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1岁追踪到72岁，这个研究告诉你“女性经历的一生”
1958年，在美国加州的女子私立大学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142个女学生参与了一项关于“女性创造潜力”的研究，那一年，她们21岁。
这项“米尔斯研究”，后来发展为一项持续追踪女性五十年生活史的漫长研究。
这群“米尔斯女性”在27岁、42岁、52岁、61岁和72岁时，一次次坐在研究者面前，谈论她们的人生，价值观，亲密关系，性生活，健康，财务状况，选择，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她们分享自己人生的一切，以及她们对自己经历的理解。
至于研究者的追问，也从狭义的“创造力”而逐渐指向更宽广更本质的问题——你的人生关切什么？你要去向何方？目前进展如何？
大学毕业20年，
谁取得了事业成功？
最初给米尔斯女性的“创造潜力”打分的，是她们的大学老师。经过老师评估，这142位大学女生里，有31人被认为极具才华潜力。
大学毕业22年后，这些女性42岁时，有13个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她们从事的领域包括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写作、历史、政府部门、规划、生物、数学和心理学等等，被评为“超出平均成功的创意型职业者”。
和相对没那么成功的18人相比，这13个事业成功者在21岁时就显示出了如下特征：
更有创造力
更关注哲学问题
更能言善道，有更丰富的表情和手势表达能力
更有抱负，更想去读研究生，也更想从事能发挥才能的创意型工作
最出乎意料的一个发现是——和父母的关系，影响了米尔斯女性的事业成就。
一般来说，多子女家庭里，会有某个孩子特别受重视和偏爱。这个“特殊的孩子”往往是男孩。
但那13个事业成功的米尔斯女性却是例外，她们往往是家里的长女，她们的兄弟觉得她们才更受父母重视，她们的父母也觉得自己不那么在意孩子的性别。这些有才华的米尔斯女性，很可能从小就拥有自信，被父母看重并仔细教养。
另外，这13个事业成功的米尔斯女性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认同母亲的软弱，认同父亲的成就。
她们感激母亲的关爱和鼓励，但不欣赏母亲的软弱和依赖。她们对父亲的感情复杂各异，但都向往着父亲所在的世界：
“我很感激母亲对我的信任和不打扰，但对她的无助有些蔑视。我为我父亲在社区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并且钦佩他的坚强和能力。”
“我的母亲是个简单的人，她从未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但我的父亲（尽管他收入很少，而且酗酒）则暗示我，外面存在着一个受人尊崇的世界，而我有可能进入那个世界。”
而那些事业没那么成功的米尔斯女性，往往有着能干专横的母亲和温和消极的父亲。她们佩服母亲的能力，但母亲对她们的控制令她们愤怒反感。父亲则总是从母女间的冲突里退出，不干涉也不制止：
“我尊重我母亲的智慧、能力和领导力。我害怕她的批评，以及对我生活的控制。父亲很爱开玩笑，也爱着我。但我气他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附和我母亲，即使我母亲错了，他也不会为他自己或为我辩护。”
“我母亲支持我在音乐、写作和戏剧方面的努力，她是一个好老师。但她试图压制我的感受和天性，不让我深入地探索自我或外界。我父亲跟我没有冲突。他总是悲伤而退缩，导致我也跟他一样。”
研究者认为，更成功的米尔斯女性，自我发展没有受到太多的阻碍，她们得到了母亲的悉心培养，但选择了认同更有地位和自信的父亲，于是她们走上了更类似男性的自我发展、自我成就的道路。
相对不那么成功的米尔斯女性，问题可能出在母亲的过度控制，限制了她们的自我发展。母亲看不到或者不认同她们的“真我”，父亲又过于软弱，两者都让女儿略有怨恨，不能全心全意地认同。这种分裂和矛盾，使得她们无法全心致力于自己的理想，以至于事业发展长期受阻。
还有一些因素能预测“哪些女性会坚持在职场拼搏”。和没有坚持职业道路的女性相比，从大学毕业到42岁都在职场向上攀登的女性，在大四时就展现出了如下特质：
更自信，更自我接纳
社交能力更强
支配力、同理心和独立性都强
更倾向于因独立和智力获得成就
尤其是最后一条“倾向于因独立和智力获得成就”，这个特质和“职业”相关，却不与“家庭”相关。研究者认为，“家庭”对这些女性来说，可能“在智力上太过平淡无聊”了。有些家庭女性的痛苦也正是来源于这种“无聊”。
这些发现还表明，在性别歧视职场里，女性要坚持“向前一步”，需要超出平常的自信、抱负、主动性、和对智力挑战的内在追求。成功的职业女性不是因为“嫁不出去”才投身事业，是内在燃烧的热望驱使她们不断向前。
