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学科建设问题：总体趋势与分支走向
摘 要： 构建具有时代气息的汉语史理论，构建并完善汉语史研究新的中国学派，是广大汉语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总结汉语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今后汉语史学科的发展，当在自觉利用学科优势的前提下，全力做好六个方面的基础工作：加强汉语和汉字关系的研究；加强文言和白话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区分概念和语词；加强汉语形音义的综合研究；加强语音、词汇、语法各分支学科的内部联系以及语音、词汇、语法相互联系的综合研究；加强汉语史各分支学科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以及文学、文献等相关学科的合作，互相启发、互相切磋、联合攻关，形成新的学科研究方向、新的交叉学科。在此基础上，汉语史各分支学科即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汉语修辞史、汉字史，当制订各自的研究方案，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共同推进汉语史学科的全面发展。汉语史是研究历代汉语系统及其内部规律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历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随着研究的深入，汉语修辞史和汉字史逐步纳入研究视野。汉语有三千多年的文献材料可以用来研究汉语史，该学科利用历代文献和现代口语材料研究汉语有史以来的历史演变，服务于语言学和中国古书的释读。汉语史对语言学科建设的巨大作用早已为中外学术界公认；随着百年积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古书的释读是发展未来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汉语史学科的成果是古书释读的基础。由此看来，汉语史学科尽管属于汉语语言学，但它的实用价值兼跨中国古典学，意义重大。汉语史学科尽管是仿照欧洲一些语言学史的框架建立起来的，但它一直承担汉语史和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逐步凝成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致力于创建中国学派的研究宗旨和治学理念，坚持不尚空谈、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面临不少挑战。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给这门学科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现在，国家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策，给汉语史学科发展带来活力。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扎实推进该学科发展，使它更多、更好地揭示汉语史的规律，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一、汉语史学科研究的基础工作
为使汉语史学科健康稳定地往前推进，制定规划时，既不能任意拔高，提出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不能不思进取、原地踏步。我们必须在既有的基础上稳扎稳打，攀登高峰。首先应该在取长补短、吸收国外科学有用的语言学知识的同时，自觉利用这门学科的优势，明确新任务、新课题、新视角。总结汉语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今后汉语史学科的发展，必须在六个方面展开基础工作：第一，必须加强汉语和汉字关系的研究。研究汉语史用到的古代材料，绝大多数都是汉字记录下来的，汉字以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为整体单位而分别为不同的词素和词构来造字，汉字是一种词素、词构文字。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叫词素，词素可以独立成词，有的词素由几个音节组成；组成多音节词素的各音节叫词构(1)对此，笔者在《汉字音符的特点和作用》一文(待刊)中有详细讨论，兹不赘述。。由于汉语是一种孤立语，汉字是一种词素、词构文字，跟拼音文字有本质上的不同，用字现象跟拼音文字异趣，时空穿透力极强，因此字词关系不易分辨清楚。科学区分字词关系，在纷纭复杂的用字现象中科学地进行“析符”和“归符”，这是通过汉字研究汉语最基本的问题。“析符”指将一个汉字所记录的不同语言符号离析开，“归符”指将上下文中相同的一个语言符号归纳在一起。这项研究目前已有所推进，但既有的研究并没有将这个问题真正弄懂弄通，人们在诸如假借字、同形字、训读字、字词典的编纂、方言本字的考定、古文字释读、字的始见时代和词的始见时代等方面，在汉语和汉字关系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严重影响了汉语史的科学研究，不可忽视。例如苏轼《赤壁赋》中“山川相缪”中的“缪”，本来跟今天“纠结”的“纠”是同一个语言符号，但是不少人误以为跟“缭绕”的“缭”是同一个语言符号(2)孙玉文：《古文训诂掇遗五则——兼谈古文注释者的修养》，《中文论坛》第1辑，武汉：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162-164页。。从事汉语史研究，必须通过古代文献资料研究历代汉语的系统和系统的演变，因此必须弄清楚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第二，必须加强文言和白话关系的研究。汉代以后，言文脱离现象越来越严重。汉魏以后，历代既有文言，也有白话，它们是否反映历代口语以及反映的程度如何，都要细心研究。文言文严重脱离口语，但它是历代文章的正宗，即使是最典型的白话文都不免受其影响，掺杂文言成分，而再正宗的文言文也会偶尔露出口语的马脚。就研究汉语史来说，我们不能只将研究的材料局限在历代的白话文上面，必须研究文言文反映的语言现象，才能知道哪些是反映口语的语言现象。我们不能主观断定哪些是脱离口语的语言现象，哪些是新起的口语语言现象。要知道汉语史中哪些是新起的语言现象，必须跟前代反映口语的作品进行充分的比较，也应该跟相同和不同时代的文言文比较，这种纵横比较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该作品是否反映新的语言现象。我们得出某种语言现象不见于前代，那有可能是新起的语言使用现象。但它是不是新起的语言现象，还要继续研究，因为不能忽视历代文人个人的临时性创造还没有成为全民语言的一部分。例如韩愈个别诗歌模仿先秦两汉押韵，跟南北朝以后的用韵不同，但这种用韵不反映唐代的语音新变，而是一种基于模仿的自我作古。词汇、语义上，历代文人也会创造出早期文言文和当时口语中没有的临时性的用词或新义。要想将这些非口语现象剔除出去，就必须加强文言和白话关系的研究。历代口语存在于历代方言中，汉语的变化总不可能是所有的方言不约而同地同时都发生某种新变，在各方言有前有后。不但文言文后来游离于口语，而且后期白话文也有模仿早期白话文而游离于后起口语的现象，历代的白话文也不大可能完完整整地反映某一地的方言现象。即使有，那也是东鳞西爪。像《世说新语》之类反映口语比较多的作品，它的作者是正统文人，正统文人常常比较排斥口语，况且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俘获不同时空的更多读者。想通过更多反映方言口语的作品探寻出历代的方言系统，很难做到。现在可知，汉语自周代以来，就有方言的差别，也有雅言存在。历代雅言对方言的抑制作用，方言对雅言的排斥作用，汉语史上一直存在，而雅言的抑制作用要大于方言的分化作用，或快或慢地将方言中比较“土”的语言成分消弭掉。雅言的巨大抑制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在探寻方言方面做些努力。因此，研究历代汉语的方言，也是不应该忽视的工作，但要做得严谨可信。第三，必须进一步区分概念和语词。前人有时候会混淆概念、语词二者的关系，影响至今。像古今汉字的同一性以及折射出来汉语符号古今是否有同一性，如何区分有些词形记录的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是表达同一概念的不同的词还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语音和汉字形式，是一个词还是仅有同源关系的不同的词，等等，都得研究。本来是表示同一个概念，甲地用一个词，乙地用另一个词，古人有时却当作同一个字词的不同读音，混淆了概念和语词。例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斫”字条云：“‘斫’，之若切，今世俗读如‘坎’……东北人谓斫伐为‘坎’，乃知此音之讹由来已久矣。”(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85-86页。这个意义的“坎”今作“砍”。“斫、砍”只是古今同义词，或者是一种代语，“坎(砍)”不可能是“斫”的音讹，“坎(砍)”另有来源。再如表达“歪斜不正”的概念，有的方言用“歪”，有的方言用“笡”，有的方言用“敧”，等等。“歪、笡、敧”等词，有的跟“斜”是同源词(“笡”即可能是)，有的是来源不同的词。有人误以为“歪、笡、敧”等词是表达“歪斜不正”概念的“斜”这个词在不同方言的读法，这也混淆了概念和语词。类似的情况必须得到纠正。第四，必须加强汉语形音义的综合研究。音义结合是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将音义结合起来，通过历代文献去认识历代汉语，是研究汉语史的必要前提。由于汉语研究学科分工细密，造成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研究的疏隔，有的研究者常常不注意历代文献用字的形音义匹配，极大影响研究成果的水准。研究汉字形体，如果不跟汉语密切结合起来，也就是研究字形不跟汉语的音义结合起来，就很难说是彻底的汉字形体研究，只能算形体研究，形体研究是一种泛泛的研究，不是科学的汉字研究，它和汉字系统研究不能画等号；研究汉语语音，如果不跟语义结合起来，只能算是声音研究，不是中规中矩的语音研究。注重音义匹配研究，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必须加大投入的一项基础研究。第五，必须加强语音、词汇、语法各分支学科内部联系以及语音、词汇、语法相互联系的综合研究。《汉语史稿》明确提出，研究汉语史必须区分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但一定要注重语音、词汇、语法的综合研究(4)王力：《汉语史稿》，《王力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16页。。