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文化遗产的家训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文明进步的精神“血脉”。针对相关学术研究总体上重视程度不够、系统性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不多等不足，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国家训学”。通过多学科视角综合探析中国家训文化源流以深入系统地发掘其丰富内涵及当代意义尤显紧迫。
中国家训文化以何种形式源自何时？中国家训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据是什么？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本文首次引入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大小传统论，借助考古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方法和成果，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和推论。大小传统论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提出。他以“大传统”指代城市中由城镇的知识阶层所掌控书写的文化传统，以“小传统”指称乡村中由乡民通过非文字如口传、实物、仪式等方式传承的文化传统，认为二者缺一不可。[1]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古人早已自觉到大小传统间的密切关系，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2]循此思路和观点，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因地域和种族差异、频繁的政权更迭等多因素所致具有多源性、多样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大小文化传统彼此互动，各族群文化多层叠加、融合变化，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分层具有相对性和殊为复杂的关系样态，应对西方人类学二元文化框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因此，笔者考察中国家训文化，以由汉字记录的传统为小传统，以先于汉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为大传统；既重视由汉字记录的小传统，也不偏废先于或外于汉字记录的大传统。周文王临终前对太子发的传宝遗训《保训》中出现的非文字家训就属大传统。2008年“清华简”《保训》中有这样一句话：“昔前人传保（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文王所谓前人传宝的仪式“詷”作何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释为“诵”（背诵或大声朗读）或“钟”。事关宗族大事（如帝位传承）的口头规训（如诵）或以物（如钟）代言的仪式，都是非文字家训的表现形式。此外，还包括以行代言的形式，如远古神话叙事中有大量记载的原始歌舞。
通行观点“有家庭就会有家训”并不全面和准确。只有当原始家庭发展到宗族社会、原始父系家长制衍化为宗法制的时候，才有家训产生的需要和可能。人类脱离动物后最初形成的家庭，基本上只是某种程度上确定或规约两性关系及其婚姻生活的一种群居式家庭，还不是生产生活单位，家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在此涉及到古代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问题。正如19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历史法学名著《古代法》中提出，古代社会是“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3]，即宗族社会。宗族作为基于男性世系而形成的家庭联合体，本质上是一个依托血缘和地缘关系而组建的有其管理、教化、救助和防卫等功能的社会组织。家训正是出于维护宗族利益之需、基于宗法制度之管理和教化功能而生。目前所知有关尧舜时期部落间的政治联姻、帝位传承等事关宗族大事的训导以及“五教”，可视为家训的萌芽和早期形态。
1.部落间的政治联姻。利用婚姻方式团结各氏族部落是尧舜时期的立国之本。汉代刘向的《列女传•有虞二妃》称遵旨嫁舜的尧帝长女娥皇和次女女英，不但极大地成全了舜的美名，而且巧妙地化解了家庭危机……。政治联姻关系到宗族兴废存亡大事，是历代帝王家训的重要内容之一。
2.“五教”（五典之教）。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认为，义、慈、友、恭、孝等“五教”的家训基本内容,是由舜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
3.传位“宝训”。清华简《保训》篇讲到“宝训”的流传历史，历经虞舜、唐尧、河伯、上甲微、有易、商汤,再到文王等数族数代，可作为家训起源于尧舜时期的佐证。
根据现有文献和新近考古成果，结合历史语境分析和文化意义辨析，由汉字记录的家训中迄今已知最早的是具有“家族相似性”[4]的商周皇家家训群，表明文献家训之源头或肇始形态和非文字家训一样具有多样性。依据内容、文体的差异，商周皇家家训主要分为三类：帝王政事（令）训、帝王传宝遗训和皇族子弟训（诫）等，分别以《盘庚上》、《保训》和《诫伯禽书》为代表，其集大成者为周公。