当年那些立志要和男性一样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米尔斯女性，遇到的困难比今日更多，能获得的高层职位比今日更少。
比如说，一个研究数学的米尔斯女性表示，女数学家基本上得到的都是兼职或者临时职位，即使做的研究很出色，也很难得到终身教职。
另外，数学家们的讨论交流非常重要，但在那个年代，女数学家很难加入一群男人的讨论，而且她们教完课还得回家照顾孩子，这就让她们实际上无法参与下班后的社交。一个女数学家告诉米尔斯研究者，她最好的研究灵感，都是在她孩子小睡的时候想出来的。
米尔斯研究也关注了女性永恒的难题——结婚生子会带来幸福吗？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
老话说，要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情”。这些来自社会的价值观和期望，被称为“社会时钟项目（social clock project）”。传统观念里，成年后，女性就有了“结婚生子”的社会时钟项目，男性则有了“立业成家”的社会时钟项目。
米尔斯女性大学毕业的年代在六十多年前，当时社会依然把女性往“贤妻良母”的方向培养，认为女性无法兼顾工作和育儿，只能二者择一。142个米尔斯女性毕业后，几乎都是要么选家庭，要么选事业，只有5个人选择“我全都要”。
作为大四学生，所有米尔斯女性都认为自己将来会结婚，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将来会有小孩——50%的人认为自己至少会有4个孩子。她们几乎都觉得自己只会工作到婚前或者有小孩之前，也许等小孩长大后再工作几年。
米尔斯女性后来的人生，并不如她们大四时的预料。她们平均只有1.7个孩子，远少于她们自己的预估，只有5%的人真的要了4个孩子。虽然在毕业后，很多米尔斯女性直接进入了婚姻，只有少数人选择了先就业。但很多年后她们会发现，工作使她们获益良多。
27岁时，71%的米尔斯女性已经结婚且有了孩子，按照当时的标准，这71%按时完成了“社会时钟项目”。研究者发现，27岁时已婚的米尔斯女性对婚姻的看法，可以分为四类：
锚定人生型 （Anchored）：“相比单纯的浪漫，婚姻深刻且真实地增加了我的幸福感，并为我的日常活动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最棒的是，我们真正相互尊重，这种尊重贯穿于我们共同和各自生活的所有方面。”
定义自我型 （Defined）：“婚姻妙极了。它完全适合我。我已经明确决定，女人应该呆在家里，为我的丈夫和孩子创造一个舒适、安全、激发智力的地方。”
限制自我型 （Restricted）：“婚姻在许多方面限制了我。如果我在结婚之前知道这些，我会再考虑考虑的。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可以从事音乐事业。我不得不拒绝了很多角色，因为我的丈夫几乎总是说‘不’。”
困惑迷惘型 （Confused）：“我经常质疑自己够不够‘女人’，能不能跟上丈夫的步伐……我觉得自己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了。”
认为婚姻是人生之锚的女性，最可能有事业目标，而且最可能找到一个稳固的自我。认为婚姻定义了自我的女性通常有孩子，她们对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非常投入，乐在其中。
觉得婚姻限制自我的女性视婚姻为障碍，发现自己性格不是贤妻良母，但没有找到改变现状的办法。
困惑迷惘型的女性则消极地看待自己，缺少对自己能力的自信。
相比之下，限制自我型和困惑迷惘型女性的婚姻关系更差，而且她们抗挫折的韧性也下降了。
事实上，也有米尔斯女性是因为缺乏对亲密关系的信心，觉得自己难以胜任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才一直在工作。但这些米尔斯女性虽然一直在工作，却往往选择了没有上升空间的低薪工作。
在米尔斯研究里，还有16个女性在28岁前既没有开展家庭项目，也没有开始职业项目。在大学时，这16个人显示出一些“内在力量较弱”的迹象——幸福感、自我接纳、独立性都较低，自我形象比较消极，与自己和其他人都有冲突，难以做出承诺，又渴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认可（有时还依赖他人），不能或不愿意约束自我去完成日常任务……这些女性拖延到40岁左右，结婚生子的压力减小之后，反而适应得更好。有两个人虽然很迟才开始在职场上打拼，但进入了有上升空间的职业轨道。
研究显示，开启和维持“社会时钟项目”，都需要内在的“性格资源”。而女性一旦进入“社会时钟项目”，她的性格也会被这些项目改变。
