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80周年 是逼蔣抗日還是分裂國土？
（2016年12月12日 17:53 許劍虹／台北報導）
為了紀念西安事變80周年，陜西省文化廳和國家京劇院共同推出現代京劇《西安事變》，再度將張學良形容為憂國憂民，與愛國學生們打成一片的民族英雄。（新華社）
80周年前的今天（編按，即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與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打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旗號發動「兵諫」，扣押了人在西安視察剿匪態勢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這場發生於80年前，史稱為「西安事變」的歷史事件，大大改寫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向與國共兩黨的命運。直到今天，海峽兩岸的政府與學術界都還沒有辦法就「西安事變」的歷史定位達成共識。
只是自90年代推動「本土化」與「去中國化」運動以來，李登輝與後來接替的民進黨政府為了切割與大陸的關係，不再由中國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的角度去紀念在台灣被稱呼為「雙十二事變」的「西安事變」。於是整個「西安事變」的論述權就被中國共產黨給「整碗端去」，張學良與楊虎城也就成為了大路口中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愛國英雄。
如今淪為在野的中國國民黨與新黨，過去曾經堅定不移的捍衛中華民國版本的「雙十二事變」論述。只是從「聯共制台獨」與「反對民族分裂」的政治角度出發，許多來自泛藍與「統派」陣營的政治與文化領袖也越來越傾向於接受中共對「西安事變」的詮釋。即便不完全認同劫持領袖的行為，他們也認為張學良與楊虎城兩人的出發點是愛國的。
曾經參與拍攝《世紀行過：張學良傳》紀錄片，並多次在唐德剛協助下採訪張學良的郭冠英，就深受這樣的思維影響。他曾指出：「我知道西安事變是為了要求蔣委員長抗日，張學良、楊虎城是為了愛國而發動兵諫。我對楊虎城全家的被殺害，感到很難過，我對我可以與張學良接近，感到很珍視，我要撥亂反正，矯枉過正。」
今天海峽兩岸關於「西安事變」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駁斥中共相關論述的出版品也早在台灣、香港與海外華人社區出版。其中最值得討論的地方，就是張學良與楊虎城到底是不是因為「愛國」而發起「西安事變」的？如果是為了「逼蔣抗日」，是否蔣中正會因為沒有「西安事變」就不抗日了？假若從「反對民族分裂」的角度出發，「西安事變」又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大陸上海的四行倉庫遺址重現國軍88師八百壯士對抗日軍的壯烈畫面，然而若沒有充分的時間備戰，國府又如何能在淞滬會戰期間投入擁有德式裝備的中央軍部隊痛擊侵略者？(中新社發，湯彥俊攝)
蔣中正不抗日嗎？
受到中共史觀論述的影響，越來越多人相信假若沒有「西安事變」，蔣中正就不會起來領導全國軍民同胞抗日。可是來自於陶涵（Jay Taylor）、米特（Rana Mitter）還有大陸學者楊天石的研究，都已經指出無論有沒有「西安事變」，蔣中正都已經在進行對日長期抗戰的準備。蔣中正之所以堅持「安內攘外」政策，完全是為建立一個有利於持久抗戰的政治環境。
比方說蔣中正打著「剿共」的名義派遣中央軍進入內陸，目的就是要從在各地保持半獨立狀態的「地方實力派」手中收回兵權與土地。國家的兵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抵禦來犯日軍。全國的土地必須要回歸一統，中華民國才有可能徹底發揮其疆域上的優勢，與工業化程度發達的日本進行長期抗戰。
面對武裝到牙齒的侵華日軍，蔣中正在德國、義大利與美國顧問的協助下建立了現代化的陸軍與空軍。原本在德國顧問的協助下，國民政府打算建立30個步兵師用於反攻佔領華北與東北的日軍。不過受到「西安事變」的影響，中日兩國提前爆發了全面戰爭，所以在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之際，只有中央陸軍官校教導總隊，還有36師、87師與88師完成了德式裝備的換裝與訓練。
儘管如此，包括教導總隊在內的新式中央軍仍然在上海南京保衛戰中奮勇的與侵略者交戰。在與日軍的激烈交鋒中，新式中央軍打到傷亡殆盡也沒有阻止上海與南京的淪陷，但是他們卻破解了日本人在三個月之內迫使中國屈服的神話。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地方部隊在目睹到中央軍健兒的奮勇犧牲後，也紛紛投入了對日抗戰的絞肉機中，實現了中華民國軍民同胞們真正意義上的團結。