加强语音、词汇、语法内部联系的综合研究，就是说这三门分支学科，每一个学科内部，都要克服孤立型的研究，必须将相关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例如汉语止摄精组开口字，早期已经变成一个资思部，这要跟蟹摄四等精组字的演变联系起来考察。有人一方面认为某个时期止蟹二摄精组字已经合流，又认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形成资思部，这不是一个严密的语音史分析系统。汉语以单语素词为主，同音词较多。汉语全部双音节词都可据两个音节是否同音，分为两类：一类是叠音词，在字形上写成同一汉字，例如“皓皓”；一类是非叠音词，例如“形成”，在字形上写成不同汉字。汉语非叠音词占绝大多数，这类词有一个规律：每个词的两音节几乎都不同音。这个规律深刻影响着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无论汉语语音怎么简化，它一般都要维持非叠音词两音节不同音的格局，以便跟叠音词形成形式上的对立，这种构词要求对汉语语音简化有制约作用；汉语并列合成词无论是同义词素、反义词素、类义词素等，一般都要求每一词两音节不同音，词素在参与构成并列合成词时维持两音节的语音区别，这种构词要求对汉语同义、反义、类义单音节词素的语音区别度有制约作用(5)孙玉文：《汉语双音词两音节之间语音异同研究》，《上古音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0-267页。。语法方面，汉语各类短语，它的组成成分之间一般不能同音，先秦有个别主谓短语同音，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主谓同音的短语极罕见，已引起重视。这说明，不仅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对短语的构成有制约作用，语音对短语也有制约作用。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将语法分成基础和转换两个部分，认为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形成表层结构(6)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38页。。语义属深层结构，为深层结构提供语义解释；语音属表层结构，为表层结构提供语音解释，因此语音部分对深层结构不起作用。就汉语事实说，它是经过千锤百炼形成的一种语言，认为语音对深层结构不起作用之说很值得怀疑，语音在一种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语法中都起巨大作用。撇开语音，最终不可能将短语的共时状态和历时演变解释清楚，希望仅仅通过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分析就能充分解释语法的共时状态和历时演变，不可能达到目的。第六，必须加强汉语史各分支学科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以及文学、文献等相关学科的合作，互相启发，互相切磋，联合攻关，形成新的学科研究方向、新的交叉学科。汉语史学科在成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它跟语言学科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关系，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在结合方面不是没有遗憾。多年的惯性导致汉语史研究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以及文献、文学学科之间互相隔膜，对这些学科的发展都不利。一方面，文学文献和其他文献的释读必须以历代语言事实为基础，因此必须重视汉语史的研究成果。例如可以通过语音史的研究，知道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一句中的“瑟瑟”是后人所改，原应作“索索(槭槭、摵摵)”(7)孙玉文：《古文训诂掇遗五则——兼谈古文注释者的修养》，《中文论坛》第1辑，第160-162页。。另一方面，文学、文献等相关学科的相关研究给汉语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汉语史研究必须加强跟这些学科的合作。我国古书浩如烟海，无论是传世还是出土的，都不免有后人的改动，因此必须注意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的动态成果。再如古书语体、体裁、文体风格反映历代汉语常不一样，某词在这种文体中常用，在另外的文体中则几乎不用。研究汉语史问题，对历代古书不能不有所选择。有时候所选不同时期的古书语体、体裁、文体风格不同，所反映的不同语言现象的差异不是时代带来的，而是语体、体裁、文体风格造成的。元陈绎曾《文说·造语法》的《寔语》注意到：“《尚书》及《易》彖辞、辞用助语极少，《春秋》、《仪礼》皆然，此寔语也。凡碑碣传记等文，不可多用助语字；序论辨说等文，须用助语字。”(8)陈绎曾著、慈波辑校：《陈绎曾集辑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05页。如果贸然据某种材料反映出来的不同，就断定是语言新变，或某种现象消失，则有失武断。因此，应该尽量搜集多种语体、体裁、文体风格的资料。当我们要将汉语修辞史纳入汉语史的视野时，它跟古代文学的关系显得更加密切，因为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古代还是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都是人类语言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蕴含着多方面的修辞创新和新词创造。例如“乌老”本是给“媪”字作的反切，《史记·高祖本纪》“母曰刘媪”裴骃集解引三国魏孟康：“媪，母别名也，音乌老反。”(9)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41-342页。后来人们将“乌老”代指“媪”，最早就见于文学作品。“乌老”没有任何内部结构，可算是一种新类型的单纯词。旧题唐杜荀鹤《松窗杂记》、李玫《纂异记》(已佚，《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所引)是唐代的两本笔记小说，其中都有：“(王生)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10)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56页。引文中的“提”，《松窗杂记》写作“持”。因此，研究汉语修辞史，研究汉语词汇史，必须研究古代文学，不能忽视跟古代文学学科的合作。无论研究汉语史哪一个分支，都会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以及文学、文献等相关学科发生密切关系，但我们研究的立足点要放在汉语史上，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例如研究汉语语音史必须对研究的语料进行时空定位，否则得出的音系结论就对语音史研究价值不大，因此需要跟古文献、古代文学研究发生密切关系。但只确定语料的时空，还不是真正的汉语语音史研究，重要的是研究音系本身。要做好上述六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根本法宝就是：要时刻注意进行汉语的系统研究。系统研究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构建具有时代气息的汉语史理论，构建并完善汉语史研究新的中国学派，是广大汉语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下面分别从汉语史五个分支学科来展开讨论。二、汉语语音史
汉语语音史是上个世纪形成的新学科，隶属于汉语史，旨在研究历代汉语语音系统及其内部演变线索和规律，重在汉语声母、韵母、声调以及声韵调配合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以汉语音韵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学科。尽管汉语语音史这门学科成立只有一百来年，但它面对的学科成果则有一千七百多年，这些成果解决了汉语语音史上相当多的问题。本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史的观念比古代有所加强。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建立了系统的、贯通周秦两汉至现代汉语的语音史学科。在汉语史各分支学科中，语音史最早建立起来，原来没有隶属于汉语史学科。在国外，高本汉的研究已触及汉语语音史；在台湾，董同龢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音史系统。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是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全面、系统研究汉语语音史的著作，率先将汉语语音史归属于汉语史。由于这门学科历史上的积累比较丰厚，很早就重视共时音系研究，因此汉语语音史在汉语史中是取得成就最大的分支学科。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材料主要有韵文、形声字、假借、异文、古代注音、联绵字、后代方音、汉语历代与其他语言的译音等反映历代语音信息的材料，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调查了当时、当地的语音而形成的，研究得比较严谨，更加可信。魏晋以来一些按韵编排的字书以及一些连续性的声韵调配合图表就是这样。学者们不仅试图通过各种反映历代音系的材料研究汉语语音的历史变迁，还想研究历代的方音。但越往前，方音材料越难觅，无法确定各代主要方言的音系。这是因为以前的材料显示出来的大多是历代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越往前，汉语离原始汉语越近，方音之间差别越小，越往后，方音之间差别越大。虽然差别变大了，可是早期古书大多是正统文人写的，他们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更多地超越时空，免不了排斥方音，所以我们见到的方音资料往往一鳞半爪。宋元以后，反映方音的材料多了起来，大概到明清，有些方言的音系基本上可以研究出来。在汉语语音史上，《切韵》音系是今天传下来最早、最系统、分韵最细密、最有影响、研究得最可信的中古音系统，具有上溯古音、下探今音的桥梁作用，《切韵》唐代成为官韵，这就起到了一种规范作用，达到了萧该、颜之推等人“定则定矣”的追求目标。从文字、语音、词汇等方面的事实都可以证明，《切韵》音系不但跟汉语古今方国的音系有严整而系统的对应关系，而且还有时间上的发展关系，任何弃《切韵》音系而研究古音及汉语语音史的做法都很难获得真正成功。相较而言，研究上古音的材料远少于中古以降反映汉语历代音系的材料，研究难度很大，需仔细捕捉反映上古音信息的各种材料，提炼更为科学的方法，这是今后应注意的。