比如说，从21岁到42岁，是否开启“家庭项目”，过得是否“传统”，会影响一个女性在42岁时的性格。
米尔斯研究把42岁的女性按照“传统程度”（traditionality）分为五类：
最传统的是那些结婚生子、每周花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不到8小时的全职妈妈；
第二是结婚生子、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作妈妈；
第三是离婚的单亲妈妈；
第四是已婚无孩的女性；
最后是从未结婚生子的女性。
结婚生子的女性，责任心、容忍度和自我控制都增强了，自信、自尊、自我接纳和社交能力则下降了。
有没有工作，影响非常大。不太工作的全职妈妈，抑制冲动的能力远高于其他四类女性，这种强大的自我控制力可用于深埋自己的负面情绪。
另外，全职妈妈们的幸福感从21岁到42岁是下降的，可能源于她们与社会隔离，并需要在经济上依赖他人。
42岁时，工作的米尔斯女性独立性、自信和支配力都提升了，而全职妈妈在这些方面没有变化。
好消息是，曾经是全职妈妈，但在42岁之前已经重返职场的女性适应得很好，她们管理着大家庭，工作时长不长，但职业上有所成就，她们从自己的多重角色和丰富经历里获益。
米尔斯女性里，20%在35岁之前离了婚，超过三分之一在43岁前离婚，而且通常是她们家族中第一个离婚的。离婚有时候是因为妻子终于忍无可忍，有时候是因为丈夫离家出走或与其他人私奔；还有三个在婚姻里挣扎的女性，爱上了另一个女性。
但离婚未必是一件坏事。
一种典型的离婚故事是这样的——在社会压力下仓促结婚生子，出现问题后，先尝试“更努力地做个好妻子/好妈妈”的解决方法，优先处理丈夫的事情，同时觉得丈夫对家里的事情不够尊重也不够上心……终于，忍无可忍之后，她离开了。
一个米尔斯女性说：
我意识到我和丈夫在感情上并不相容，但我找不出其他出路。我的丈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我的偶像，他和婚姻依然是我的身份来源。他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觉得自己不该要孩子。我一直希望他更多地参与家庭，和我们交流。他觉得我要求太多。最后，我带上6岁和2岁的孩子搬了出去。”
后来，这位米尔斯女性回顾这段经历，发现她在离婚后不再那么在意社会压力，而优先致力于发展一个独立的自我：
还有一位米尔斯女性在40岁时离婚，和另一位女性生活在了一起，52岁的她写道：
“我一生里冒的最大的险，是爱上一个女人并在40岁时结束了我的婚姻。这违背了社会和家庭的道德观念，也意味着失去家人和朋友。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令人满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然地交流，并且有很多的爱和支持。
我学到了什么？我仓促地把结婚生子作为我生命中唯一的选择。我在育儿中的问题反映了我自己的挫败感，因为我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我是谁？
我去接受了心理治疗，为了从1950年代的牢笼里挣脱，为了帮助我的婚姻，帮助我的离婚，并偶尔解决问题。心理治疗是我为自己做过的最好的事……起初，我甚至没有考虑过离婚——婚姻就该是永恒的。但一点一点地，离婚变得越来越可以想象，直到最后我知道，离婚是不可避免的。”
她与前夫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如何养出能适应社会的孩子？
米尔斯女性们61岁时，她们的孩子已经成年。研究者收集到了64位女性的135个孩子（孩子年龄在25岁~37岁）的数据，根据这些孩子的学历、职业成就、社会情感成熟度，来给“育儿成果”打分。
比如说，孩子如果只读到高中，学历得1分；读到本科，学历得3分；读到博士，学历得5分。
孩子如果失业，职业得1分；入门级工作，2分；中层管理或普通的专业人士，3分；金领高管或优秀的专业人士，4分。
米尔斯研究发现，母亲的个性，与孩子成年后能否适应社会密切相关。
最好的母亲是这样的——自信、开朗、举重若轻、情绪平稳、信任他人、不焦虑不沮丧，她们是温暖坚强的保护者，也是细腻敏锐的感受者，能注意到各种细节暗示，也能一下抓住事情的重点。她们往往幽默又可靠，孩子们会向她们征询建议。
这些母亲具有同理心，能从孩子的角度设身处地，又有健康成熟的人格特征，因此能以身作则地教给孩子社会规范。
除了母亲的人格特质外，家庭氛围也很重要。父母给孩子提供的家庭环境，应该是有凝聚力的、亲密互动的、很少冲突的。这样的环境最能养出适应社会的孩子。
相比之下，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大。比如离婚不影响孩子的适应力。母亲在27岁后出外工作有微小的正面影响。
42岁，
7个女性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人到中年，性格即命运。