同樣的，假若沒有蔣中正從1932年開始就透過美國與義大利顧問協助下建立統一與現代化的中華民國空軍，那麼國軍也無法創下「八一四空戰」的勝利奇蹟。中華民國由美國、英國、義大利與法國採購的飛機，在抗戰初期的消耗量雖然龐大，但是再怎麼樣也都撐到了1937年年底，也就是蘇聯派遣志願航空隊到中國來參戰以前。
依照中共的論述，這段時間國民政府一系列的整軍備戰都是在為了「打內戰」做準備。而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中共對蔣中正最常使用的指控就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可實際上，當時中共並沒有空軍，地方實力派的空軍大多也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歸順了中央。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民政府購買Hawk-II與Hawk-III等戰鬥機的目的只會有一個，那就是抵禦日本的侵略。
那麼，蔣中正又何以在「九一八事變」後長達七年的時間對日本侵略的行為抱持相對克制的態度呢？答案很簡單，因為蔣中正比任何人都明白中華民國無力單獨戰勝日本。想要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必須要先獲得國際輿論的支持。而當時歐美各國的領袖，還尚未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並不願意介入其他國家之間的戰爭。
事實上，日本與中華民國也都是1928年《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act）的簽字國。所以即便日本明顯是和平現狀的破壞者，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也不想在反戰氛圍籠罩世界的不利狀態下貿然開戰。儘管如此，在1932年於上海爆發的「一二八事變」，還有接著於1933年發生的長城抗戰中，蔣中正都還是派遣了中央軍嫡系部隊前往戰場上支援。
而在這兩場局部衝突中，中央軍第5軍與第17軍發揮的作用，也遠比粵軍第19路軍、西北軍第29軍與東北軍第67軍還要重要。只是蔣中正不希望被國際社會視為「好戰者」，所以在宣傳上刻意凸顯地方部隊的貢獻，而讓人們產生「一二八事變」與長城抗戰都是由「雜牌軍」在打，中央軍在一旁坐山觀虎鬥的錯覺。
在大陸，張學良的定位是維護抗戰與國家統一的民族英雄，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中新社）
成立西北國防政府
所以不論有沒有「西安事變」，蔣中正領導全國抗戰的決心從來沒有動搖過。張學良在晚年接受日本NHK專訪時，也公開承認是自己而不是蔣中正向東北軍下達「不抵抗」的命令，從而導致東三省的淪陷。從這個角度來看，「逼蔣抗日」真的只是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的藉口。雙方的矛盾，還是在東北軍與西北軍自認遭到了蔣中正的「差別待遇」。
首先是東北軍將士人人都對老家為日本人占領，甚至還獨立出中華民國另立滿洲國一事感到自責。就連張學良將軍本人在內，也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回老家去洗刷自己「不抵抗將軍」的臭名。1936年11月，從綏遠省傳來了傅作義將軍指揮晉綏軍在百靈廟擊敗大漢義軍與蒙古軍兩支日軍附庸武裝的消息。急欲投入抗日戰場的張學良主動請纓參戰，但卻遭到蔣中正拒絕。
其次則是在與中共工農紅軍的戰鬥中，無論是東北軍與西北軍都遭遇到不少的傷亡與犧牲。這令張學良與楊虎城都產生蔣中正把自己當成砲灰，甚至於想藉共產黨之手消滅東北軍與西北軍的疑慮。為了保存實力，楊虎城與張學良先後與中共達成了「互不侵犯」的協議。東北軍67軍軍長王以哲甚至還將國軍的情報提供給延安，導致中央軍第1軍第78師232旅在山城堡戰役中遭共軍擊潰。
然而，張學良與楊虎城想要的還不單單只是維持手中的兵權而已。此刻不只東北軍失去了地盤，西北軍也伴隨著馮玉祥將軍在中原大戰的失敗而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張學良與楊虎城想要東山再起，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大西北地區建立完全獨立於中央政府之外的「國中之國」。於是以甘肅省首府蘭州為中心，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的構想也在張學良與楊虎城兩人心中萌生。