直接反映上古音的材料分为：韵文、汉字异读、谐声字、同源词、声训、假借字、联绵词、异文、异体字、古今字、分音词和合音词、汉代注音、避讳、上古辞书的语音信息、上古文章中的语音技巧、双音词的语音讲究、拟声造词、汉代以前对字音及不同字字音之间关系的表述或暗示、译音材料等(11)对此，笔者在《研究上古音的材料与方法》一文(待刊)中有详细讨论，兹不赘述。。这些材料，有些其实反映了远古甚至更早的汉语语音信息，应深入探讨，不能不加抉择地使用，非常需要从各种材料中提炼前所未有的具体研究方法，推进上古音研究。形声字尽管产生的时间比甲骨文稍微早一点，但是在象形、指事、会意、假借阶段，一字多音相当突出，有些形声字之间声母读音相远，不能归结到形声字出现的时期，有些甚至要归结到汉字初创时。上古诗文用韵，没有更早的韵文可以模仿，只能忠实反映上古音；韵文材料很多，不同主元音和韵尾的字先秦两汉基本都入韵了，因此它能反映上古全部的韵部系统，而不是韵部系统的一鳞半爪。近几十年，上古音研究进展很大，现在可以知道上古音的许多事实，也知道从周秦到东汉，语音不断发生变化，声母、韵母、声调都如此。由于上古音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材料的发掘、方法的提炼和研究目标的需要，这项研究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投入。远古的语音也需要有人进行探讨，但必须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要时刻注意系统性研究，不能过多推测。有人据个别例外的声母相通现象，就想另立一个声母，这就操之过急了。你得要看其他同类的声母有没有这种相通现象，还得看这种相通现象涉及多少韵母，这些韵母之间有无共性。否则就不合求音系的要求，结论没有可靠性。研究上古音，还必须注意，众多汉儒注音的例证表明，东汉时期的不少读音在中古韵书中没有反映出来。这种现象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上古音不无缺憾，也证明在研究上古音时，不能仅从中古音往上古推，还必须研究上古内证材料，才能使研究更逼近上古的事实(12)孙玉文：《从东汉高诱的注音材料看中古韵书未收的一些上古读音》，《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不但研究上古音要重视音系，整个汉语语音史研究都必须重视音系，因为语音的演变是一种系统的演变，个别字字音的变化不能脱离系统。所谓研究系统，是指揭示客观存在的音系规律，不是指虚构音系框架。汉语音韵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语语音史之所以取得比汉语史其他学科更加辉煌的成果，跟李登《声类》以来形成的求共时音系的研究范式紧密相连。晚唐以来的等韵学(原来叫切韵学)，后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古、近代韵书，顾炎武以来的古韵学，都是如此。既然要重视音系研究，那么就要掌握大量的共时、历时材料，任何幻想凭借几则令人振奋的例外得出音系的做法，无异于水中捞月。因此研究时必须重视反映历代音系的直接材料，运用材料要区分通例和特例、个别与一般。例如枝葉的“葉”，p尾；中古文献有的作“棭”或“掖”，k尾，但不能理解为p、k合流。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枝掖，以石反……掖犹葉也。此应外国语讹耳，《长安品》作‘枝掖般若’是也。”(13)徐时仪校注：《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9页。《可洪音义》：“枝棭，音亦，葉也。《大般若经》作枝葉也。”(14)可洪：《可洪音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59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72页。可见，这是“外国语讹”，没有反映汉语入声韵尾的变化。研究汉语语音史，光掌握一个方面的材料，或者仅采取一种视角去得结论，容易钻牛角尖，造成推测痕迹过重，必须尽量避免。例如仅利用唐代诗歌用韵中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去声相押不容易推论当时全浊上声变去声，因为人们可以解释为上去通押。杜甫《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事、顇、地、志、肆、至、弃、意、义、閟、塈、邃、气、翠、戺、髴、思、味、记、坠”相押，是长韵段，只有“戺”崇母上声，其他都是去声。光凭这个材料不能推出杜甫时全浊上声已变去声。但杜甫《哭李常侍》之二：“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杜诗详注》卷二二仇兆鳌注曰：“第字本与弟相通，故可对儿。”(15)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20页。赵翼《陔馀丛考》卷二三说：“杜甫《哭李常侍》诗：‘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借‘第’字作‘弟’，对‘儿’字也。”弟，定母荠韵；第，定母霁韵。又说：“张乔《月中桂》诗：‘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借‘下’字作‘夏’字也。”(16)赵翼：《陔馀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69页。下面的“下”，匣母马韵；夏天的“夏”，匣母祃韵。可见杜甫时全浊上声变去声了，《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是去声自押。《全唐诗》卷四百五十九白居易《夏日闲放》诗：“资身既给足，长物徒烦费。”“长”下原注：“音丈。”(17)《全唐诗》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216页。冗长的“长”只能读去声，不读上声，但白居易用本读上声的“丈”注音，说明白居易时“丈”全浊上声变去声了，因此他的《琵琶行》“住、部、妒、数、污、度、故、妇、去”是去声自押，“部、妇”当时不是全浊上声，而是全浊去声。不但要对一个时代的音系研究有系统观念，而且还要将共时的音系描写跟历时的演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所得的结论才有强大的解释力。这些年来，对此有所忽视，亟待改进。例如研究萧宵肴豪的演变，不能光倚重诗歌用韵，诗人组织押韵，除了语音，还有别的考虑，比方“险韵”问题。利用韵脚字研究历代韵部，要注意险韵，有的诗人有意利用险韵押韵来显示自己的才华。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云：“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18)王夫之：《姜斋文集·姜斋诗集·姜斋词集·姜斋诗话·龙舟会杂剧·诗文拾遗》，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830页。这启发我们，汉语有的韵易于押韵，有的不易于押韵。因为存在险韵，所以不少诗人选择跟其他韵通押，或者有意回避某韵。还有就是，归纳韵部必然会面对合韵问题。如何区分合韵，仅凭百分比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重视这一点。萧宵肴豪什么时候变成一个韵部呢？有人据韵文，以为宋金时代已然。可是，第一，如果宋代豪肴萧宵合为一部，主元音相同，那么从宋代到《中原音韵》的语音变化条件将很难解释清楚。《中原音韵》尽管萧豪是一部，但还残存着“包：褒”、“饱：宝”、“豹：抱”等系统的对立，这种对立绝非后起，也绝非人为。第二，《楚辞·大招》：“雾雨淫淫，白皓胶只。魂乎无东！汤谷只。”洪兴祖补注：“胶，戾也，音豪。”(19)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6页。吴棫《韵补》给“胶”注音“何高切”(20)参看《韵补》三萧“胶”字条。吴棫误以为是《招魂》的诗句。吴棫：《韵补》，《丛书集成初编》123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6页。。可见当时“胶”和“高”主元音不同，“高”和“寥”主元音相同。“高”和“寥”分别是一等和三等，“胶”常见读音是二等。这折射出当时一等和部分三等主元音相同，二等主元音另成一类。据杨慎引吴棫说，《诗·邶风·凯风》“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吴氏给“劳”注音为“僚”；《卫风·硕人》“四牡有骄，朱幩镳镳”，吴氏给“骄”注音为“高”(21)参看《音学五书》音论中“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条。顾炎武：《音学五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页。。可见“夭”和“劳”主元音不同，和“僚”主元音相同；“骄”和“镳”主元音不同，“镳”跟“高”主元音相同。“劳”一等，“夭”和“僚”三等；“骄”三等，“高”一等，“镳”也是三等。这折射出有些一等字跟部分三等字主元音不同，跟另一些三等字主元音相同。金元好问词韵中豪韵自成一部，不与宵萧相混(22)鲁国尧：《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国语言学报》1991年第4期。。韩道升《五音集韵序》也说：“今将……笑啸同居……依开合等第之声音，弃一母复张之切脚。”(23)韩道昭著、甯忌浮校订：《校订五音集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页。可见萧宵肴豪至晚南宋还没有合流为一部，应分成两部。研究平分阴阳，要跟影喻疑合流和全浊声母清音化相联系。影喻疑合流时，如果声调不分阴阳，则“鸯：阳”、“汪：王”、“威：围”、“衣：移”、“忧：游”等同音，后代不能以未分化以前的声母为条件，分化为阴阳平；全浊声母消失，如果平声不分阴阳，则“持：痴”、“徂：粗”、“唐：汤”、“盘：潘”、“千：前”等必同音，后代也不可能按未分化之前的清浊分阴阳平。唐代已开始全浊声母清音化，因此唐代应开始了平分阴阳。稍后南宋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据王力《朱熹反切考》，朱熹所反映的音系已没有全浊声母(24)王力：《朱熹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三)》，《王力全集》第1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43-1044页。，因此朱熹必平分阴阳。至于朱熹以阴平字作阳平字的切下字，以阳平字作阴平字的切下字，只是沿用反切惯例，不能证明朱熹时平声不分阴阳；如同明清时人作反切，反切下字阴阳平有时候跟被切字不一致，但不能证明明清时还没有平分阴阳一样。严粲《诗缉·清浊音图》云：“四声唯上声全浊者读如去声，谓之重道。如‘同动洞独’，‘动、洞’是重道，盖四声皆全浊也。‘动’字虽是上声，以其为上声浊音，只读如‘洞’字。今人调四声者，误云‘同桶痛秃’，不知‘同’为全浊，其‘桶痛秃’皆为次清，清浊不伦矣。”