米尔斯研究发现了许多女性的性格与人生之间的关联，比如从大五人格来看，尽责性高的女性是贤妻良母，而且很少离婚；外向度高的女生很关注女性主义运动；开放性高的女性更可能去读研究生；外向度和开放性高的女性都很早就开始职业生涯而且喜欢为自己工作，不过外向型女生更喜欢社交类、企业商业类的工作，开放性高的女性更喜欢与艺术和研究有关的工作。
从每个人叙述自己生活的方式，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自我发展程度”。
根据心理学家简·卢文格（Jane Loevinger）的自我发展（ego development）理论，一个人的“自我”其实是一个参照系，包括了性格、认知方式、生活方式、应对问题的方法、道德判断、人际关系、冲动控制等等。每个人都用这一整套系统来理解自己的人生，给自己的人生故事赋予意义。
自我发展得好，就有洞察力，能独立也能依赖，能追求实现自我也能承认内部冲突，对自己的人生深怀兴味，而且能很好地表达自己。
卢文格将自我发展分为十个阶段，从最幼稚的第一阶“前社会阶段”，到最成熟的第十阶。一个简单的测试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大致的自我发展阶段，那就是完成如下句子：
养育一个家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养育家庭是一种拖累”的人，大致位于第三阶“冲动阶段”。
说“养育家庭是一段美好经历”的人，大致处于第六阶“自我觉察阶段”。
说“养育家庭并不容易，但那也是人生的最大满足和与人亲密的重要机会”的人，大致处于第九阶“自主阶段”。
在42岁时的自我发展方面，7个米尔斯女性脱颖而出，达到了第九阶“自主阶段”。她们的共同点，是历经沧桑。
7个人的童年充满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波折，所有人都经历过孤独和边缘化，有3个人的家庭陷入了严重的破裂或贫穷，有好几个人都生过重病，有2个女孩在青春期长得较高（一个180cm，一个188cm）。
7个人都有过某种探索经历，有人旅行，有人读研（在那个年代，女性读研依然稀少），有人先去务农，开着拖拉机收割小麦，然后又去读研；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遇到了严重的性别歧视和机会限制；有人怀孕了，而对方还没准备好结婚；有人从家庭主妇变为职业妇女；有人接受了自己女同性恋取向。
7个人里，4个是职业妇女，3个是家庭主妇。
所有职业女性都找到了某个鼓励她们追寻自我成就的“导师”，有2人进入的是此前女性很少涉足的行业。
所有家庭主妇都决心发展一段重要的关系——与内在自我的关系。她们在发现自我的过程里，变得更加独立自由，不依赖伴侣，能接受孩子长大离开。
7个人里，4人接受了长期的心理治疗，有人酗酒又戒酒，有人严重抑郁至少发作过4次。3人在40岁之前从未结婚也没有子女。4个结过婚的人里有3人至少离过一次婚。
和其他米尔斯女性相比，这7位女性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生活里不满意的地方，能想象出别的替代的道路，并有勇气、智慧和能力来推动改变。她们深刻地观察并理解自己的人生，并能清晰地说明自己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个跨国公司的律师写道：
“我现在的母女关系更好了。多年来我一直试图通过伤害自己来伤害母亲，这很愚蠢，不是吗？她一直内疚于她给我造成的问题。但现在我意识到，我自己是真正的痛苦来源——我的大部分问题是我自己造成的。”
一位家庭主妇与丈夫离婚后写道：
一位职业妇女在身边两个亲人逝世并遇到重大职业挫折后写：
我经历过痛苦，成熟了，更加面对现实，过好新的每一天。我更明白自己的局限性，也更能容忍别人。我期待着生活给予我的惊喜。”
她们不再恐惧未知，她们不但能“容忍”不确定，甚至享受那种拥有无限选择的感觉。
一个舞蹈家写道：
一个在外交部门担任要职的女性写：
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离婚女性去读了个哲学的研究生，她写：
她们体现出，女性不但可以终身成长，而且往往是在苦痛或边缘化的生活里成长。当外界和事件动摇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才会产生调整自我的动力，进而成长为更复杂、更成熟、更深刻、更能应对世事变迁的人。当时的社会阻挠女性的自主思考和自主行动，但总会有些女性在痛苦中破茧成蝶，走上属于自己的道路。
52岁，
中性而独立的中年
52岁，一个被认为是“知天命”的年纪。
在这一年，研究人员问了米尔斯女性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你什么时候过得最艰难？”
