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成就了复旦？又是谁甘愿毁家也要兴学？
文/新学说 刘丽茹
前言：＂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05年中秋节翌日，一所民办官助，“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由此成立！而成就这所百年世界名校之人便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教育传奇——马相伯
他曾见证清末民初中国的百年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同龄人；
他是李鸿章的幕僚，大清帝国的外交官，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国民政府委员；
他是信仰与传统的结合体，是站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教育人，更是三所大学的创始人；
他毁家纾难，卖地办学，在那个风雨飘摇瞬息万变的世纪里，他将西方教育的文化精神一点一滴融入中国的沃土；
他说：”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
他就是马相伯。
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
马相伯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境殷实，天主教世家的耳濡目染加上教会学校的经典教育，似乎注定了他生来就是要侍奉天主的，然而他一生对教育事业的倾注付出却毫不逊色于他的宗教信仰。
教育信仰章
4岁入读私塾学儒家经典，11岁独自求学教会学校，罕见的天赋和自身的勤奋，使得马相伯不仅通晓天文数学，且精通英、法、德、意、拉丁等八国文字，正因如此，30岁的马相伯便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成为司铎神父。
36岁那年，因不堪忍受孤寂的教会生活走出了徐家汇，投身政界，然而内政外交十余载却让他深恶痛绝，他深深了解到医治中国的良方还在教育。
“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
——马相伯
他借考察商务之由乘机游历英、法、德、意、美等诸国，并参观牛津、剑桥等大学，这也萌发了他内心迫切想要办一所与西方大学齐头并进的新式学堂的想法，这一想法也同时开启了他后半生的教育之旅。
然而，助推他实践教育梦的一个重要人物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认为，要想了解西方必须从拉丁文学起，拉丁文对于西方就如同古汉语同中国文化的关系，贯穿中西十分重要。当时，任教于南洋公学的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请求其教授拉丁文，并挑选南洋公学24位学生麾至马相伯门下，后来这批学生的很多人，如黄炎培、李叔同、谢无量、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都成为彪炳史册的人物。
毁家兴学章
深处大动荡年代 ，马相伯对人才的匮乏有着切肤之痛。他在遗嘱中曾写道：慨自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学制造入手工夫则文字尚焉。
1897年创建的天主教会孤儿院慈云小学开启了他的兴学篇章。
东方曰“震”，日出之地。——《易经》
”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1900年，他将族遗的松江、青浦良田三千亩田产捐给天主教会，明确表示“愿将名下分得田产，悉数献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转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三年后，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诞生了，学院设在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的天文台（现为上海市气象局），是具有欧洲专科学校性质。
震旦学院无疑也是当时先进思想的教育圣地。
马相伯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在课程设置上，他设立了涵盖各领域的课程体系广，从拉丁文、希腊文，到财政学、公法，从数学、物理学，到园艺、绘画、歌咏。尤其重视古典、艺术和哲学。他主张文理科并重，主张打好语言基础、主张训练严格的逻辑思维，他将外国语列为必修之课；
在教学管理上，实行“学生自治制”模式，建立学生委员会；
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兴学生自由研究之风，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实行启发式教育，主张提高学生的原创力（后来被传承的“北大精神”与震旦学院的办学思想不无关系）；
马相伯曾在《一日一谈》中口述道，”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从拼音字母教起，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则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给学生讲习，借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大家都很有兴趣。“
截止1905年，震旦书院已有学生数150人。
然而，新式的课程设计、独立自主的自治传统运行不到两年却惨遭教会的破坏。不久，震旦大学便人去楼空。
注：资料整理于记录片《记忆》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尚书大传.虞夏传》
1905年，为“恢复震旦”，马相伯决定兴复旦公学，办学之初，经济艰窘，无奈之下，马相伯向当时的两江总督周馥求助，随即，吴淞旧镇衙署拨款两万，置废弃的梯度衙门为校舍。
此时的马相伯不仅把震旦的教育理念搬到了复旦公学，同时也将学生自治制度一并带到复旦。首届入学考试前来报名者多达500人，有1/3成功入学，陈寅格、竺可桢皆就读于此。
除聘请华侨李登科等名师任学校教习外，已66岁高龄的马相伯还不辞辛苦担任法文和拉丁文教授。
然而，对于此前的震旦学院，马相伯并没有置之不理，1908年，他不计前嫌的为震旦捐银四万元，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八处价值十万多元去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一百亩建造震旦新校舍。
1930年由马相伯参与发起的拜占庭式天主教公墓
1912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马相伯曾一度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并联合章太炎、严复、梁启超倡议在中国仿设统一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函夏考文苑，通过倡导法兰西文化精神，振兴本民族文化事业，遗憾的是，在那样的时代，这个理念太过超前导致其以流产告终，但却在多方面开了中央研究院的先河。
随即，马相伯又于次年同英敛之（大公报创办人）共同创办辅仁社（1927年改称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
其实，兴办复旦公学后的马相伯早已身无分文。1914年，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为他筹款万元以资其孙女九香（本名马玉章）的生活费与教育费，而他又尽数移至启明女校（今上海市第四中学）作学校的教育经费。
马相伯百岁诞辰与孙女马玉章
耄耋之年，马相伯就此离开教坛。
1939年4月6日，马相伯百龄之日，中共中央的贺电并尊他为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马相伯亲自撰文作复:“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
行将就木之时，他捐出了全部的寿遗为救助伤员，接济难民之用。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越南谅山病逝，享年一百岁。
他出身商贾之家却一生清贫，花甲之年为教育、为办学赔上了全部家当；百年衷寝未给自己留下一分钱，更没有给自己的亲人留下一分钱；
他心系家国，一心教育，忠于信仰，以拯救灵魂为己任；他是毁家兴学的教育人；是奔走于中西两世界的呼号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探索中西方国际化教育的传奇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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