(25)严粲：《诗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页。严氏有意不用“通”字，而是用“同”字跟“桶痛秃”搭配，因为它们都是平声字，这个“同”既然为t，则声调必是阳平。认为某个时期已经全浊声母清音化了，同时又认为当时平声还没有分阴阳，这就不是一个严密的语音史分析系统。研究汉语语音史，还要在共时音系和历时演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音变规律的理论探讨。将汉语语音史研究到一定境地，适时加以总结，不仅具有音变的理论意义，而且可以更好地指导研究实践。国外的语音理论和音变理论可以借鉴，欧美一些严肃的学者，他们朝于斯夕于斯，对语音和音变作了精深研究，对世界上现存不少语言的语音状况作了或多或少的调查，都能打开我们的视界，足资借鉴。例如任何语言中都会有高频率的音和低频率的音，来母是高频率的音，自古以来都跟很多不同部位的声母相通。直到今天，湖南益阳一带的湘方言，古泥、日、定、从、邪、澄、崇、船、禅等声母的有些字今读[l]声母(26)陈蒲清：《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方言》1981年第3期。。[l]辅音在别的语言中表现也很特别，似乎带有[l]的音特别适合表达某种意义，国外有人将这种现象归入“语音象征学”。有人还作了实验，认为[l]辅音是高频率的音，许多语言里高频率的音表示小的物件，低频率的音主要表示大的物件，在语音和感官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像关系。这种实验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从出现频率方面研究[l]辅音，对我们研究汉语史上[l]辅音的特殊相通现象很有参考价值。三、汉语词汇史
汉语词汇史研究汉语词汇的共时状态和历时演变规律。汉语有三千多年的古书传下来，有一直传世的，也有后来不断出土的，反映的词汇变迁现象纷繁复杂，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变化最快，汉语三千多年的古书，记录了历代大量词汇，因此研究汉语词汇史面临的材料相当多。如何展现汉语三千多年词汇的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线索，是一项繁难的工作，需要多方面探索。汉语词汇史跟传统的训诂学有不解之缘，发展汉语词汇史这门学问，需要不断从两千多年来的训诂学中吸收营养。王力《新训诂学》提出语义的历史是“语言史的一部分”，新训诂学是“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27)王力：《新训诂学》，《龙虫并雕斋文集(一)》，《王力全集》第19卷，第310页。，反映出汉语词汇史跟训诂学关系密切。早期词的构成以单音词为主，更早阶段可能只有单音词，后来逐步形成以单语素和双音词为主的格局。由于有这种格局，因此自古以来的汉语不可避免地造成比多音节语言多得多的同音词或同音词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越往前，在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的上古及上古以前，它的语音结构越复杂，汉语声调和单音词占优是有关系的，声调可能是单音节构词时产生的，它能有效避免更多的同音词或同音词素。研究汉语词汇史，必须紧扣这一点。汉语词汇史包括词汇演变史和词义演变史。词汇演变史方面，人们比较古今汉语词汇，发现有三种情况：(一)古代有些词语后来消失了，有的彻底消失，有的作为词素参与后代构词。“骊、騧”的消失跟马在礼制、交通等社会生活中的变迁有关，“雉”被“野鸡”取代跟避讳有关，“石、舌”被“石头、舌头”取代跟词的双音化趋势有关。有的词，在口语中已消失，但它保留在古代文献中。一旦有需要，人们可以让它“死而复生”。王力《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举例加以证明(28)王力：《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龙虫并雕斋文集(一)》，《王力全集》第19卷，第390-395页。。这说明汉语书面语对口语有极大影响力。这类情况值得继续研究。(二)后代产生了一些新的词语，有的在原来的词或词素基础上产生，有的借用别的语言的词，有音译，也有意译，少数情况下是模仿自然声音创造新词。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从匈奴、西域、佛教中借了一些词，但音借较少，“单于、匈奴、夜叉”等是音译词，但更多的是意译词，如“番瓜、红薯、玉米”等。意译词应算作汉语自造的词。欧洲学者编写印欧语一些具体语言的词汇史，借词占相当大篇幅，汉语词汇史这方面的内容较少，这是跟汉语的发展实际连在一起的。早期汉语不像冰岛语那样极端排斥外来语，但借词很有限，鸦片战争以前的汉语不可能形成克里奥尔语。有人以为原始汉语是不同语言融合而成的，没有可靠的依据。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汉语从西洋借了不少词，不但白话文有借词，而且借词也进入了当时的文言文；不但在书面上用借词，而且借词进入了口语。新词的产生，有些适应了新概念；有些是用新词表达原有的概念，并没有产生新概念。1921年，法国语言学家约瑟夫·房德里耶斯出版《语言》一书，第三编《词汇》的第三章系统探讨“概念怎样改变名称”，后来王力《汉语史稿》、《汉语词汇史》都研究了“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语言》提出了新的研究角度，试图从说话者的个人心理和使用语言的社会环境两方面解释概念怎样改变名称(29)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54-276页。。《汉语词汇史》第六章《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分析到：一个词的意义消失时，就在语言中另找一词表达这个词的概念；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概念的表达有不同要求，外延扩大或缩小，会引起名称改变；避讳和禁忌，也会导致名称改变(30)王力：《汉语词汇史》，《王力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3-141页。。将古书和现代方言材料结合起来，进一步讨论概念怎样变了名称，应是观察词汇演变的一个很好窗口，除了要继续确定“概念怎样改变名称”的含义，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概念的名称被“改变”，意味着原有一个甲名称，后来有乙名称，那么，第一，如何确定甲名称、乙名称的先后；第二，甲、乙两个名称一定有相同的东西，才谈得上“改变”，可是如何确定甲名称被乙名称改变了；第三，改变的幅度如何，在时空上有什么具体表现和规律；第四，研究概念怎样改变名称，前贤提出的研究角度是否够用，还需要有哪些观察角度，等等，都需要作更细致的分析，通过各种个案研究进一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概念改变名称，新名称和旧名称的关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二者所指不一，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人们认知心理的不同，引起名称改变；一类是二者所指完全相同，但由于受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条件的影响，新名称替换旧名称。(三)有些词语自古至今都在使用，有常用词，也有非常用词，汉语有不少非常用词都从先秦两汉传承直今，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造成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演变，既跟社会和认识的变化有关，也跟语言系统有关，其间变化的具体线索和变化的原因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王力《汉语词汇史》第一章研究“社会的发展与词汇的发展”，注意到词汇的发展跟社会发展的关联(31)王力：《汉语词汇史》，《王力全集》第4卷，第19-22页。。这方面已有很多相当有价值的成果，但需要研究的东西还很多。新词的出现跟构词法密切相关。构词法的演变涉及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可以放到词汇史中来进行叙述，当然也可以放到语音史中去。有些构词法跟语法没有什么关系，有些则跟语法关系密切，有些词是由固定语或截取句子中一些常见的组合加以凝固化而形成的。在词汇系统中，有些词属基本词汇，有些属一般词汇。汉语无论是单音词构词为主的时期，还是双音词构词为主的时期，基本词汇的词一直比较稳固地延续下来，从而保证变化极快的汉语词汇系统万变不离其宗。这些词往往构词能力强，一般词汇中的词，多由它们构造而来。这些词的传承和变化已经有不少研究，今后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上古及上古以前的汉语多采取音变构词的方式。单音词生单音词，除了词义构词，还采取音变构词的方式。音变构词可分成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变调构词、复杂式的音变构词四种方式，这些构词方式在上古汉语以前非常发达，后代没有绝迹，至少有的音变构词方式没有绝迹。上古汉语同源词绝大多数是这样变来的，但很多同源词很难进一步找出它们的构词过程，无法确定哪些是原始词，哪些是滋生词。王力《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即指出：“汉语滋生词，多数是容易认识的”，但“由于汉语滋生词不是原始词加后缀，有时候颇难辨认哪个是原始词，哪个是滋生词”(32)王力：《同源字典》，《王力全集》第1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4-45页。。因此确认原始词和滋生词，这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周代前后，双音词逐步发展起来。从汉语自源词来说，除了在单音词基础上形成叠音词和联绵词，以及旧叠音词和联绵词基础上产生新叠音词、新联绵词，这新叠音词、联绵词形成以后，还可以继续滋生叠音词、联绵词。因此，很多叠音词、联绵词并不直接来自单音词。中古以后，联绵词还有构词能力。例如“忐忑”双声，未见于上古，《五音集韵》“忐”读吐敢切，“忑”是他德切，“忐”下注：“忐忑，心虚也。”(33)韩道昭著、甯忌浮校订：《校订五音集韵》，第134页。它可能跟“怵惕”之类的词有同源关系。因此，历史上的联绵词值得花大力气研究。汉语史上，还有多种方式产生的新词，其中语法手段形成的结构构词造成的词数量巨大，但也有其他途径产生的新词，例如拟声构词。要研究汉语各种构词法的起源和发展，必须一一作微观研究。“索郎”是南北朝时新产生的一个词，酒名，即“桑落酒”，“索郎”是特殊的单纯词，跟当时兴盛的反切语连在一起，“索郎”拼成“桑”，“郎索”拼成“落”，组合为“桑落”，“桑落”组合在一起，取它的组合义，“索郎”就成了酒名；“乌老”一词，更是直接拿“媪”的早期反切用字指代“媪”，“乌老”只能是单纯词。