所謂的西北國防政府，其實也不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第一個在中華民國境內出現的「國中之國」。早在1931年11月，也就是東北淪陷後的兩個月，中國共產黨就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為了「兩國論」的始作俑者。緊接著到了1933年11月，廣東部隊第19路軍又在中共與日本協助下於福建省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了「第三個中國」。
在中央軍的大軍進剿下，福建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就垮台。然而中共並不甘心，為了轉移國軍的進攻焦點又打算支持張學良與楊虎城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依照張學良與楊虎城的規劃，西北國防政府將與工農紅軍合作打通中蘇國界，然後在蘇聯源源不斷提供的武器與經濟援助下與南京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換言之，張學良與楊虎城真正爭取的並不是要「逼蔣抗日」，而只是想要建立一個由蘇聯支持的西北版滿洲國而已。中共中央也將此一主張報告給了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希望能夠得到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支持。然而史達林也不是一個呆子，他深刻瞭解包括張學良、楊虎城與毛澤東在內，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軍閥與政治領袖比蔣中正更有領導抗戰的能力。
面對未來可能東西兩側同時遭到日本與德國包圍的態勢，史達林需要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來幫助蘇聯紅軍爭取時間。所以對於成立西北國防政府的主張，共產國際沒有給予任何正面的回應。甚至就連張學良的入黨申請書，中共也顧忌史達林的反對而遲遲沒有接受。可能感受到自己遭到史達林與中共出賣，陷入孤立無援狀態的張學良與楊虎城不得不鋌而走險，在1936年12月12日扣押了到西安視察的蔣中正委員長。
將整個歷史攤開來看，人們不難發現「西安事變」不僅與「逼蔣抗日」沒有關係，而且與「維護國土完整」的民族大義也是背道而馳的。假若沒有「西安事變」，國民政府可以在沒有中共扯後腿的情況下更有效率的抵禦日軍侵略，海峽兩岸也不至於在日本被趕出中國後短短四年的時間又走向分裂。從各種意義上來看，「西安事變」其實都是有利於分離主義，不利於國家統一的。
張學良與楊虎城的下場
楊虎城的孫子楊瀚始終致力於推動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平反楊虎城，但卻屢屢碰壁。（中新社）
就如人們所知道的，張學良與楊虎城劫持蔣中正的行動雖然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但是卻在蘇聯的反對下而不得不作罷。張學良因為對劫持領袖的失格行為感到後悔，決定親自陪同蔣中正回到南京向國民政府請罪。自此之後，張學良便從大陸一路被政府軟禁到台灣。1993年，獲得李登輝釋放的張學良移居美國夏威夷，並在那裡待到他於2001年10月去世為止。
楊虎城因為在「西安事變」期間大力主張殺掉蔣中正，導致國民政府對待他沒有辦法如同對待張學良那般的「從輕發落」。「西安事變」結束後，楊虎城又因為意圖指揮第17路軍阻止中央軍進軍陝西，而被國民政府勒令派往歐洲考察軍事，順便奪走了他手中的軍權。假若此刻楊虎城懂得知難而退，安安分分的在海外過日子，說不定可以改變掉他後來悲慘的命運。
與此相反的是，楊虎城到了歐洲仍然沒有停止對國民政府的攻擊，而且還無時無刻的想要重回國內掌握兵權。1937年12月，偷偷返國的楊虎城遭到國民政府逮捕，並且與張學良一樣遭到戴笠指揮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軟禁。1949年6月，時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下令釋放被軟禁在重慶的楊虎城。伴隨而來的，是中國國民黨宣佈永久撤銷楊虎城的黨籍。
隨後，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疑似接獲蔣中正的命令，於1949年9月6日將楊虎城與其幼子楊拯中、幼女楊拯貴、秘書宋綺雲夫婦與他們的兒子宋振中一同以極端殘忍的手法殺害。由於楊虎城確實響應過張學良與中共建立「國中之國」的主張，而且也確實在「西安事變」期間試圖殺害蔣中正，他的行為確實違反了軍人該有的倫理，被判處死刑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只是保密局在制裁楊虎城的過程中，波及的還包括幼兒在內的楊虎城親屬與秘書，也就讓中華民國政府難免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破壞人權的不良紀錄。如今楊虎城留在大陸的家屬，還在等待來自於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的道歉與平反。針對殘害無辜幼兒一事，楊虎城家屬的要求並不過分，但是要求平反整個「西安事變」，就很難為堅持中華民國正統地位者所接受。
