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的思考——《战争史大观》的由来

编者注：本篇为石原莞尔对其著述的通盘解释。原书中有些不正确的用语，例如“满”“支”等等，为保持原文原意，译本不做粉饰修改，读者应自行辨别。

战争史大观

翻译 老狼是也

第二篇    战争史大观序说

（又名：战争史大观的由来）

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十一日于京都脱稿

昭和十六年（1941年）登载于六月号【东亚联盟】

我开始对军事学有些初步理解以来，特别入校陆军大学后，最令我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日俄战争的疑惑。日俄战争确实是日本大胜，但无论怎么考察研究，都感觉到这一胜利似乎建筑在侥幸之上。俄罗斯只要稍许坚持抵抗，日本的胜利就有被逆转的危险。

日本陆军从德国陆军那里学得最多。以至于德国的毛奇将军成为日本陆军的师表受到敬仰。日本陆军只是全盘照搬德国。例如，在兵营生活方面这些也清晰显现出来。服装改成洋式了，很好，但连兵营都改成纯洋式的了，只有脱靴与日本相同，这究竟妥当与否？农村来的士兵，被强制坐不习惯的凳椅，还得被迫躺在受拘束的床上。士兵生活的急剧变化，使他们无所适从。让他们屈服于不习惯的集团生活和绝对服从的纪律之中，也许这是一种手段。但是今天国民对于服兵役的自觉性已经得到大幅提升，兵役生活样式和国民生活也有必要加以协调，不仅如此，还应该在各个方面结合日本的实际积极加以考虑吧。

关于军事学，根据经验性体验，尽管战术上有些方面逐渐自然而然地改成日本式了，但是大的战略即关于战争指导，怎么看也不过是毛奇的翻版。当然，今天这些经过鲁登道夫而又转入希特勒的流派（？），可归根结底没有脱出照搬德意志套路的窠臼。

日俄战争当时的作战指导方针：“主要作战引向满洲，寻求敌军主力，将其远远地驱逐至北方；舰队以击溃敌太平洋舰队来开展，从而取得极东的制海权……”，这无非是套用毛奇的战略思想并在这一方针下进行的战争。而从来的作战计划是在作战第一阶段之前才确立的。如果是德意志对法国以武力迅速迫使敌军降伏的话，这一要领用以制定作战计划或可充分成立。

但是，日本对俄战争的立场与德国对法战争的立场完全不同，仅仅依靠作战计划、而对战争整体毫无明确的把握和预估，这能成立吗？这是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抱有的极大疑问。

战争时期，如果日本在对俄战争中具有深刻认识并真正把握本质的话，也许无法拿出那样奋发的勇气也未可知。正因为此，或可说对毛奇战略的囫囵吞枣反而拯救了国家。可是今天，处在世界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的时代，必须抓住真相、在有根有据地计划下确立国防大政方针。而正是国防方针的缺如一直使我感到苦恼。

陆大毕业后，在教育总监部工作了仅半年，我被派到汉口的中部支那派遣军担任司令部随员。当时，日本军在汉口驻扎了一个大队。在汉口服役两年期间，我潜心研究的就是上述问题。但是读书能力欠缺的我，加之缺乏有关军事书籍，我只能仅仅根据东亚的现状，凭空想象我国的国防问题，把战争分解为决战型和持久战型两类，认为日本当然将遭遇的是后者，由此出发试着进行了探讨。

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使日本历来以俄国为假想敌的研究重心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给予日本陆军极大的影响，迄今还在变幻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影响着我们的战略决策。与俄罗斯崩溃之同时，美国对于东亚的关切却日益增强了。在日美对抗与日俱增的沉重氛围下，结果，为了解决东亚问题，着手进行对美战争的准备成为了根本问题，在这一判断下，我在汉口时代持续地对这一战争的思索耗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当时，我阅读了被认为是日本国防论最高权威的佐藤铁太郎的《帝国国防史论》。这个史论，被奉为明治以来日本人写就的军事学中最有价值的论著。很遗憾它过分地把日本国防和英国国防相提并论，而忽略了两国之间的重大差异，令我无法信服和苟同。我认为有关拿破仑的对英战争才是我们最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这反而使我对自己几年来思索的结论认识得更加深切。明治四十三年（1911年）前后我在韩国守备军里，阅读了韩国守备军中的箕作博士所著的《西洋史讲话》，他这方面的论述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引发我的兴趣也不断地影响着我的思考。

但是，箕作博士的论述中也不乏对马汉（译注：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1914年，美国军事学家）有生吞活剥之处。以后，箕作博士来到陆军大学担任教官，我曾为此提出疑议，他为了听取意见邀我前往一谈，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唔面，至今仍心存遗憾。