每个人艰难的时候都不同，但总体来说，艰难主要集中在两段：第一段在21~26岁之间，第二段在“觉醒期”前后。
21~26岁，没有顺利结婚生子的米尔斯女性生活在恐惧之中，感觉自己不快乐、不受欢迎、没有容身之处、无助无力。她们还未曾找到自我。此刻她们还不知道，即使成为“好妻子、好妈妈”，也只能带给她们短暂的心安。
35岁左右，米尔斯女性会经历一个“觉醒期”。在此之前，她们会为了丈夫和子女的利益而压抑自己的需求。她们被忽视，被伤害，被阻挠，甚至被抛弃。她们一次次反省自己哪里做错，哪里做得不够好。她们遭遇人际问题、经济问题、健康问题、落入极低谷底……
在某一刻，她们开始意识到，有些从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模式，并不那么理所当然。照顾自己和照顾别人一样重要。
她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重新思考自己应当承担哪些责任。她们读新学位，找新工作，谈新恋爱。她们开始寻找独立的身份，渴望实现自己的潜力。
未曾长夜痛哭者，不足以语人生。
在52岁，米尔斯女性还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变得更加“中性化”了。
👆27岁开始，女性的支配力上升，女性气质下降 | 参考资料[1]
米尔斯研究不但追踪了这群女性，还顺便追踪了她身边的伴侣、孩子等等。在52岁这个年纪，米尔斯女性和丈夫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加自律，认知更成熟，在社会里更游刃有余。
不同的是，米尔斯女性们的自信和个人能力都显著提升了，求助心态则显著下降，而米尔斯女性的丈夫在这些方面则没有显著变化。
27岁时，米尔斯女性比丈夫们更亲和、更擅长建设人际关系，丈夫们则比她们更擅长制定计划、完成目标。52岁时，二者在这些方面已经没有显著区别。
米尔斯女性的这些中年变化，有很大一部分是受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影响。因为她们的母亲们在50岁左右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而是依然保持着传统女性的样子——自信和个人能力低于丈夫，求助心态高于丈夫，更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米尔斯女性们摆脱传统的塑造，走上了另一条路。
52岁时，米尔斯女性终于相信自己——我自己就可以做到许多事，不必求助依赖其他人。
晚年，
减负与传承
从61岁开始，米尔斯女性步入了老年期。
有一部分米尔斯女性在老年时更容易遇到经济困难。有一个特质叫“开放性”（openness），“开放性”高的人，兴趣广泛，有好奇心，审美和艺术感都极佳，她们也是中年时职业创造力最好的一群。
然而，米尔斯研究发现，开放性高的女性，不太喜欢传统的、循规蹈矩的、与金钱经济有关的事物，而且她们会选择有类似倾向的伴侣。她们的伴侣在中年时期工作的时间较少，甚至根本不赚钱，结果是，她们晚年时更容易缺钱。
另外，开放性高的女性也更喜欢改变，她们更可能搬家、换工作，而到了中年以后，年龄歧视就可能让她们更难找工作，从而也影响她们晚年的经济。
对于不需要在晚年继续谋生的米尔斯女性来说，老年是一个“减负”的阶段。
从青年到中年，她们往自己肩上一点点加的责任，到了老年，她们又一点点卸掉了。
这个阶段的米尔斯女性，不再那么按计划行事，也不再那么关注成就，她们更需要自主权，更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她们精力衰退。她们送走了父母，看着孩子蓬勃发展，从中更理解衰老和死亡。她们的生活满意度和亲密关系满意度没有变化。
一个米尔斯女性说：
在61岁时，19%的米尔斯女性已经退休，40%的女性还在工作但内心并不喜欢，还有40%则希望工作得越久越好！自己感觉精力充沛的女性，以及伴侣也还在工作的女性更倾向于继续工作。
不过，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为别人打工还是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工作的人常常愿意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于退休的看法，也悄然发生了改变。61岁时，超过80%的米尔斯女性认为退休是“享受生活”“做你之前没做过的事”“做你想做的事”。然而，到72岁时，超过50%的米尔斯女性认为退休是“发展自己内心生活”“与家人和朋友共度”“帮助他人之时”。
年轻时，别人很重要。中年时，自己很重要。老年时，别人再一次变得重要。