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很多出人意表的具体成词方式。这说明，汉语复音词的来源多途，研究汉语构词，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同音词、同义词、反义词、类义词、上下位词等的古今演变属词汇演变的内容。《尔雅》前面三篇是释诂、释言、释训，多类聚、解释同义词；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则类聚、解释专科词汇，都在词汇系统中类聚、解释各词，形成类似于后人所说的“词汇场”或“语义场”，下启后代词汇系统的研究。《尔雅》在词的类聚方面很有层次。例如《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释水》：“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无不层次井然。《释草》顺次解释“荷”的茎、叶、花、实之名：“荷，芙渠。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34)周祖谟：《尔雅校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01、104、119-120页。先解释作为植物的“荷”跟“芙渠”的同义关系。然后分别解释荷的水上部分“茄、蕸”，先茎后叶；解释水下部分“蔤”和“蔤”另生出的茎叶上面的部分“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分析“菡萏”上的“实”，“莲”是在“菡萏”上长的，摆在“菡萏”之后；“其根藕”是“蔤”长成的，“的”是“莲”中长出来的，“薏”是“的”中长出来的。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将“荷、芙渠”的各种下位义解释清楚了，这种研究传统今后必须继承下来。同音词是一种客观存在，例如《战国策·秦策三》：“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璞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35)刘向集录：《战国策(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1页。可见在先秦“璞、朴”是同音词。同音词，是根据词和词之间语音、语义关系划分出来的，指在共时系统中，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没有关系的词读音相同，可见研究同音词的古今变迁必须考虑词义。研究同音词，得将它放到它产生时代的音系当中去观察，不能以今律古，例如“姊归、子嶲、子规”原是不同的词，读音各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词；后来才读音相同，但是它们不一定共存于一个共时系统中。同音词必然会影响到共时的语言系统，影响到汉语发展。所以应该全面搜集历代同音词语料，分析各同音词词义的差别度，单音节同音词和双音节同音词在共时系统中的联系和区别，它们对于汉语词汇的发展有什么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还没有有效开展起来。方言词和通语词。方言词进入通语，通语词缩小使用区域，沦为方言词，这是汉语词汇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研究得远远不够。先秦的方言词当时有人注意到。上面所举“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就记录了周、郑的方言词。先秦文献表示“鼠”的概念多次出现，但不用“朴”而用“鼠”，折射出当时的文学语言不用郑地方言词，“鼠”应是雅言词。扬雄的《方言》记录了不少西汉及西汉以前的方言词，其卷一曰：“敦、丰、厖、、幠、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或曰幠。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36)扬雄撰、郭璞注：《方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7页。认识到原来有些地方性用词，后被同义词替换掉了。扬雄还注意到替换时存在新词和旧词并用阶段，其《方言》卷一曰：“娥、，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37)扬雄撰、郭璞注：《方言》，第1-2页。这是说，上述地方指“美好”的概念用了好多不同的词，但是“好”各地都在使用。类似的研究在古代还有一些，比较零散，往往给出具体论断，没有告诉后人论证的过程，理论化的色彩不太明显。方言词和通语词的发展变化应该作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行业、阶层词语和全民通用词语。古人已敏锐地注意到“市语”问题，如宋陶穀《清异录·百八丸》：“和尚市语以念珠为百八丸。”(38)陶穀：《清异录》，陶榖、吴淑撰：《清异录江淮异人录》，孔一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4页。因为和尚的念珠一般为一百零八颗，所以有“百八丸”一说。再如曾慥《类说》卷四引《秦京杂记》“市语”条：“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鏁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通名市语。”(39)曾慥：《类说》，《笔记小说大观》第31编第1册，台北：新兴书局，1980年，第267页。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40)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0页。说行业词语会转化为全民通用词语，全民通用词语会转化为行业词语，这没有问题。在现代汉语研究中，已有这方面的成果，但从汉语史的角度从事行业词语和全民通用词语的转化研究还很薄弱，需要加大投入。不同的语言都会产生典故，但汉语史上用典现象格外突出。历代都产生典故词，南北朝后，形成骈文，用典成为时尚。典故分事典和语典。这些典故，很多都影响到后来的书面语和口语，这应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典故词，有些进入了全民语言，有的只行用于士大夫阶层，《汉语史稿》和《汉语词汇史》专门研究了典故词，开了好头。研究典故，要防止以今律古。古人经常摘取《诗经》、《楚辞》等作为语典，他们用《诗经》的典故，一般都是据《毛传》、《郑笺》的解释，因此理解《诗经》用典，应据《毛传》、《郑笺》的解释；碰到古人引用《楚辞》的典故，应以王逸注为重要依据；古人引用汉代以来一些作家的作品为典，如果该作品有汉唐时权威注解，像李善《文选注》，在注释用典时，应高度重视这些权威注解，尤其不要用今人的注释，因为古人用典时还不知道今人会有什么新的解释。汉语有不少固定语，它们的来源和发展，无疑应该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内容。成语是其中之一，汉语成语，以四字格为主，成语的形成和发展演变都值得研究。汉语词汇自先秦以来一直对外族语发生影响，这是既往研究有所忽略的地方。古人将有些民族语叫“方言”，不一定都能证明“方言”古今含义有变化，周边民族所说的“方言”，有些可能是民族语，有些应该是汉语方言。《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濊南与辰韩……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燕人卫满，魋结夷服，复来王之……辰韩……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赵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41)陈寿撰、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8-852页。《南史·夷貊传下》载，当时的百济，“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42)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3页。。可见，百济的语言参杂早期汉语词汇，中国周边的外族语或中国内地的民族语，很早就受汉语影响，可能远在秦汉以前。词义体现或表达着社会集体经验的固定认识，反映着社会共有的精神活动，是对对象的一般特征固定性的认识总和。这种认识当然是从社会的个体开始的，但它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就决定了它跟概念有关而不同。词义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词对客观万象的反映义，二是词在语言系统中的系统义，三是词在使用中的语用义。词的反映义一般来说是开放的，精确描述它不太容易，而语言系统义应该是封闭性的。词义主要通过词汇来实现。任何词，即使是最虚的词都有词义，人们有时候说某个虚词“无义”，只是一个权宜性的说法。词因为有词义，才能构成词汇系统。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实现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所形成的理论方法倾向深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有可取之处。但它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对词义性质采取了偏狭的理解，只重视对客观可控的信息的严格分析，将语义问题看作非语言现象而排除出语言研究。这是不科学的，在我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使一些研究者对词义研究望而却步，这种偏向必须得到纠正。词义演变方面，也有三种情况：(一)有的词义古今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二)有的词义古今变得面目全非；(三)有的词义古今有细微的变化。《汉语史稿》率先研究汉语的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发现了一些规律(43)王力：《汉语史稿》，《王力全集》第1卷，第538-548页。。研究汉语的词怎么变了意义，既往一般只强调理性义的引申，忽视非理性义、反理性义的引申，不全面。例如“杜鹃”由“杜鹃鸟”引申指“杜鹃花”，跟“杜鹃啼血”的典故义有密切关系；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所以“心”由“人心”发展出“心思、思想”等(44)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杜鹃”的词义引申折射出的若干词义理论问题》(待刊)中有详细讨论，兹不赘述。。因此研究词义引申，必须考虑非理性义、反理性义的引申，才能全面、有效地揭示引申的规律。词义引申，可分为反映义引申、系统义引申、语用义引申。个别时候，汉语的词义引申受到外语的影响。