1.《尚书·盘庚上》为中国最早的帝王政事训。帝王政事训是帝王家首要的和最常见的家训，其内容主要是告诫以皇帝为首的全体皇属如何对待和处理国家事务，并采用帝王专属的“训”体。已被历史学家确证为年代最早的文献《盘庚上》，记录的是殷王盘庚就迁都一事发表的训诫。事实上，《盘庚》三篇皆为训词，但不都是家训。《盘庚上》之所以是家训，关键在于其训诫对象“贵戚”是和“先王”一起同享盘庚之祭的血缘近亲同族之人。身份显赫的贵戚与王者同族同姓这一点，在后世文献（如《孟子· 万章下》）中也可找到印证。2.《保训》为中国最早的帝王传宝遗训。帝王传宝遗训是帝王家最重要和特殊的一类家训，其内容主要是在位皇帝对继位者的传位训导，文体上同样采用帝王专属的“训”体。《保训》在中国家训文化史上的意义远超过《盘庚上》。第一，从训诫对象看，相较于对关系稍显宽泛的皇属大臣进行训教的《盘庚上》，基于直系亲子关系的《保训》显然更具有家训的典型性。第二，《保训》的训诫过程和内容更为清晰、完整和典型。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交代文王传授宝训的缘起；二是记录文王所传宝训的内容，包括三层意思:交代传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舜、上甲微及成汤的故事传授治国经验;告诫武王遵循宝训，勿荒淫、珍惜时间、夜以继日、勤勉为政、膺受天命。第三，《保训》具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内含丰富的兴邦建国、治国理政、文治武功等思想，蕴涵着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中庸之道等思想的端倪。此外，文王以史为鉴的宝训精神使得殷鉴思想的时间提前了。3.《诫伯禽书》为中国最早的皇家子弟训。皇家子弟训指以皇族子弟为教导主体和教导对象的家训，采用的常见文体多为“诫”体。《诫伯禽书》记载的是周公对受封鲁国的儿子伯禽的一段告诫。其内容丰富完整，堪称古代皇家家庭教育之经典。周公以“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经历，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要选贤任能、礼贤下士、尽心竭力治国理政。并特地以六种“谦德”强调，谦虚谨慎是治理天下、成就大业的第一要素。其立意高远，在思想上与文王《保训》一脉相承，但文字更为生动感人，更具感染力、说服力，为千古难得的文采与思想俱佳的政论佳作。此外，周公虽不是商周皇家家训第一人，却堪称其集大成者。他传承并光大了其父的家训思想，其传世之作除了《诫伯禽书》，也有劝诫侄子成王的帝王训，在多样性上无人能出其右。
中国家训文化从先秦到清末的衍化和传播，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特点，从中可以窥探、领悟传统家训文化自身内涵、意义的变化与发展。
首先，中国家训产生伊始并没有“家训”之名，也没有统一的名称。从商周文献家训之“训”和“诫”，及至汉代“家训”和“家诫”复合词的出现，明确奠定了中国家训的基本涵义：以家族为基元，对家族成员在饮食起居、修身养性、为人处事、致学求仕等方方面面的训导、劝诫和规约。“训”原本是上古《书》体“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之一。根据孔安国《尚书序》“教导之文曰训”，“训”作为一种文体，指中国古代教导君王治国理政的文辞（字）。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专指对君王进行的治国理政的教导，与教导者是否为君王无关。如《伊训》的教导者是大臣伊尹，教导对象是商王太甲。从皇家逐步推广至士族官宦人家后出现的复合词“家训”，最早见于《后汉书· 文苑列传》。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首次以“家训”为书名，内容广泛涉及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诸多方面。从辞源考证，“诫”从“戒”衍化而来。在甲骨文和未经人工加工的原始商代铭文中已多次出现“戒”或“教戒”。其本意是警告，明确告知做事的规矩界限以免犯错误，适用于上对下、长辈对晚辈或平辈之间。《诫伯禽书》之后，自汉代开始大量出现“诫子书”、“家诫”等典型家训之作。其次，在漫长的历史衍化和传播中，由于不同的衍生、传承模式与路径的交替、交错，催生出基于不同目的和功能的中国家训，其种类和称谓各异，造就了多姿多彩的中国家训文化，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因循商周开启的“训”和“诫”的思路，中国家训文化向更广大的亲缘组织和生活领域拓展，其名称、种类和内容、形式日益多样化。依据其目的和功能，主要分为三大类：（1）侧重典型示范和正面劝喻、鼓励的家训。如家训（祖训、族训）、家诫、遗训、“家范”（族范）、“家语”和“家教”等。（2）侧重订立规章制度、带有强制性的家训，如“家规”、“家仪”、“家礼”、“家订” （“家约”、“族规”、 “宗规”、“祠规”、“行规”、“乡约”等同理）。（3）侧重事务管理、劳动技能等内容的家训，如“家政”。与“朝政”相对，突出居家理政、家国同理之意。内容包括劳作、经营、收支等事务性、务实性的家庭事务以及相应的家政精神。第三，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历经萌发-成文、成型-成熟和繁盛-巅峰三个主要阶段，分别以商周皇家家训、魏晋唐代官宦名仕家训、宋代治生家训和明清商贾家训为其标志性家训，逐步从政治生活向日常家居生活、行业生活渗透和拓展，在不同程度葆有皇家家训所肇始的政治文化基因及其价值底色的基础上，其平民化、社会化、职业化甚或超乎家族性的地域性的特征不断加强，最后发展成为涵括了政治生活、日常家居生活、行业（技能）生活及其角色分工、性别分工等广阔生活与职业领域的大教育和大文化。
