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全球与本土
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
翻译：风灵
译者注：以下是弗吉尼亚大学的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教授在Coursera.org上所开设的公开课《现代世界》的总结部分。泽利科教授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深刻的洞见，批判性的思维和极为简洁的讲解方式，颠覆了我对历史课的印象。因此把这一段翻译出来与大家分享，并强烈推荐该课程。
你好，欢迎回来。在这次和下次演讲中，我将尝试把整个课程中我们所讨论过的很多想法结合起来。其中之一，用我之前讲课时用过的表达，就是再次谈论全球和本土的问题。
所以，这个课程有很多关于外部力量及其重要性的内容。想象你有一个原生社会，该共同体正遭受冲击，特别是在18世纪以后，尤其在19世纪，20世纪，世界各地的原生社会都在与遥远的国家和遥远的市场进行互动，然后经济发生转变，人们有了劳动分工，要么从远方的市场得到东西，要么把东西卖给远方的市场。他们获取各种远方的思想，被其影响，被其抓住不放。
他们采用各种来自远方的技术，于是，这些互动改变了原生社会。
我们给出了很多例证，来说明这些外部力量对于某些看起来属于国内的事件有着巨大的影响。就拿美国的奴隶制和美国内战来说，如果美国的奴隶制生产的不是全世界都迫切需要的棉花（这些棉花主要是在英国的工厂里被加工为纺织品），美国的奴隶制没法存在，更不可能那么强大。
因此，英国的工业和世界纺织业经济的创立，实际上振兴了美国南方的奴隶经济，南方通过奴隶制供应的劳动力为世界纺织业经济提供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全球背景，美国的奴隶制在19世纪早期可能就会消亡，就像奴隶制在英国西印度群岛消失一样，那里的种植园不再有利可图，奴隶制就不再有吸引力了。英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就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美国南方，1860年导致分裂的不是是否要消灭奴隶制，而是奴隶制是否可以扩张。
北方决定限制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这大为得罪了南方各州，它们决心脱离联盟，不愿生活在一个不让奴隶制继续扩张的国家之中。
然而，全球背景是理解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南方各州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可能赢得内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钱，世界需要我们。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必然会承认我们的独立斗争。”所以外部力量是理解美国内战所不可或缺的。而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美国内战反过来又是一个让欧洲产生争论的外部力量。争论的是：自由主义是否行得通？美国这个共和国，这个奇怪的共和国实验，这个地球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大的共和国，真的能够兴旺发展呢，还是会因为这场内战而寿终正寝？是的，我们早就认为这样规模的共和国无法生存，注定要分崩离析。因此，美国内战的结果会影响到欧洲的这些争论，这些争论又会渗入到世界其他地方。
再来看看中国。
19世纪中叶，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叛乱。但是，洪秀全，太平天国，也只能放在全球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
洪秀全基本上是变异了基督教的思想，以挑战中国当局。他为什么认为他可以挑战中国当局的权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当局刚刚遭到了外国人的严重挑战，清朝的刀枪不入、不可战胜的整个表象已被外国的那些炮舰打破了。所以，清帝国看上去虚弱，脆弱，尴尬。关于另种生活方式的想法已经在中国人的生活有了立足之地。洪秀全等将这些想法变成自己的形式，他们挑战清朝。结果是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巨大战争。
再一次，外部力量和当地社会互动，产生了我们所描述的现象。
如果你回顾一下美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比如说大萧条。我们可以在不看欧洲情况下解释这件事的原因吗？不，甚至我们刚刚经历过的08年的大衰退也是如此。但是，这不只是在欧洲发生的美国故事，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美国故事。只有注意到全球失衡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才能解释其根本原因。所以你需要全球性的叙事来解释许多至关重要的本土事件。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只有全球性的叙事和宏观视角，而认为本地的互动并不重要，那么你也会错过很多其他的东西。你也需要本土的一面。
那么，除了全球与本土互动的背景外，我们还向你展示了大量的直接的物质性互动。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时数千万欧洲人在四处流动。20世纪时数千万墨西哥人在流动，很多去了美国。数百万亚洲人四处流动，数千万中国人涌入东南亚。物质互动，军事互动。
但这也是世界给了各个社会的人们各种可能性。这正是我们在此所能做的事，我们能够建造哪些种类的东西，我们能够建设哪些种类的社会，我们因为了解世界而扩大了选择。所以，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外部力量。
现在，将我刚才花了点时间为你们重述的全球和本土互动的叙事方式与一些世界历史上常见叙事方式相对比，你会在任何一家本地书店的书架上看到这样的书。
第一种说法：外来者=剥削者
他们相当坏。那些原生社会大体上是无辜的、良好的，受到贪婪的外国人的折磨、迫害、操纵和剥削。所以，这是一种剥削的说法。
或者，还有另一种说法：外来者是向导。他们是仁慈的。他们是教师，导师，是向导，这是另一种说法。这是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说法。你可以反对这种说法，是，你认为你们是向导，但实际上，你当然是以恩人自居的伪善者，等等，等等。于是，你有剥削者的说法，向导的说法，这两者可以相互反讽驳斥。