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的楊虎城次孫楊瀚，便多次向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連戰與馬英九提出平反自己祖父的要求。對此，國民黨方面的回覆永遠是楊虎城違反軍法劫持領袖再先，所以沒有平反的問題。在西安長大的連戰本身十分同情張學良，也在其病逝後的第一時間內代表國民黨發出唁電。不過在可見的未來裡，國民黨很難，而且也沒有必要徹底翻轉對西安事變的評價。
有趣的是，在「西安事變」爆發前在張學良組織的東北軍抗日同志會下擔任行動部部長與書記的孫鳴九與應德田兩人，都在對日抗戰爆發以後投靠了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孫鳴九在汪精衛任命下擔任山東保安副司令，利用東北軍的老背景去策動于學忠將軍的第51軍與第57軍將士參與「和平運動」。至於應德田本人，也一度為了生計考量而出任汪精衛政權的河南省教育廳廳長。
當上「漢奸」的東北軍少壯派軍人當然不只孫鳴九與應德田兩人。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當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參謀總長，並且一度因此在抗戰勝利後被判處死刑。由於他在抗戰勝利前夕與戴笠的軍統局建立聯繫管道，鮑文樾被從死刑改判無期徒刑，並且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一起遷台。1975年，鮑文樾比他的老長官張學良提早獲釋，並於五年後在台北過世。
另外一位曾經在「西安事變」扣押蔣中正的騎兵第6師師長白鳳翔，也因為為了保存實力而被迫出任東亞同盟軍的指揮官。後來白鳳翔也試圖反正投效傅作義，但是卻被日軍提前發現慘遭毒死。倒是白鳳翔在騎兵第6師的老部下劉桂五，於1938年的大青山戰役中遭到日軍支持的蒙古軍擊斃，成為「西安事變」的東北軍少將軍人中，唯一一位轟轟烈烈戰死在抗日戰場上的。
此外就連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也都在1943年獲得汪精衛支持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從這些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張學良與他手下那票少壯派軍人的抗日意志確實是令人懷疑的。反倒是楊虎城領導的第17路軍出了馮欽哉、武士敏、王勁哉與孫蔚如等抗日名將。然而除了在中條山戰役中力戰殉國的第98軍軍長武士敏將軍外，其他三人都在1949年投效了中共政權。
而在這幾名楊虎城的老部下當中，當到第6戰區司令長官，負責武漢受降的孫蔚如無疑是戰績最顯赫，但是卻也最為台灣所遺忘的西北軍名將。從1938年開始，時任第4集團軍司令的孫蔚如抵住了日軍13次進攻中條山的11次。尤其是在1939年6月的「六六戰役」中，還發生第4集團軍第38軍177師800名16歲到18歲為了避免被日軍俘虜，集體跳黃河自殺的悲壯事跡。
2015年6月，位於高雄鳳山的中華民國陸軍官校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出本《黃埔薪傳》郵摺，卻因為誤用了上述「八百壯士跳黃河」的故事而引發喧然大波。根據對岸方面的考察，大陸過去對800名西北軍官兵跳黃河的故事雖然有誇大的成份存在，但卻也是有歷史的根據。第4集團軍當年本來也就算在國軍的戰鬥序列之下，所以陸軍官校紀念「八百壯士跳黃河」並無不妥。
然而不提孫蔚如將軍在「西安事變」期間擔任過西安戒嚴司令的紀錄，他在戰後協助中共策反第4集團軍老部下們集體叛變的行為，已經嚴重違反了中華民國國軍的「政治正確」。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在於第4集團軍，尤其是孫蔚如嫡系部隊的38軍老兵來台的數量也比較有限。所以在台灣紀念保衛四行倉庫的中央軍八百壯士，風險也遠比跳黃河的西北軍八百壯士還要少。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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