在尧舜—春秋战国的萌发—成文期，以皇家家训为代表，以治国理政、为官做人为主要内容。多为因事训诫，常表现为一事一诫，多为人生和庙堂经验的传授，内容较为零散，没有形成体系，理论性不强。皇家家训在历史上长期高度发达，其政治文化基因及其价值底色影响深远。在秦汉至隋唐的成型-成熟时期，从普遍性的家仪、家规，到女训、女诫，尤其是首部系统家训专著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问世，越来越多的家居生活内容、性别角色分工和行业分工进入家训视野，特别是唐宋年间，借助全面推行的能带来社会阶层的半开放式流动的科举制走向平民之家，家训文化日益生活化、平民化、社会化和系统化、理论化。在宋元明清的繁盛-巅峰时期，随着经济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商业和商人地位日渐提高，家训进一步平民化和职业化，增添了以往少有的“治生”的行业内容。叶梦得明确将农、工、商、士四业囊括其中，明儒王阳明提出振聋发聩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明清家训肯定各行业尤其是商贾的社会价值，鼓励家族营生和个人治生的多样化，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其中，明清商贾家训不仅具有鲜明的多元职业价值取向和崇商重商的特点，同时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文化特征，以商帮家训最为典型。所谓商帮是商人们自发组织形成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由家族性亲缘组织如商号、商铺、作坊、工厂等扩展开来的新型地缘性商业组织，实质上是一种扩大的家（宗）族亲缘组织。商帮家训除了家训必有的立人和治家内容以外，特别重视经世济民的经商之道和商业伦理精神。不仅通过教导子孙后代世代传承下去，并以不同的方式落实到企业、商号的经营理念和治理模式中，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有其契合之处。最后，中国家训文化在汉字（或儒家）文化圈中的传播和发展，直接影响日本等国家训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以日本为例。《颜氏家训》在平安时代传入日本，很快日本皇亲贵族中出现了家训形式的训诫条例。约公元769年，日本首部家训《私教类聚》问世，其中频繁引用《颜氏家训》、《论语》和《史记》等典籍的内容。由于日本“家”的特殊性（包括非血亲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日本家训的社会化、职业化和平民化甚于同期中国唐宋家训，以武士家训和商人家训最为常见。明治维新后，出于完善企业治理和延续家业的需要，在“家宪”、“社是”和“社训”中得以传承延续和创新转型的商人家训后来居上。发达的商人家训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商业人才的培养和商业的繁荣，为日本近现代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日本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其传统家训文化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并在日本近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动力作用。至今日本许多历经百多年沧桑的企业、商号等等仍受益于传统家训文化，保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和职业伦理精神（包括“匠人精神”）。
中国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其内涵丰富而多元。家训文化的“家”，已不限于家族、宗族等狭义的亲缘组织，事实上包括了某些以亲缘组织为基础而形成的地缘性组织，笔者称之为“扩大的亲缘组织”。如古代宗法社会或“家天下”国家，以及明清时期在宗族基础上组织形成的地缘性商贾群体组织--商帮。家训文化的“训”，已不限于狭义的家庭教育，实际上已成为涵括广阔生活和职业领域的大教育和大文化，成为古人的一种社会化教育范式、社会文化类型和社会治理形式，具有现代单一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社会管理无可比拟的包容性和多维性。为此，亟需系统整理传统家训资源，重新审视、定位其当代意义，探索实现其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的形式和路径。原本种类和资源以及教育规约的理念和形式都远不如中国丰富、系统和多样的日本家训，却能成为日本实现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动力之一，其近现代转型和创新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比较家训学研究有待加强。
1.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0-116页。
2.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396页。
3.[英]梅因：《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2页。
此处借用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概念。
4.参见【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7-48页。
引用格式：江雪莲.中国家训文化源流论略[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01):128-13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