事实上，成功的老年需要完成 “传承”的任务。变老之后，我们更愿意培育下一代，更关注自己能为后人留下哪些精神遗产。我们接受自己的人生的一切，也接受死亡将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结局。
米尔斯女性们这样描述自己的70岁——
“70岁挺好的。我的大多数朋友比我还老。我们计划继续和朋友家人一起旅行。我计划继续散步，每天5千米，一周5次，还有做瑜伽。我会一直做园艺和社区服务。还有，我希望我的癌症不再复发了。”“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还有精力，有好奇心。现在是时候后退一步了，偶尔贡献一下自己的智慧。”
“我的生活越来越好”，是很多米尔斯女性在晚年的总结。
也有米尔斯女性在60岁之后依然打破藩篱，做到了全新的事情——她们去了南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南极洲。
一个米尔斯女性终于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
另一个米尔斯女性则得到了一个独家机会，去做一个她渴望已久的艺术史项目。
有一位米尔斯女性曾经是高中数学老师，她六十多岁时，和丈夫一起退休，计划一起去旅行，安度晚年。
然而现实给了她一记重击，退休4个月后，丈夫被诊断出癌症，又过了2个月，他就病逝了。
她悲痛欲绝，尝试了短暂的心理疗法，加入了一个悲伤疗愈小组，练习冥想，修剪花园，她继续给学生辅导数学，每周工作15个小时。
有一天她想起了她多年来一直深埋心底的一个白日梦——去非洲教那里的女孩数学。
她去了一趟肯尼亚，花了两周四处走走，看看自己可能做什么。她发现两件事：一，那里的女孩能上的学校很少；二，她去那里工作，反而会让当地的一个教师失业。
然后她忽然明白了，她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回到家乡筹集资金，去非洲建一所女子学校。
她回到美国，筹到了超过4万美元，第二年，一座女子学校破土动工，有8个教室，2个科学实验室，一个计算机实验室，一个食堂，一个谷仓，和可容纳320个女孩的宿舍。
这只是个开始，她后来继续筹款，继续建学校，她筹到了25万美元，并计划再筹集20万美元。
对于这段神奇的人生经历，这个米尔斯女性总结说：
“我不是一个魔术师，但有时这一切看起来像魔术。我在这次冒险之旅中学到的是：
首先，年龄并不重要。我第一次去肯尼亚的时候68岁，现在我77岁了。这个项目给了我全新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第二，一个人可以做到很多事……但不要独自做！
第三，如果你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你的心，听好了，不要像我一样等到68岁。当你第一次踏上这条道路时，请做好准备，这条道路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漫长得多，但回报也无穷无尽。”
尾声，
条条大路通幸福
米尔斯研究开展于一个暗潮涌动、观念转折的年代。
一方面，学界还不太关注女性。既没有性别研究，也没有女性心理学，就连女性研究者都很少。主持米尔斯研究的女研究者雷文娜·赫尔森（Ravenna M. Helson）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格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IPAR）时，完全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另一方面，冷战已经十年，而且愈演愈烈。美国认为，有必要开发“占人口一半的智力资源”——也就是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女性心理学的研究、对女性事业发展的研究，获得了重视和资金支持。
“米尔斯女性”们无疑是幸运的一群。她们生于1936年至1938年间，出生时，大萧条的阴影已经逐渐淡去。她们生长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许多家庭富裕起来，因此有钱将女儿送入私立大学。她们的父亲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金领的专业人士，母亲几乎全是家庭主妇。
另外，她们几乎全是白人，最初参与米尔斯研究的142个女性，只有5个是有色人种。
在优裕环境里成长，拥有丰富资源和特权，是最可能实现自身潜力的女性……正是因此，米尔斯女性被选中成为“女性创造力”的研究对象。
1958年，米尔斯女性大学即将毕业。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出版了9年，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即将开始，未来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在她们漫长的一生里，她们经历了一波波女权主义带来的思想和生活冲击。
