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世界银行吗？

翻译：赵瑞芳

校对：李燕杰 风灵

原文出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论货币与通货膨胀》（2010）

货币充当交换媒介的情形与其他商品不同。如果其他商品的数量增加，这总是意味着人们的状况得到改善。例如，如果小麦的数量增加，那么，以前无法得到小麦的人现在可以得到些小麦，或者相较于小麦增加之前，现在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小麦。但如果货币增加，情形完全不同。

为了明白这点，你只需考虑，如果货币量增加会发生什么？这种增加被认为是件坏事，因为这有利于那些最先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其代价是牺牲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且货币总量增加，个体之间的货币数量关系绝不会保持不变。让我们考虑这种情形：想象一个类似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你知道，有些人有钱，而且同时享有债权，有要求别人还钱的权利，他们是债权人。那么也就会有背负债务的债务人。

现在想象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之前的世界完全相同，只有一点区别，任何地方的货币量，持有的现金，或对货币的需求，都翻了一番。这就意味着除了某些计算问题外，两个世界一切相同。在第二个世界中所有价格都要乘以2。那么，你会说：“无论生活在第一个世界还是第二个世界都没有任何区别，情况完全一样。”

然而，如果改变货币供给来促成这一局面，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这还是个计算问题，是个会计问题；会计师不得不使用别的数字，但个体之间的关系不会改变。对于人们来说，所生活的世界中用于会计核算和记账的数字大些小些，都完全无关紧要。

但改变货币供给实际的发生方式与上述假设不符。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货币量改变方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对做不同的事情的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变化不会按中立的方式进行；一些人获得利益，代价是他人的损失。因此，这意味着，货币量增加或翻倍，对不同的人影响不同。这也意味着，货币量的增加并不会带来状况的普遍改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9世纪初明确提出了这一结论。

我们可以从世界市场与世界银行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假设有些人认为解决货币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世界性纸币，由一家世界银行、一家世界性机构或一家世界办公室之类发行纸币。同时我们假设有了这样的世界性纸币。许多人希望有这种纸币，他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然后，在某个地方，可能是中国，有一家办公室为全世界发行纸币。而这家办公室会独自增加货币的数量。对！

但是谁会得到这笔额外的货币呢？没有一种可以令所有人满意的分配方案。或者我们说，世界银行为想要增加货币量的所有国家发行货币——因为它们声称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生。好吧，给它们增加货币。然而问题是，谁将得到这笔额外的货币呢？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同样会说：“对我们而言，我们得到的数量太少了。”富国会说：“因为我们国家人均货币量比穷国多，所以我们必须分到更多。”而穷国会说：“不，正好相反。正是因为富国人均货币量已经比我们多了，所以我们必须得到额外的货币。”

因此，我们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的一切讨论都毫无用处，因为他们甚至不曾接近能解决真正的问题的状态。而就我看来，甚至没有一个代表，或者任何一个派出这些代表的政府理解真正的问题所在。得到新增货币的国家的物价趋于上涨，并且先得到新增货币的国家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物价。因而，其他人的需求也会更多，你懂的。而且，高物价会把商品和服务从那些没得到新增货币或货币不足的国家中吸引过来。

“货币应该每年增加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之类——把这写进教科书中太容易了。没人会谈论减少货币的数量，他们想的只是增加货币。人们会说“随着经济产量或人口的增加，一个人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越来越多的流动资金。”我想重复我所说过的话，很重要的话：“没有一种增加或减少货币数量的方式是中立的”。这是一种很流行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会造成所有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不管这种体制下的货币单位是什么。

但是，总的来说，一个人并不需要越来越多的钱。如果要增加一个人的货币，永远不能够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增加，不能以一种改善了某个群体经济状况而不损害其他群体的方式增加。例如，在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重错误中——我找不到一个好听点的词来形容——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甚至那个名为凯恩斯爵士的可怕而无知的家伙对此也没有哪怕一丁点概念。更不说别的人了。这不全是凯恩斯的错——其他人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做呢？

如果不是一劳永逸地限定了货币量，那么仅仅由政府（世界政府）发行某种货币是不可行的。那些建议世界货币的人不想限制货币量。这种情况不会占优势。而这种货币，不像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其数量只是随着金矿开采得以增加。这种货币的增加不仅仅是个数量问题，而首先是新增货币给谁的问题。

因此，可以完全由某个世界性的公共机关来发行、运营一种世界性纸币的各种想法不过是基于纯粹的误解，不懂得货币非中立的问题，不知晓新增货币不能以一种所有人都认为是“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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