有电梯，需要外卖员一个个台阶跑上去，年轻人嫌麻烦，她就把单子接过来。

检查出尿毒症的时候，儿子周帅还非常年轻，人生刚刚展开。

尿毒症不好医治，肾源特别难匹配，周帅“会有想不开的时候”，邹小容说。

幸好姑姑会帮着劝解：父母只有你一个孩子，你要是出什么事，父母下半辈子怎么办？

儿子想通之后越来越懂事，每次做腹膜透析，儿子都会叫邹小容出去，不要呆在病房里。

“他是怕我看见心疼”，邹小容说。

有次儿子做完透析疼得昏过去，她进病房送东西，看见儿子的床单上一大片血。“几斤药水往身子里灌，他得多难受啊？”

邹小容说，儿子以前是学钢琴的，大学也考上了艺术学校，特别活泼，但生病之后，像是彻底换了个样子。

“好像人变老了，也没有以前那些爱好了，没有以前爱笑”。

她看着心里痛极了，又不能说出来，怕儿子更难受。

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快点把债都还上，看着儿子平安成长。“我从来不会抱怨”，邹小容说。

她从未想过命运对自己公平与否，所有的结果她都承受，她说自己相信行动是最强大的力量。

做骑手，不做早嫁的农村少女

昆明这天下暴雨，李小茂送完单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推开门，白色的狗狗“三茂”就扑上来。

这是20岁的李小茂在昆明的第三份工作，外卖骑手。

在此之前，她做了两年多的服务员。

她说，如果不是勇敢地从老家离开，来到昆明，自己很可能已经成为早婚少女群体里的一个——在云南乡下，那是一个退学女生最常见的人生路径。

初一下学期刚上了一个多周的学，李小茂就宣布自己要退学，“不上了”。她描述当时的自己，叛逆、一根筋，不想学习。

李小茂的父母在她还在上小学时就外出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像是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给李小茂的规划是和绝大多数农村女孩一样：结婚、生孩子、过生活。

“他们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给我相亲”，李小茂只去见过一回，对方是外婆村里的。

两个人一起去吃米线，她见了面就想走了：对方的长相实在不合她的心意。但吸引父母的是男生拆迁户的身份，有房子，有钱。

李小茂拒绝了这次相亲，后来父母还给她介绍过好多个，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给她相亲的念头。

李小茂都是搪塞过去，最多加个微信聊聊，拒绝见面，“我想和我喜欢的男生在一起”。

父母的想法是找个老实的，女儿能在家庭地位高一点的，但李小茂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她从村里离开，来到昆明，做外卖员的决定也没有告诉父母——她决定开始自己掌握生活。

刚到昆明时她只有15岁，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中做服务员，切水果。

你能想象的那种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白班是从早上9点到夜里10点，晚班是从2点到10点，轮换着来。

有时候日夜颠倒，有时候回到宿舍脚是酸的——她们是集体宿舍，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塞着几张上下铺，一个屋子里住10个人。

李小茂做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工资太低，一个月1800。第二份工作还是服务员，工作比第一份时高了点，2600元。

李小茂在那里坚持的原因只有一个——她和当时店里的另一个同事谈起了恋爱，离开的原因也只有一个，她和男同事分了手。对方劈腿，她在一年多后才知道实情。

2019年4月，她通过当副站长的朋友介绍，成为一名外卖员，生活开始慢慢稳定下来，她自己租了单间，养了狗，在昆明这座城市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李小茂说，自己似乎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带来的温暖，20年的人生不长，但感觉自己一直都在“漂泊”，没有依靠。

小时候她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从未感觉到亲情。

“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她说，奶奶喜欢小儿子，作为大儿子的爸爸不被喜欢，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奶奶对自己冷漠的原因。

“感觉她养着我们就是因为我爸每月会给生活费”，李小茂从小到大的家长会永远是缺席的——父母外出打工，爷爷奶奶也不会来参加。

和她同龄的年轻人，条件好一些胆子大点的，去往深圳、浙江等地打工，成为工厂或饭馆、店铺里的一颗螺丝钉。剩下的按照父母的安排结婚、生子，成为年轻的爸爸和妈妈。

李小茂有朋友在美容院工作，她没有去打听过对方具体做什么，但感觉能“猜得到”，最后也只能是早早嫁人。

李小茂说自己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赚得多，自由。

有时候闲下来，她还会和其他的骑手朋友一起喝酒打牌。父母同在一个城市，她也很少去见面，不愿意接受被安排的人生。

她想着十年之后，到了30岁，自己能有资本在这座城市买个小房子，养一条狗，自由自在，结不结婚都不重要了——她希望自己有能力独自生活。

后记

三位不同际遇、年龄的姑娘在同一个职业跑道上有了命运的交汇，很难说清“外卖员”这个身份具体带给了她们什么。

或许它只是一个窗口，让女孩们可以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也提供给我们认识女性价值的机会。

很难统计一座座巨大的都市里，有多少个女性正青春，又有多少迈过了中年的门槛。

时间消失在格子间的键盘声、地铁的回音和旋转门的间隙里。

她们职业各不相同，但都在自己所处的平台和领域里踏实耕耘，乘风破浪。

三位外卖员的故事只是无数正与生活搏斗的女性的缩影。

我们记录她们，是在记录真实的人生轨迹，也是在记录刻板印象之下，“独立女性”具体的样子。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新人文浪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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