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老龄化，还是老龄文明?樊浩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摘要：应对老龄化挑战，亟须寻找一种宣示对待老龄化的文化态度、体现老龄化战略理念的总体性话语，在文明史意义上考察，这种总体性话语就是“老龄文明”。对待老龄化有两种文化意识，即问题意识与文明意识。老龄化与老龄文明是两种战略理念，老龄化不仅“是”也应当“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老龄化战略必须超越被动的问题应对，以“文明”看待老龄化，将老龄化作为文明现象进而推进为老龄文明，发现和肯定老龄化的文明史意义。“老龄文明”是应对老龄化的“积极”话语，应对老龄化必须实行“老龄文明”的“积极”战略。"老龄文明战略是由三大结构形成的依次推进的战略体系：老龄群体的文明战略、老龄化社会的文明战略、老龄文明形态战略。老龄文明形态是“老龄文明”战略的最高境界，由此老龄化将成为人类文明凤凰涅槃、浴火重新地一次新机遇。“老龄文明”战略是一种彻底的“积极老龄化”战略。关键词： 老龄化;老龄文明;“积极”话语与战略;社会文明;老龄文明形态;关怀伦理学与操心本体论——对普遍伦理规范的一个探求武小西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摘要：新兴的关怀伦理学从批判传统伦理学出发，希望成为传统伦理学的更优替代。传统伦理学预设了原子化个体并把自主性作为目标，关怀伦理学则强调生存所必需的关怀经验和人的相互依赖，并以此为新的伦理范型的基础和旨归。但是关怀伦理学面临两个难题：关怀作为传统的女性经验，为何应提升为人类普遍的伦理范式?发生在私领域的关怀，是否应该成为公领域的道德考虑?回答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澄清关怀的存在论含义。可以运用海德格尔的操心本体论为关怀伦理学奠定存在论基础，因为操心本体论把关怀或操心(care)揭示为人的普遍本质，生存即筹划自身可能性的活动，而人作为在世的与人共在，本就内在地相互关联。关怀伦理学也启示出了操心本体论所蕴含的伦理向度，展开了生存论伦理学的一个可能性。关键词： 关怀伦理学;操心本体论;共在;普遍伦理规范;论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批判张大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要：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批判历来极富争议。科斯嘉、施耐德巴哈、赫费认为该批判无效，理由是它所依赖的循环论证批判无效。科斯嘉等人的论断有失偏颇，因为他们并未理解黑格尔提出的循环论证批判是以空洞性批判的另一要素即伦理偶然性批判为前提。此外，虽然“定言命令式”涉及康德的“人性”概念，但是由于“人性”在康德那里只是被“消极地设想”,缺乏历史实践的教化环节，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人性”概念仍然不能使“定言命令式”免于一种空洞性。关键词： 空洞性指责;循环论证;伦理偶然性;人性;黑格尔;康德;经济决策与企业管理信息摩擦与供应商分布决策——来自中国企业IPO的经验证据李青原

牢记初心

李永杰：《推动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3日第001版。

“琴者，禁也”：君子琴的建构与琴乐境界张婷婷上海大学

中国家训文化源流论略江雪莲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文化遗产的家训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文明进步的精神“血脉”。针对相关学术研究总体上重视程度不够、系统性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不多等不足，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国家训学”。通过多学科视角综合探析中国家训文化源流以深入系统地发掘其丰富内涵及当代意义尤显紧迫。一、中国家训文化的萌发和起源中国家训文化以何种形式源自何时？中国家训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据是什么？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本文首次引入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大小传统论，借助考古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方法和成果，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和推论。大小传统论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提出。他以“大传统”指代城市中由城镇的知识阶层所掌控书写的文化传统，以“小传统”指称乡村中由乡民通过非文字如口传、实物、仪式等方式传承的文化传统，认为二者缺一不可。[1]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古人早已自觉到大小传统间的密切关系，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2]循此思路和观点，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因地域和种族差异、频繁的政权更迭等多因素所致具有多源性、多样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大小文化传统彼此互动，各族群文化多层叠加、融合变化，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分层具有相对性和殊为复杂的关系样态，应对西方人类学二元文化框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因此，笔者考察中国家训文化，以由汉字记录的传统为小传统，以先于汉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为大传统；既重视由汉字记录的小传统，也不偏废先于或外于汉字记录的大传统。周文王临终前对太子发的传宝遗训《保训》中出现的非文字家训就属大传统。2008年“清华简”《保训》中有这样一句话：“昔前人传保（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文王所谓前人传宝的仪式“詷”作何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释为“诵”（背诵或大声朗读）或“钟”。事关宗族大事（如帝位传承）的口头规训（如诵）或以物（如钟）代言的仪式，都是非文字家训的表现形式。此外，还包括以行代言的形式，如远古神话叙事中有大量记载的原始歌舞。通行观点“有家庭就会有家训”并不全面和准确。只有当原始家庭发展到宗族社会、原始父系家长制衍化为宗法制的时候，才有家训产生的需要和可能。人类脱离动物后最初形成的家庭，基本上只是某种程度上确定或规约两性关系及其婚姻生活的一种群居式家庭，还不是生产生活单位，家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在此涉及到古代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问题。正如19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历史法学名著《古代法》中提出，古代社会是“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3]，即宗族社会。宗族作为基于男性世系而形成的家庭联合体，本质上是一个依托血缘和地缘关系而组建的有其管理、教化、救助和防卫等功能的社会组织。家训正是出于维护宗族利益之需、基于宗法制度之管理和教化功能而生。目前所知有关尧舜时期部落间的政治联姻、帝位传承等事关宗族大事的训导以及“五教”，可视为家训的萌芽和早期形态。1.部落间的政治联姻。利用婚姻方式团结各氏族部落是尧舜时期的立国之本。汉代刘向的《列女传•有虞二妃》称遵旨嫁舜的尧帝长女娥皇和次女女英，不但极大地成全了舜的美名，而且巧妙地化解了家庭危机……。政治联姻关系到宗族兴废存亡大事，是历代帝王家训的重要内容之一。2.“五教”（五典之教）。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认为，义、慈、友、恭、孝等“五教”的家训基本内容,是由舜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3.传位“宝训”。清华简《保训》篇讲到“宝训”的流传历史，历经虞舜、唐尧、河伯、上甲微、有易、商汤,再到文王等数族数代，可作为家训起源于尧舜时期的佐证。二、中国家训文化的确立和成文根据现有文献和新近考古成果，结合历史语境分析和文化意义辨析，由汉字记录的家训中迄今已知最早的是具有“家族相似性”[4]的商周皇家家训群，表明文献家训之源头或肇始形态和非文字家训一样具有多样性。依据内容、文体的差异，商周皇家家训主要分为三类：帝王政事（令）训、帝王传宝遗训和皇族子弟训（诫）等，分别以《盘庚上》、《保训》和《诫伯禽书》为代表，其集大成者为周公。1.《尚书·盘庚上》为中国最早的帝王政事训。帝王政事训是帝王家首要的和最常见的家训，其内容主要是告诫以皇帝为首的全体皇属如何对待和处理国家事务，并采用帝王专属的“训”体。已被历史学家确证为年代最早的文献《盘庚上》，记录的是殷王盘庚就迁都一事发表的训诫。事实上，《盘庚》三篇皆为训词，但不都是家训。《盘庚上》之所以是家训，关键在于其训诫对象“贵戚”是和“先王”一起同享盘庚之祭的血缘近亲同族之人。身份显赫的贵戚与王者同族同姓这一点，在后世文献（如《孟子·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机遇与挑战

——基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