大正十二年（1923年）我留学德国。某日，从安田武辉中将（当时大尉）那儿听说关于鲁登道夫派与柏林大学的德尔布吕克教授（译注：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德国军事学者）论争的说明，这给我长期以来的研究带来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我阅读了些许这方面的书籍。对于语言能力有限、读书能力欠缺的我而言，可能只是一知半解，但基本能领会德尔布吕克教授所说的歼灭战略、消耗战略的大概。以后我在陆军大学的欧洲古代战争史讲义中，作为对战争两大性质的说明也频繁引用了这些论述和概念。

在赴德留学途中路径新加坡，我受到了国柱会（译注：日本日莲教的一个组织，石原莞尔也是该会成员）诸位的欢迎，在宴席上，我强调了新加坡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断言英国为了抑制印度的不安定和加强对澳大利亚的防御，不久对于战略侧面具有桥头堡意义的新加坡将构筑成为堡垒要塞。此后不久这些得到证实，因此从当时参会的人那里发来了感慨的信件。

在德国留学两年，主要研究了欧洲大战由歼灭战略转入消耗战略这一特别感兴趣的课题。因为语言障碍以及疏于勤奋，谈不上充分的学习，为此感到十分愧疚。在进行一些欧洲大战研究的同时，对德尔布吕克与德参谋本部的最初论战中涉及的腓特烈大帝的研究就成为关键所在。进而我还对素来饶有兴味的拿破仑进行了研究。我相信，从腓特烈大帝的消耗战略到拿破仑的歼灭战略的变化，在欧洲大战的进展中，应是军事上最具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我收集研究了两位名将所需要的一些书籍。

明治末到大正初（译注：1912年前后），我在会津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连队，这是当时日本军队中最充满紧张活跃气氛的连队。这个连队是新建的，彻底贯彻了练兵至上主义，它的干部军官汇集了东北（指日本东北部地区—译注）各连队受排挤的人，来到一起反而十分团结。明治四十二年末（1909年），我在升任少尉的同时从山杉步兵第三十二连队调入若松，从此度过了我一生中最愉快的岁月，一直到大正四年（1916年）就读陆军大学为止，我一直在这个连队，不，到陆军大学毕业为止，因为陆大休假时我就把第四中队下士室当作据点，和士兵们一起生活，这是一段极其幸福的时光。

我自己没有报考陆大的志愿，但不喜欢我的那些连队上级军官，称说自连队创设以来，也没有一个考入陆大的，为了连队的名誉，就指派在士官学校学习成绩还不错的我参加入学考试。如果我没能按照希望考进陆大，也许作为具有自信的某个部队长，真正的一介武夫，将服从我的天职，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了。但是考试合格了。这使得朋友们也不胜惊奇：“石原君，你什么时候学习的？真不可思议。”大概他们以为我在大家入寝后夜深人静时偷着学习的。不善交际而没有太多人缘的我对此也未作任何解释。在连队里，起床后出队操练，消灯的喇叭号令我通常是在军官会所的浴室里听到的，回到宿舍已经疲惫不堪，大多数时候和着军服倒头便睡。大概当时记忆力不错，我觉得通过入学考试不如说是偶然吧。但是对于连队和会津的战友们来说，似乎大惑不解。

山形（译注日本东北部县名）时代我就已经对士兵的训练教育感到莫大的兴趣，而在会津的数年，那种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枪刺剑法更是至今能够回想起来的科目。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而锻炼出来的士兵我怀有敬爱之心，而一直萦回于心头的是，对这些抱着为君国献身精神的神圣士兵，如何才能在这精神的原动力中，注入对国体的信念和感激呢。我们从幼儿学校（陆军的附属学校，大致13、4岁入学接受准军事课程和训练，全部为住读生，下同—译注）以来接受的教育，确立了坚定不移的对国体的信念，对此尽管我自己感到安心，但是对于士兵，对于世人，甚至对于外国人，不能够使他们接受并取得同样信仰的话，我仍无法安然。一个时候，我记得自己热心地阅读了高深难解的筧博士的《古神道大义》，这使我际遇了日莲圣人（译注：1222年-1282年，创设日莲教的宗祖，石原莞尔所信奉的佛教教派），并真心的取得了一种安泰，到汉口赴任前，我成为了国柱会的成员。特别是日莲圣人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斗争，将起于阎浮提（佛教中只有在“阎浮提”能够际遇诸佛聆听佛法，后转义为世间或现世—译注）”的教诲，更给予我军事研究上不可动摇的方向和目标。