例如，“牺牲”本指祭祀用的牲畜，跟英语的“sacrifice”相当，但“sacrifice”还有“为了某种目的付出自己的生命或权益”的意义，受其影响，汉语“牺牲”也发展出这个词义。这种引申，在世界语言的借仿词(calque)中很常见，叫“仿义词”。碰到这种情况，仍可认为汉语“为了某种目的付出自己的生命或权益”的词义是“祭祀用的牲畜”发展来的。引申的古今演变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无论是实词引申，还是虚词引申，都是这样的。有些词，在古代可以由这个词义引申出那个词义，现代则不可。这牵涉到古今词义引申规律的演变，这方面的研究需加强。例如古代表示“疲劳、辛劳”的词可以引申出“慰劳”义，古代“劳、劬、劳苦、罢”都有“疲劳、辛劳”和“慰劳”义，“慰劳”义是“疲劳、辛劳”义引申出来的(45)孙玉文：《汉藏诸语言词汇比较中的词义对应问题》，《中国语言学》第1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3-134页；后收入《上古音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148页。。古代表示“污秽”的“污”引申出“洗去污秽”义，“乱”由“纷乱、混乱”义引申出“治理”义，“土”可以由“泥土”义引申出“树根”义，今天则没有这种引申。词义引申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但研究得不够。首先要区分用字假借和词义引申，不将词义引申揣测为用字假借，也不将用字假借揣测为词义引申(46)孙玉文：《谈根据同义词词义平行的例证区别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字学咀华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86页。。词义引申是一种规律性的词义派生活动，必然是可以论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提炼出历代词义引申的具体规律，作纵横比较，揭示历代词义引申的沿革。四、汉语语法史
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语法，因此汉语必然有语法。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语法的共时状态和历时演变规律。古代没有语法学，更没有汉语语法史，但古人有有关汉语语法、汉语语法史的具体研究，这些研究附丽在训诂学之中。研究汉语语法史，要重视传统训诂学的成果。例如元周伯琦《六书正讹》卷一云：“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47)周伯琦：《六书正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8页。有一定参考价值。利用传统训诂学成果，要注意古人给上下文释义的方式跟今天不完全一样，古人有时候是利用训释词解释被释词的含义。例如《吕氏春秋·大乐》“天地车轮”高诱注：“轮，转。”(48)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255、258页。“轮”没有“转动”的词义，高诱是说“天地车轮”指天地都在运转。因此，此例不能证明“轮”是动词用法，“车轮”是一个定中关系的短语。王力很早即从演变的角度思考汉语史的问题。1927年，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已有这方面内容，提出“文法之为物，但赖习惯以成，例不十则法不立；所谓合法非法，当以合习惯非习惯为标准，不当以见于名人之文为标准”，竭力祛除崇古抑今之病，分“古文法”和“今文法”，探讨语言习惯的变迁(49)王力：《中国古文法》，《汉语语法纲要》，《王力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7-219页。。1936年，刊于《清华学报》的《中国文法学初探》明确提出“至少该按时代分为若干期，成为文法史的研究”(50)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龙虫并雕斋文集(一)》，《王力全集》第19卷，第203页。。1937年，发表于《清华学报》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是第一篇汉语语法史论文。1958年，《汉语史稿(中册)》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法史学科的确立。汉语语法演变跟汉语语素以单音节居多、词形中没有表达语法关系的语法形式密切相关。跟屈折语、黏着语等其他类型的语言相比较，上古以前的汉语可能只有单音词，一个词只有一个单音节词素，大多并不跟语法关系挂钩，缺乏构形形态；构词形态比较发达，类型较多，但所构造的新词很有限，远没有词义构词构造的词多。所以周秦两汉古书中大量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都应该从不同的表义功能的角度，而不能从构形形态的角度去分析。北美阿尔冈基亚语的人称系统也很复杂，有不定人称、内包和排他的人称形式、近指和远指代词等三个人称，因此上古汉语代词有复杂的系统是可以理解的，具体细节可以继续研究。汉语后来双音词占优，但双音词的词素也不跟语法关系挂钩，仍缺乏构形形态。即使有少量前缀、后缀，主要还是构词的需要，基本不能类推，它关乎语法，但不是语法形式。一种语言有没有语法范畴、有没有某种语法范畴，不是天经地义的；即使要表达跟语法范畴相同的内容，有的语言可能采取其他手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语法及其区分》说：“乍一看来，词典里所登记的词似乎不在语法研究之列，因为语法研究一般只限于各单位间的关系。但是人们马上可以看到，这些关系中有许多既可以用词来表示，也可以用语法手段来表示。”(5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7页。就是说，表达跟语法范畴相同的内容，有的语言可以采取语法手段，有的语言可以采取词汇手段。对于语法范畴所要表达的内容，汉语采用了五种主要的方式来处理：一是忽视有些语法范畴。例如汉语只有专门的词来表示事物自然的性别，如“男女、雌雄、牝牡”等，没有划分阴性、阳性这样的语法范畴；表示复数，汉语有时可以忽略，造成单复数同形，等等。二是创造、使用表意相当的词或短语。所造的词，有实词，也有虚词。虚词很重要。一些语种如匈牙利语、俄语形态比较丰富，有诸如主格、宾格、生格、与格、工具格、方位格等多种格后缀，汉语则用不同的词或短语，特别是动宾或介宾短语来表达。再如汉语表达数，往往用具体的词，没有数的范畴，有时要表示跟复数相当的概念，可以用“侪、辈、属、类”放在名词或代词后面，或用数词放在名词前面，跟一些语言的复数的表达法显然不一样；表示时体、语气等，汉语有实词，如“视”和“见”、“闻(平声；听见)”和“闻(去声；被听见)”，“见”含有结果，“闻”含有被动，但它们自成一词(52)孙玉文：《从“闻”“见”的音变构词看上古汉语有被动构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也有虚词“之、于、矣、也”等。三是通过词序表达相当的语法范畴。例如《世说新语》：“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53)刘义庆著，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7页。“我”和“伊”放在“顾”的前后，语法意义不同。匈牙利语二十种不同的格，有些格，汉语可以用词序表示，例如主格、宾格。四是通过意合法表达相当的语法范畴。世界上任何语言都依靠语境和篇章，汉语组织、理解话语重意合，对语境和篇章的依赖性更强。传统训诂学“因文定义”的训诂方式与此有关。汉语的句子结构更适应篇章组织的需要：主语不容易确定，是一种主题显著的语言，也是一种重篇章型的语言，主语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主题。汉语的一些语言现象，比如歧义现象、成分省略、特殊句式，对它们的理解，均需借助上下文，采取意合法。这种意合法，兼具语法功用。五是通过语调。例如汉语不通过动词的形态来区分陈述式、命令式、虚拟式、愿望式等，而是通过语调来表示不同的语气。别的语言也利用语调表示不同语气，但它们还有形态的手段，汉语语调的作用格外突出，因此汉语语调的研究大有可为。这些处理方式，决定了古今汉语语法演变跟西方语言有相当大的差别。研究汉语语法史，必须抓住这一些特点，不能机械照办西方语言学家的研究模式进行研究。汉语语法史研究，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成果有限，今后除了要继续在虚词研究方面着力，尤其要注重实词和句法的研究，难度很大。要进一步揭示汉语语法演变的规律，必须深入材料。认真钻研原始材料，就可以发现，即使是专题研究，仍有很多研究空白，取得的成果很有限。例如早期汉语是单音词为主的格局，后来变成双音词为主的格局，这种构词格局对语法演变带来了什么影响？像《礼记·玉藻》中“大夫不得造车马”的“车马”，有人认为是“偏义复词”。但“车马”是词还是短语？如果是词，它又是如何形成的？“车马”的“马”是为凑足双音节加上去的，还是“车马”的语义磨损，将“马”的语义磨损掉了？如果是短语，这种短语中的“马”跟语法结构有什么关系？《荀子·王制》中“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的“马骇舆、庶人骇政”，“骇政”大概是仿照“骇舆”来说的，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可是“骇舆”反映了动宾间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动词跟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时代应有不同，像“看电视”之类的说法，古代当然不可能有，这些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史记·礼书》的“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为什么“子夏”前面要用一个“自”字？柳宗元《捕蛇者说》“以捕蛇独存”的“以”，既可以理解为表示凭借，也可以理解为表示原因。但柳宗元为文时“以”不可能根据两种不同的理解来行文，如何根据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对此加以取舍才符合柳宗元原意？这样的问题极多，都需要进行专题研究。汉语语法史一般分为词法史和句法史来加以探讨。《汉语史稿》分“历史形态学”和“历史句法学”，分别跟词法和句法相当。为了研究汉语语法的历史演变，《汉语史稿》选取词法和句法若干专题展开论述。这在构建学科体系时十分必要，后来研究汉语语法史，都是按照这个框架展开研究和叙述的。无论是词法还是句法研究，详细搜集材料是基础性工作。例如名词词头“阿”，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一《阿字》就收了很多例证，值得参考。新起的指示代词“这”，也写作“遮”，敦煌变文里就有这种用法，但敦煌变文的具体时代不大容易确定，应该找到出现“遮”的时间更确定的材料。元稹用了指示代词“遮”，《过东都别乐天》诗之二：“自识君来三度别，遮回白尽老髭须。”