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日記如何記載南京淪陷
淞滬前線，我軍由昆山開赴戰場
民國廿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蔣中正在其日記中雪恥一則中記道：「臥薪嚐膽，勿助勿忘」，勿忘勿助一語，出於孟子，指以灑脫之心面對大事。
身為抗戰最高統帥，面臨國都南京淪陷的悲愴，蔣中正又顯難勿忘勿助，不到一個星期之前的十二月七日清晨五時三刻，蔣中正才離開了指示防務多日的南京，轉赴江西，面對國民政府賴以建立的江浙滬要地一一失守，蔣中正也只能自下決心「對倭（日本）政策惟有抗戰到底，此外並無其他辦法。」
民國廿三年（1934年）六月，日本駐南京領事館副領事藏本英明因故欲自殺躲藏日軍以此為藉口，海軍艦艇沿江而上，事件後雖告落幕我國防深受威脅，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為此擬具對敵襲擊首都之防禦要領
國都南京陷入危局，並非始自當時，早在民國廿三年（1934年）六月間，日本便曾以外交人員藏本英明失蹤為理由，威脅海軍艦艇由上海沿江而上，威逼南京，按照當時的中日國力，日本完全可以發動一定程度的登陸作戰。
因為個人因素匿蹤于南京明孝陵的藏本英明，不久被人發現送回，外交危機暫告落幕，但是，日本叫囂進犯國都的實際威脅，卻讓國民政府與蔣中正深深警惕，於是當年八月間，便指示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提出了一份「對敵襲擊首都之防禦要領」，德國顧問認為，必須隨時掌握長江當中的敵艦與部隊輸送動態，完善我方防禦體系，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應有無論如何不放棄首都的明確決心，如此一來，南京並非唾手可得。
民國24年（1935年）秋季，國軍第一次進行軍級大演習，首度大規模進行陸空聯合與兵種協同
此後數年當中，國民政府不斷加強首都南京防務，除了在其核心與週邊陣地，構築了多層防線，修建工事外；民國廿四年（1935年）秋季，國軍首度進行軍級大演習，分為東、西兩軍，東軍主力為第八十七師與中央軍校教導總隊、西軍主力為第三十六師及第一混成旅，演習進行大規模陸空聯合與步、炮、裝、工、通兵種協同，統監部統監、參謀長分由蔣中正與唐生智擔任，因此，抗戰期間南京戰役的最後階段，委由唐生智指揮，仍有其淵源。
國防準備並非一蹴可幾，蔣中正就演習呈現的諸多問題，曾要求部屬深刻檢討，但是「演習視同作戰」，陸軍交輜學校連長王守仁奉命架設橋樑，因未在時限當中完成，當場舉槍自盡，以示知恥負責，這樣一幕，也深深震撼了參與演習的官兵，國民政府的對日作戰準備，更重要的，是要喚起軍人的民族意識與專業精神。
以南京為核心的工事修築，也難一步達到盡善盡美之境，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法肯豪森，在民國廿六年提出的「民國廿五年年終報告」中稱「過往築城因負責單位戰術與兵器技術學識不足錯誤，已有長足改進，永久築城工事教範，正在編纂中；現在必須準備大量有刺鐵絲網與爆破彈藥于各要塞區」，現在南京湯山等地，仍可一見留有韌強的國防工事，當時均為抗戰準備，守衛南京而建立，在南京戰役當中，國軍亦依憑著多年演習的熟悉地形與工事，與敵抗戰到底。
在兩次大戰期間，各國普遍認為，未來的戰爭是總體作戰，也就是沒有前方後方之別，沒有軍人平民相異，國家的每一份子，都必然為戰爭所動員，成為國力對抗的一環，抗戰前的中國，甚或首都南京的民眾，可以說從未有這樣的經驗與準備。
因此，蔣中正乃提出了新生活運動，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的主張，也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能夠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尤其共同一致的習性和本能，能隨時為國犧牲！」
中央航空學校副校長兼杭州航空副司令、筧橋防區防空指揮官蔣堅忍，於民國廿六年（1937年），收到的民眾密報警告
在實際軍事準備上，防空是抗戰不可欠缺的一環，民國廿三年（1934年）十一月，首都南京舉行了民國歷史上首度的防空演習，參演部隊包括高射炮隊、防空監視哨、交通管制、救護大隊等，人員達8,756人，全國共有21個省市到場觀摩，之後並舉行防空宣傳周，以喚起民眾認識防空，這正是準備抗戰，減少損失的具體作為。
民國廿五年（1936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既空前凝聚了國民政府與蔣中正的支持基礎，也使得日本對於中國更為忌憚提防，日軍少佐井上謙吉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著作出版的「北支事變與支那的真相」一書中，根據國民政府的抗戰部署，繪製了「支那抗日作戰體勢圖」。