你会发现的第三种相当常见的说法是决定论的说法，特别是像物质决定论这种。比如像杰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细菌和钢铁》（Guns, Germs, Steel）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如果你读这本书，你会认为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是非常确定的，不仅16世纪之后，甚至可能更早几个世纪之前就确定了。几乎所有将要发生的事都是由物质产品的定位配置所决定的。煤在哪里？哪里可以种植某种植物？根据物质情况，世界历史必然会像以这种方式展开。但是，现在我必须承认，当我看到这个故事时，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强大。但是，我认为也就这样了，我想你还是有很多的差异需要解释。
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异。即使是那些做得好的国家，也不是每个都做得一样好。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做得一样好。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幸运的，甚至一些幸运的国家也有起起落落。有很多差异需要解释。
失败者之间也有差异。只要看看非洲、东南亚、东北亚、拉丁美洲的历史，比如智利的历史与墨西哥的历史，或者智利与阿根廷的历史，它们之间的表现差异，有很多差异需要解释。在某些方面，对我而言，差异和解释差异是最有趣的部分。记得在第一周的课程中，我们谈到了历史很多情况下就是选择和环境之间的平衡。
你必须理解环境。你必须分析已有的条件。就像打牌一样，你首先得看着手中的牌。
但是所有扑克游戏的结果都不仅仅是由最初的发牌所决定的。
不过，另一种说法是把全球-本土的互动视为合作关系。
这种说法比较罕见，但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更有效。就像英国和印度的关系。英国人不是接管印度了，管理一切，部分是这样。但是真正发生的是英印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印度士兵、印度银行家、印度商人经营着许多重要的企业，提供人力、能力。而他们在伙伴关系中的角色，要求英国人做出某些选择，某些决定。
这些伙伴关系中的地位是会变化的。也许一方在一段时间中显然是高级的合作者，另一方面是初级的合作者。但是可以说的是，当你观察非殖民化的过程时，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故事，不是奴隶翻身做主的故事。非殖民化重新调整了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变得更加平等，或者英国成为了初级合作者，但仍然大量参与印度国内的活动，就像今天法国在非洲部分地区的角色一样。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关于移民者创造的说法。比如，在北美，俄罗斯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澳大利亚等地，外来者压过了当地居民，实际上决定了这些社会的形态。这些看起来像是移民者的创造，虽然他们建造的基础不是一块完全空白的石板，仍然存在与当地人的互动。
但是，即使整个环境都被移民的活动所改变，以北美为例，不仅是人移居那里，他们还把马带到了北美。实际上，像卡曼奇族（Comanches）这样的印第安部落，在几代人的时间中，发展出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建立在西班牙人带来的马匹之上。
这是另一种不同的互动。
还有很多的作物和植物，北美很多植物也是进口带来的。在这些移民的产物中，改变许多地方的实际物理环境，也是通过相互作用，不仅仅是人的相互作用，还有动物，甚至细菌。
现在，我们换个话题。你知道这种说法，在19世纪，一些外来者，尤其是强大的欧洲人，然后是强大的北美人，似乎占尽了优势地位。
这种逻辑的高潮应该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提出的场景。奥威尔在二战之后写了《1984》。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显然，他知道其他一些国家也会得到原子弹。
它们将拥有压倒性的权力。所以，自然而然，你会预计这个世界将被分成几大帝国，由真正强大的社会掌管。毕竟，强大的民族总能战胜弱小的民族。所以这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 《1984》中设想的世界地图。在他的世界里，确实，你会看到这些统治世界的国家。这些真正的超级大国已经把世界瓜分了。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以及一些有争议的领土。
在他虚构的情景中，这些超级大国的战争形成了这一局面，因为它们拥有所有的力量，所以它们统治其他每个人。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被少数几个极为强大的帝国所统治呢？
在这个世界可能会被瓜分的时点上，它并没有被瓜分。比如，1900年，世界没有被瓜分。 中国，最后的真正巨型国家，濒临被瓜分的边缘。就像你想象的那样，为什么不像19世纪8,90年代瓜分非洲那样瓜分掉中国呢？中国人并非比欧洲人更强大。也不是欧洲人没有找到瓜分中国的理由，各种理由都有，但瓜分并没有发生。我们曾花了点时间讨论为什么没有发生。
这是因为当时情况的特定组合。有趣的是，扩张的兴趣有所减少。你会想，为什么他们的兴趣会减退？也许列强不像我们所假设的那样贪婪，那样统一的贪婪。美国在一个关键点上扮演了这个分裂的角色。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抗，使英国与日本联合起来，试图阻止俄罗斯在中国的扩张。
同样，1940年的世界没有被瓜分。当时，极权帝国明显在世界权力天平上占据了上风。如果苏联、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人一起共同努力的话，它们很可能会根据奥威尔的设想来瓜分世界。
但是这也没有发生。为什么？建立了新型的联盟。帝国之间陷入相互冲突，或许是由于德国的自满。相反，极权国家之间爆发了巨大的战争，而一些民主国家来选边站。
于是结果大为不同，而且更加复杂。
那么1956年呢？还记得1956年吗？非共产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国家打破了殖民统治。1956年，埃及挑战，英法侵入埃及。帝国似乎正要东山再起。毫无疑问，英国和法国比埃及强大。那么为什么英国没有像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那样，再次占领埃及呢？ 因为美国人让他们离开。美国人为什么让他们离开？
美国当然也比埃及强大。美国又是英国的盟友。但发生的还有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与这些国家考虑其目标的方式有关，与他们认同其身份的方式有关，与他们认识自己的方式有关，而不仅仅是对其他国家的权力欲望，还有其他一些理想在起作用，而这是重要的。
现在，不是从大国这方面，而是从一些觉得是大国的受害者的国家的角度来思考。以中国为例，中国留下来了，因为中国有韧性。在20世纪初，它几乎只能勉强维持。但是，尽管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混乱和内战，部分是由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中国仍然得以幸存。