遮，有的本子作“这”，可能是后人所改。“遮”有去声一读，可以假借作“鹧”字，“鹧”去声，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一《鹧鸪》：“衡州南多鹧鸪……多对啼。每啼，连转数音，其韵甚高。《广志》言遮姑鸣云：‘但南不北。’”(54)段公路：《北户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页。既然“遮”可以用作“鹧鸪”的“鹧”，“鹧”只有去声读法，因此“遮”也读去声，跟它作“这个”讲的“遮”同音。由于汉语有很多单音节词，先秦以单音词为主，汉字是一种词素、词构文字，汉语、汉字都沿用至今，因此研究历代汉语语法，既要利用现代汉语、现代汉字，又要摆脱以今为古、以今律古的消极影响。于是确定词的共时同一性和历时同一性都是基础性工作，需要研究者有非常好的古书阅读能力，也需要研究者十分细心，注意音义匹配，根据上下文正确理解词义。就拿“恶”来说，它作动词用，实际上有好几个不同的符号，不仅仅是去声，入声读法也可以作动词用，词义是：(1)指摘人的不良行为，批评人的不良行为，谴责。《左传·宣公十四年》：“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音义：“恶宋，乌路反，又乌洛反。”(55)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8页。可见这里的“恶”可读入声，“恶宋”，动宾结构，意思是批评宋国。《公羊传·桓公九年》注：“所以书者，重恶世子之不孝甚。”音义：“重恶，如字，或乌路反。”(56)陆德明：《经典释文》，第309页。这一例也说明，“恶”尽管带了宾语，但应读入声。(2)谗毁，说别人的坏话。《汉书·淮南王传》：“太子数恶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颜注：“谓谮毁之于王也。”(5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47-2148页。《资治通鉴·汉纪十一》：“太子恶被于王。”胡三省注：“恶，毁恶也，如字。”(58)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8页。(3)遭遇不善之事。《左传·昭公七年》：“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杜预注：“受其凶恶。”(59)《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48页。音义：“恶之，如字。或乌路反，非也。”(60)陆德明：《经典释文》，第278页。这里“恶”带有宾语“之”。有人注为“乌路反”，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上下文中，“恶”不能理解为讨厌、不喜欢，只能理解为遭受凶恶，是形容词用作动词，当读如字，不读去声。在研究“恶”的词法时，不能碰到它作动词用，就以为要理解为厌恶的“恶”，以为“恶”只是区别动词和非动词，凡是带宾语的都跟厌恶的“恶”是同一个词(61)孙玉文：《词的语法分析必须以音义结合为基础——以“恶”字为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7页。。像“恶”这种字，许多人认为只是区别词性，而事实上远非区别词性的说法所能概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有矫正混淆构词法和构形法这一错误的研究方向，才能发现事实真相，古汉语的断代语法描写才能走上更为科学的道路。近几十年来，很多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投入汉语语法史研究，受《汉语史稿(中册)》专题叙述汉语语法史的叙述模式影响，大家多从事专题研究，相关问题的认识日趋深入，对上古汉语语法系统的共时描写，比以前细密。虚词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句法方面，对系词“是”以及连带的判断句、述补结构、处置式、被动句、比较句、疑问句历史演变，发表了相当多论文，水平良莠不齐，但不乏有新意者。这些研究，使人们对汉语一些重要的词法和句法现象有了大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某些语法现象演变的原因探讨比既往有所加强，但有时主观性太强，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共时语法系统关注太少。符号和符号组合，系统性极强，语法又是高度抽象的东西，规则有限。人们常常希望解释语法演变的动因。任何语法演变都是系统的演变，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演变不是仅靠借鉴现成的理论，或者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能解释清楚的。要想真正有解释力，就必须了解演变前后时代的语法系统，不能满足于一些孤立的考察。因此共时的系统描写至关重要，断代的、反映断代语法的专书语法研究是使动因解释具有客观性、充要性的法宝。1985年，郭锡良发表《古汉语语法研究刍议》，指出：“当前最需要提倡专书的语法研究和断代的语法研究。三千多年来的汉语语法史必须建立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而断代研究又需要从专书的语法研究开始……有了专书语法研究的基础，再作同时代的综合归纳，一部断代语法就出来了。几部断代语法进行历史的联系、比较，就成了一部材料丰富的汉语语法史。”(62)郭锡良：《古汉语语法研究刍议》，《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5页。强调共时语法系统研究的重要性。近几十年，在上古汉语共时的词类研究方面，有一些定量、定性的研究成果，对人们了解上古词类系统的复杂性具有促进作用。但很不够，没有共时的语法描写作基础，单独挑出几种专题进行演变研究，希望能解释清楚这些语法现象演变的原因，不免会就事论事，忽视具体语法现象在系统中的价值，容易挂一漏万，主观性强。必须清楚认识到，专书、断代的语法描写，尽管没有选取几个专题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有趣，但它是真正推进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基石。近现代“叫、让”以及有的方言(如湖北黄冈话)中“把”都可以在被动句中引进施事者，但中古以前与它们意义相同的“使、令、把”等没有发展出这种用法，这显然跟语法系统的变迁有关，只有在系统中才能解释好产生这种不同背后的原因。汉语缺乏构形形态变化，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研究工作还有很多欠缺，人们所搭建的各种框架都不免有一定的主观性。从事专书、断代语法研究，都面临语法描写框架的构建和选择，以便最大限度地揭示汉语语法的客观实际，因此研究难度很大，这大概是有人绕道走的一个原因。因此，从事历代汉语语法描写，研究框架的搭建、选择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不断完善既有研究框架，使它更加符合实际，能帮助人们揭示更多的汉语语法规律。这需要研究人员具备良好的古书阅读能力、理论素养和系统构建能力，具有不同语言语法比较的视野，能更加精细地刻画历代语法，由定量描写达到定性分析。不同语言的语法总有共同之处，所以对其他语言语法研究成果加以借鉴，是可取的。郭锡良《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通过上古到中古的大量例证有力地论证上古汉语没有第三人称代词，“他”是唐初以后才发展出第三人称代词用法。为论证上古没有第三人称代词，他还举了日语和蒙古语、朝鲜语的例子，增添了结论的可靠性(63)郭锡良：《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语言学论丛》第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1-72页。。我们看到，现代语言中没有第三人称代词的语言还有一些，例如东北高加索语的采兹语，也没有第三人称代词，第三人称跟指示代词同形，说明郭文的比较是可信的。但借鉴其他语言语法研究成果不能流于比附，不能胶柱鼓瑟，人云亦云；还是要认真阅读理解原始材料，从材料中提出真问题，加以解决。曾经有一个时期，研究上的崇洋媚外之风盛行。有个别研究人员，将古书阅读撇在一边，每天将主要精力放在阅读欧美语法学家写的著作上，以为只要将国外的某种语法学新理论引介进来，选几个司空见惯的课题用新理论演绎一番，就可以占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高地，推动汉语语法史研究，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我们应该记取这样的教训。五、汉语修辞史
人们在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时，有意识地调配能加强词句、篇章表达效果的手法，从而形成修辞。修辞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不同的语言在运用修辞时，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一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在运用修辞时，既有继承性，也有发展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即谈到了修辞现象的历时变化(6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42-255页。。这种继承和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因此研究汉语修辞的发展演变，可以纳入汉语史的范围。从事实上说，古代的一些修辞现象没有传递到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的一些修辞现象不是自古而然的，而是有沿有革。例如《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古人“牡”和“牝”相对，分别指雄性的兽、雌性的兽；“雄”和“雌”相对，分别指雄性的鸟、雌性的鸟。所以《毛传》说：“飞曰雌、雄，走曰牝、牡。”(65)《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雉，野鸡，属于“雄”，不是“牡”，按道理应该是“雉鸣求其雄”，这里用“牡”，不仅仅是为了押韵，还为了表达所得非所求这种修辞效果，所以《郑笺》说：“雉鸣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66)《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303页。《楚辞·九歌·湘夫人》：“麋何为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王逸注：“麋当在山林，而在庭中；蛟当在深渊，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升朝廷；贤者当居尊官，而为仆隶也。”