女人的一生到底是怎样度过的？在米尔斯研究之前，从未有人对一大群女性做数十年追踪，再进行严格的定量分析和质性研究。米尔斯研究里的成果，变成了超过100篇论文。
米尔斯女性们回复率很高，21岁、42岁、52岁、61岁这四次访谈的平均参与率是85%。到了72岁的这一轮访谈，已经有14位女士去世，仍然在世的女性里80%提供了自己的数据。
倾我平生事，足以慰寂寥。
80%的米尔斯女性认为自己从这项研究中受益，一位米尔斯女性写，“这项研究让我在回顾过往和展望未来时感受良多”。另一位写，“我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你已经‘说服我’度过了一些困难时期”。
还有一位米尔斯女士写，“你（研究者）比世上任何人都更了解我。”
米尔斯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发现了“健康的人生多样性”。
无论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都有非常幸福的案例。以家庭主妇为例，至少有5个女性始终认为自己婚姻幸福，与孩子没有大问题，孙子孙女也很好，而且很喜欢自己参与的志愿者工作和社区活动。
有人离婚后过得很好。也有人外遇后回归家庭，重新爱上了丈夫，继续携手共度人生。
以社会时钟为例，米尔斯研究发现，并没有“一定要先完成某个任务”的限制，无论是先结婚生子再追求事业，还是先追求事业再结婚生子，都可以有很好的人生。
对有的人来说，最好的结婚年纪是40岁而不是25岁。有一个米尔斯女性童年过得十分痛苦，深爱的父亲早逝，然后有一个专横残忍的继父。她年轻时非常迷人也很受欢迎，但她不想结婚。她二十多岁时一直在酗酒、叛逆和自我厌恶。直到三十多岁，她才戒了酒，并找到了一个极好的职业导师，事业蓬勃发展。她四十岁时，遇到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离婚男士。她与对方结了婚，跳槽到了更好的工作，过得很幸福。
对有的人来说，40岁开始的职业生涯也很好。一个米尔斯女性是个画家，嫁给了另一个艺术家。39岁时，她生了第二个孩子，从医院回到家，发现丈夫和保姆私奔了。她将愤怒化为动力，继续在艺术领域工作，她后来做的工作很有趣也很成功，令她生活充实，并帮她养活自己与两个孩子。
42岁时，77%的米尔斯女性发现，自己没有遵循传统的社会时钟——有人没有结婚，有人没有要孩子，有人很晚才结婚生子，有人离婚了，有人过了许多年又回到学校上学……
在米尔斯女性的年代，所有女性被期待着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结婚，生子，过上“正常正确”的生活。但米尔斯研究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女性，过着“非主流”人生。既然大部分女性都不在主流模板里，也许需要改变的，是那种 “人生只有一条正确道路”的幻想。
女性的一生，可以静水流深，也可以波澜壮阔。
世上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人生。
作者丨游识猷，果壳主笔
参考资料丨[1]Helson, R. & Mitchell, V. (2020). Women on the river of life : a fifty-year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Helson, R. (1967).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reative college women.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3]Solomon, M. (2000).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rs: A longitudinal exploration of parent personality and adjustment in their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2), 281-308.[4]（美）简·卢文格（Jane Loevinger）著；韦子木译. 自我的发展.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07.✍️｜作 者 招 募 & 投稿｜后台回复“投稿”，查看详情投稿邮箱：Kids@guok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