當中清晰標注，國軍主要配置，中央軍在河北一線後援陸軍第廿九軍，與山西方面形成犄角之勢，而主要國防第一線，沿隴海鐵路展開；在長江下游京滬杭一帶，日軍稱為長江要塞，隨戰局防禦態勢，中方可能退守，以長沙為要點，對東、對北，分以江西南昌及湖北武漢做為防禦核心，構成國防第二線；而最後，係以四川做為全國國防的複廓陣地，由這一圖紙中，不僅可以窺見日人對華用心之密、著力之深，也反映了國民政府全面準備抗戰，決心持久抗戰的戰前舉措。
抗戰爆發後，北平天津迅即淪陷，由於日軍進犯平綏線要地南口，蔣中正極為信任的軍事將領陳誠，乃建議按照前一年度的作戰準備思想，于上海大舉增兵，此舉不僅希望改變日軍作戰軸線，更是因為如不迅速解決日軍在上海駐軍，迎擊其後續增援部隊，國都南京勢必迅速陷於敵人的威脅之下，因此，國軍在淞滬抗戰的第一階段，不分軍種的作戰目的，即是消滅現已駐留上海敵軍，並阻止日軍繼續增兵上海。
雖有正確的戰略設想，甚而有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人員穿梭于華北、淞滬前線，但面對早有準備的日軍部隊，國軍預期的奇襲效力甚為，同時，尚未全面完成整理的國軍部隊，在用兵思想、武器裝備、人員訓練、後勤管理上，缺點一一暴露，隨著前線基層的大量損耗，形勢更不容樂觀。
時為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的法肯豪森，在淞滬抗戰期間，不斷綜合前線德國顧問指出相關問題，提出意見，國軍高級司令部極不健全，勤務分配、敵我要圖等基本工作缺失甚大；炮兵消耗大量彈藥而成效不彰，彈藥補充等後勤問題乏人注意；高級司令部與各師之間的通信，數小時或一日當中，常常失去聯繫。
民國廿六年（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法肯豪森對戰況多次提出意見
當蔣中正看到法肯豪森報告我軍「新到前線各部隊指揮官，未偵查警戒，無縱深配置，作戰呈一直線，重兵器未作側防使用，使得一點被突破時，即全部退卻」，官兵因此大量消耗，想必百感交集，他用紅藍鉛筆批註，速將情況印發前線指揮人員瞭解，另一方面又特別交代隱去德國顧問之名，以顧慮本國軍人的感受，風格務實的法肯豪森，深知中國工業薄弱，後勤空虛，他特別關切報告，當時淞滬戰地沿線，四處可見損壞汽車，國軍未將空彈殼空彈殼繳送後方，這些看似枝微末節的問題，其實正是中國能否長期抗戰的關鍵。
如同身歷戰場的陸軍第八十八師參謀長張柏亭所回憶，隨著前線抗戰官兵大量消耗，只能由全國增援的新兵補充，一杯濃茶經過四、五次回沖，滋味自然淡了，新進官兵訓練更為低下，抗戰前景不容樂觀，這種失望情緒，民國廿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蔣中正聽聞「南京尚在戰爭中，此必我官兵被圍不屈，作壯烈之犧牲也」；次日他即深刻感受「今日惟一要務，在於決定和戰問題與認定國家存亡之關鍵」。
十二月十六日，汪兆銘向蔣中正建議，想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蔣中正認為「此不可能之事也」；十七日，蔣中正視英美人士一見中國失敗，責難與譏評齊至；這一周當中，各方人士與國民黨內重要同志，眾口一詞，認為軍事失敗，必須迅速求和；二十七日的國防會議上，眾人多半主張議和，于右任等大老甚至批評蔣中正優柔寡斷，對此，蔣中正極感氣憤，在日記上詬責同志們昔日趨炎附勢，今日落井下石，「本黨老糊塗亡國元老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和戰問題，對於自民國十七年（1928年）五月三日身歷濟南慘案，決心對日復仇的蔣中正而言，其實早有定見，他曾在濟南事變後一周年紀念日，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師生講演，稱濟南慘案「凡是中國人，凡是我們黃帝子孫，對於這種恥辱，是永不能忘懷的，如果這種恥辱一天不洗雪，中華民國便沒有一天能夠獨立」。
蔣中正以「寧交友被負，毋降敵招亡」自期，也就是中國只有抗戰到底，等待國際局勢變化，才有一線生機，絕不能夠降敵議和。日本自以為攻陷南京後，蔣中正只有俯首稱臣，於是提出更為苛刻的條件，沒有想到，蔣中正竟然決定抗戰到底。
因此，南京慘烈的抵抗與陷落，日軍在南京大肆屠殺淫掠之舉，只是更堅定了蔣中正的抗戰決心：
抗戰到底，義無反顧。此次抗戰，即使全國被敵佔領，只可視為革命第二期一時之失敗，而不能視為國家被敵征服，更不能視為滅亡也。只有革命精神不死，則戰爭雖敗亦勝。
原標題：蔣中正日記如何記載南京淪陷?臥薪嚐膽 勿助勿忘
【作者為網易歷史專欄作者，黃埔同學後代聯誼會會長、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史政顧問，著有抗戰史專論五十餘篇。】
（轉自網易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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