(67)王逸：《楚辞章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页。汉乐府《上邪》：“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都写了情理上不可能出现的反常现象，显然是一种修辞手段，以增强文章感染力。这种修辞手段，可以称为“情理错位”。情理错位的修辞手段，在周秦两汉非常流行，直至南北朝还有人运用，江淹《山中楚辞》之五：“石簁簁兮蔽日，雪叠叠兮薄树。车萧条兮山逼，舟容与兮旱路。”这首诗每句都写了情理错位，所写几种都是反常现象。现代汉语中，这种修辞手段即使没有销声匿迹，也可以说极少运用了。这说明，情理错位的修辞手段古今有变化。东汉中期以后，汉语语文教学中出现了反切的注音方法，也开始出现“反切语”的修辞手段，这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流行的一种反切隐语。先按两个字的前后顺序切出一个字，再将切上字和切下字倒过来，成为另一个反切，切出另一个字，然后按拼切的先后，将切出来的两个字拼合成两个音节，在每个音节中找一个能让两个音节组合成所需词或短语的同音字，组成一个词语，曲折隐晦地表达思想、感情。三国时建业城南有一个埋死人的地方，叫石子冈，《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当时童谣：“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68)陈寿撰、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第1441页。(《晋书·五行志》也有记载，文字稍异，当依《晋书》将“成”改为“常”)中间的“子”字不动；先将“常、阁”作为反切，切出“石”，再将“阁、常”作为反切，切出“冈”；最后将切出来的两个字顺次组合起来，成为“石冈”，将“子”加在中间，成为“石子冈”。据《南史·陈本纪下》，陈后主名叔宝，“叔宝”切出来是“少”，“宝叔”切出来是“福”，反语为“少福”，以此表明陈后主的名不吉利(69)孙玉文：《谈谈南北朝至隋唐的反语》，《陈新雄教授八秩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285-296页。。这种反切语，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都很盛行，元明以后逐步不用了。赋比兴的“兴”，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先秦两汉大量使用，后代逐步减少，以至于有人以为“兴”的手法“与后文附丽而不衔接”，视窦玄妻《怨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及《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前后“不衔接”(70)钱锺书：《〈毛诗正义〉五〈关雎(四)〉》，《钱锺书集：管锥编(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6页。。这当然根据不足，“兴”的修辞手段本来就蕴含指一种特殊的衔接。再如用典，从先秦至隋唐逐步兴盛，至今则逐步衰微；对仗，先秦已经出现，至齐梁发现四声之后，逐步跟平仄结合，等等，都说明汉语史上，修辞手段在发展演变。即使是表达同一种修辞手段，比如比喻，古今中外皆有，但中外有别，古今有异。就古今对比来说，除了历代使用词语有不同之外，还有的是具体表达方式的差别。先秦两汉至南北朝早期可以将名词直接放到动词之前作状语来表比喻，如“人立而啼、狐鸣、箕踞、蝉蜕、土崩瓦解”等，后来逐步衰落了，基本上只在构词中作为构词方法存在着(71)孙玉文：《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赵金铭主编：《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教学——2002年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汉语修辞史旨在研究汉语历代修辞现象、规律和历时演变规律。这门学问还没有开始建立，但学术界已有这方面的动议。古人早已认识到有些修辞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那里是有演变的。例如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二：“杜诗又有独创句法，为前人所无者。如《何将军园》之‘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皆是创体。”又卷三：“昌黎不但创格，又创句法，《路旁堠》云：‘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此创句之佳者。凡七言多上四字相连，而下三字足之。乃《送区宏》云：‘落以斧引以纆徽。’又云：‘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云：‘溺厥邑囚之昆仑。’则上三字相连，而下以四字足之。自亦奇辟，然终不可读。故集中只此数句，以后亦莫有人仿之也。”(72)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9、32页。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说：“唐宋以来，诗家多有倒用之句，谢叠山谓语倒则峭。其法亦起于《三百篇》。”(73)梁章钜编：《退庵随笔》，《笔记小说大观》第21编第1册，台北：新兴书局，1977年，第481页。可见“倒用之句”至清代就已经式微了，所以梁章钜特地提出来讨论。他的说法有眼光，例如五四运动以后汉语在篇章问题方面受欧化的影响很大，跟以前不尽相同，说明古今篇章表达也会有不同。大量的事实和古今跟修辞相关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语音修辞还是词汇修辞，是语法修辞还是篇章修辞，汉语修辞方式自古至今是有发展变化的，因此汉语修辞史应该纳入汉语史范畴。建立科学的汉语修辞史，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古人在训诂实践中，有不少涉及修辞史的内容，值得相关学者珍视。六、汉字史
汉字史研究历代汉字源流演变的线索和规律。一方面，汉字是历代汉语书面语的记录者，研究汉语史不可能离开汉字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汉语书面语对汉语的影响很大，远超一般人想象，这离不开汉字的特点及作用。不将汉字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就不能解释清楚汉语相当多的演变事实，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因此，汉字史的研究应该纳入汉语史的范围。从汉语史角度研究汉字史，必须紧紧扣住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这个核心问题，因此必须跟汉语的音义结合起来考察。传统的文字学研究，已经有不少关于汉字演变的成果，有些考察相当深入。汉字是一种自源文字，是汉民族先民的伟大创造。这种文字能很早就创造出来，跟汉语作为一种孤立型词根语言类型有很大关系。从商代甲金文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字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字系统。由于早期的汉字主要写在简牍上，不易保存，或者沉埋地下，没有发掘出来，因此商代以前汉字的情况研究得很不充分。汉字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框架的设定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汉语史稿》已经提出汉字史的研究课题，将汉字史归到汉语史学科中。《汉语史稿》之《绪论》部分说：“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门科学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一般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的。”(74)王力：《汉语史稿》，《王力全集》第1卷，第1页。《汉语史稿》还专节叙述“汉语的文字”，重点讨论字形的变迁。对于字形的变迁，《汉语史稿》从“字体的变迁”和“字式的变迁”两方面展开叙述。汉字的定符(也叫“记号”)也跟汉字的造字结构密切相关，历史上是有发展的。从早期汉字来看，汉字带有原始时代的烙印，它的发展受到书写材料、书写工具、书写技术不断发展的影响。研究汉字史，除了研究字形演变，还要对汉字系统变迁进行研究。《说文解字》解释汉字形体结构时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但许慎还是有所忽略，他对汉字的个体分析做了很多工作，对系统分析也比较重视，但有欠缺。例如“峰、峯”可以替换，而“含、吟”不能替换；从“手”作形旁的字，有“搏、捕”，搏斗的“搏”之所以不从读音相近、字形较简单的“甫”作声旁，可能是先出现了“捕”字，如果“搏”从“甫”得声，就会将两个字混同了，这些都显然受制于汉语、汉字系统；“晾”是近代产生的字，从“日”，“京”声，但近代汉语“晾”跟“京”读音相差甚远。“晾”之所以能从“京”声，显然也要从既有的汉字系统上来作解释，“晾”是“涼”的滋生词，从“京”声的字，“涼、倞、谅”等都从“京”声，造“晾”字时，它们都跟“京”读音相差甚远，于是“晾”也可以从“京”得声。一方面，既然汉字记录汉语，因此汉字系统受制于汉语系统；另一方面，汉字本身又是一个系统，不同的汉字都在汉字系统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因而必受制于汉字系统。汉语系统和汉字系统对汉字的共时、历时系统的影响交织在一起。汉字变迁是一种系统的变迁，汉字系统对汉字的共时、历时系统的影响，研究得还不够，汉字史研究可以在这方面着力。汉字在使用中的变迁也应该纳入汉字史研究。例如甲金文中有很多假借字，假借字的出现远在殷商甲骨文之前。假借字并不只是借音记词，它还有在书面上起着分词、固词的作用，所以东方的“东”、南方的“南”，甲金文都固定地用“东、南”字来记录，沿用至今。有少数字，记录同一个词，甲金文用不同的假借字来记录，后来要么给本字另外造后起字，要么选择其中之一来记录某词。因此，汉字史上，假借字处在变迁的过程中，当然属于汉字史的内容。再如汉字的行款古今是有一些变迁的，影响到汉字的字体和字式；汉字的传播对其他语言的文字系统产生了积极影响，反过来，其他语言的文字系统也会对汉字系统产生影响，等等，这些都应该纳入汉字史的范围。汉字史该研究的问题还有不少。从这个角度说，汉字史研究大有可为，我们期待在汉字史方面出现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丰富汉语史研究。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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