不过，中国的幸存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中国存在。1941年美国与日本发生战争，部分原因是美国想要中国存在。它不希望日本人来管理中国。如果美国认可日本人统治中国，那么世界历史的面貌将会有很大不同。
在联合国成立之时，美国坚持把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大国席位留给中国来占据。1943年美国人坚持这一点，而在美国之外，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是大国，但是美国人说，这个席位必须留给中国。PRC现在占据着这个席位，并不是美国人在1943年和1944年预期占领那个席位的中国政府，但确实是中国在那里。反过来看，中国人也看着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部的力量，反抗它们，也适应它们。
或者，你可以把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的情况做对比。很早就有观点认为，日本人适应外部的力量，选择了一些西方思想，保留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反过来，他们很快，在一代人之内就成世界强国之一。
或者，也可以试着分析一下土耳其的情况，还有20世纪20年代的伊朗。
他们被其所不满的外部力量所困扰，同样，他们接受了某些外部力量，但决定重塑民族共同体，以保存他们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或某种其他的共同体。这也是一种适应，在这种适应中，本土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来应对全球。
这给了你一个比奥威尔在他的小说中假想出的世界复杂得多的世界。
所以，现在让我转到另一系列的观念。什么构成了现代思维？当我们回顾250多年的历史时，什么样的观念主导着我们对未来和21世纪的现代世界的思考？
之前我已提到了现代观念，这是我最喜欢的漫画，20世纪80年代的摇滚乐队Devo。
但是，认真点说，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我只提请大家关注三种典型的现代的思维习惯。
首先，思考把握自然的边界是现代的事。我们可以塑造环境来实现我们的目的，而不是自然环境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必须适应什么。
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思维习惯是今天世界上每个人思考平等和自由的观念的方式。一千年前，这种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并没有以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任何形式真正存在。奴隶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自然而然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
而现在我们也指出，平等和自由的目标很可能彼此存在紧张关系。解决这种紧张关系是现代思维的挑战之一。
现代思想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创造性破坏的思想。这个说法由约瑟夫·熊彼特开创。顺便说一下，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McCraw）的熊彼特传记非常值得一读。
这种创造性破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仅仅是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那种生物物种的缓慢演化，而且是人为的创造，不断地自我创造和再创造、适应，而创造性破坏自然的内在压力——变化的永恒性和变化的丰富性。
这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思维习惯，我认为在本课程中有各种形式的例证。
所以，我认为现在，现在是2013年，21世纪初，是回顾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回顾整个历史画卷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下次要做的事情，我们将试着在展开的历史叙事定位我们的位置。回见。
作者简介：
菲利普·泽利科（PhilipZelikow）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怀特-伯克特-米勒（White Burkett Miller）研究中心的历史教授，他还担任过研究生院院长。泽利科以德克萨斯州的初审和上诉审律师开始职业生涯。他后来在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被派驻海外和华盛顿，其中包括在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任职。
20世纪90年代，泽利科执教哈佛大学之后，来到了弗吉尼亚州，在那里他领导一个研究中心，教授现代世界史和现代美国史。他的著作《德国统一与欧洲转型：治国研究》（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与康多莉扎·赖斯（(White Burkett Miller)）合著），《肯尼迪的录音带：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白宫内部》（The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与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合著）和《决定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合著）。
泽利科曾有两次离开学术界全职从政。2003-04年期间，他领导了9/11委员会。2005-07年，他担任国务院参事，赖斯国务卿的副手。
2011-2013年，他曾担任奥巴马总统情报咨询委员会的兼职成员。2001年至2003年期间，他也曾担任该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是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为卡特部长提供咨询，并曾经担任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发展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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