迄今为止，战斗方式已经达到精密地使用几何学程度的进步，即，战斗队形从点到线，进一步变成面，这是我在陆军大学学习时候悟到的想法。不，也许更早就有这一说。大正三年（1915年）夏，《偕行社记事别册》发表了记得是曾田中将执笔的“兵力节约方案”，我相信这一思想是“面的战术”的世界先驱，今天我还记得读到这个方案时所感受到的极大兴奋。在教育总监部工作时，当时陆军对于散兵战术转向战斗群战术非常消极，但我正是源于这一认识，怀着自信对此积极地竭力地加以提倡。

我对于最终战争的思考如下：

1.    这是由日莲圣人所提示的为了世界统一的大战争。

2.    战争性质的二种倾向交互作用。

3.    战斗队形由点到线，更由线进一步发展到面，进而发展到立体战。

这三者是我思考的要素，而在柏林留学期间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记不清是大正几年，适逢绪方大将（译注：绪方胜一，1875-1960年，炮兵出身，参加过甲午海战，最终军阶为大将）一行考察武器装备访问欧洲，路经柏林时，大使馆武官举行了招待会，我们和派驻人员也列席参加了。副官坂西少将（当时大尉）提议各自做5分钟发言，最先点名我。于是我站起来说：“为什么各处走动考察大炮什么的？不远的未来，战争由空军决定胜负以统一世界，因此应该以举国之力，全力开发制造最优秀的飞机，从今开始着手准备才是第一要务。”我做了这样的陈述，使得绪方大将略感惊讶。数年后，在陆军大臣官邸见到他时，他还记得我并示意问候。大正十四年（1924年）我从德国经由西伯利亚回国途中，在哈尔滨，应国柱会同志热情地邀请，被要求做公开演讲。席间，我说：“为大地震而遭到破坏的东京（译注：指1923年东京大地震）的重建投入十亿巨资，真是愚蠢至极。因为世界统一的最终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以后数十年将过简陋的生活，战争结束后，应该由世界人民的捐赠来建造一个世界的首都。”对于我说的这些话，现在想来也感到当时太过轻狂。

从德国回来后，我成了陆军大学的教官，大正十五年（1925年）初夏，已故的筒井中将让我下年度向二年级生讲授欧洲古代战史。我一时有些犹豫，原本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课题，又在筒井中将的激励下，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接受了。

就这样，当年夏天我躲在会津的川上温泉，热心浏览了日文的参考资料，临时抱佛脚地写作讲义提纲。在整理提纲思路中，以最终战争为结论的战争史观在脑子里大体上成形。我好歹完成了这项工作，于大正十五年（1925年）末开始分作十五回进行了授课的尝试，“近代战争进化状况一览表”（参见图表No.1）就是当时制作的。

昭和二年（1926年），同样对二年级生的的讲义被分作了三十五回。这次，比较有余地地研究了从德国带回来的资料，更烦劳在德国的原田军医少将（当时少佐）、派驻奥地利的武官山下中将收集了所需的资料。昭和元年至昭和二年（1925～1926年）的寒假，我在安房的日莲圣人圣迹处（指日莲教祖的诞生遗址千叶县安房—译注）再度梳理头绪，并概略地将讲义的案稿重新整理完成。根本理论当然和前年度没有变化。当时，陆军大学干事坂部少将热心地提出付梓印刷的要求，因为未经充分的研究探讨，也没有承诺的勇气，现在这部手稿还在我手头保存着。

为了昭和三年度的讲授，在修改前年度讲稿前，我面对几年来最为关心的拿破仑对英战争的大陆封锁这一课题，竭尽全力整理资料。昭和二年至昭和三年（1926～1927年）的年末年初，我携带资料到伊豆的日莲圣人的圣迹处，整理构想并准备在正月中旬提笔起草时，不料患了流感而中止。此后，再次准备动手，又患了重症中耳炎，约半年时间在陆军军医学校的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再往后对于这个研究，特别是一旦打算执笔时，不可思议地肯定有什么疾病来犯，我不得不自我调侃道：“一定是庇护美国的上帝，在拼命干扰我啊”。最终我也没能完成这一课题。

昭和二年（1926年）深秋，我到伊势神宫参拜时，粲然的太阳，辉耀西方，我仿佛感受到了国威的灵光。我和最尊敬的朋友佐伯中佐说起这些，他很不以为然：“这样的事情不该跟人说”。此后我再也没跟谁提及，只是深藏于心中，而当时那庄穆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昭和三年（1927年）十月，我被补派到关东军参谋部任职。当时的关东军参谋并非像今天这样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在旅顺的关东厅和关东军干部开会时，关东厅方面年轻的科长们能够出席，军方只有高级参谋和高级副官出席，我们这样的作战参谋连“列席”的份都没有。满铁的理事们也不能同席参加，但是关于奉天（今沈阳—译注）兵营问题，不时被满铁的地方科长揩油索要好处的事情，至今还留有记忆。转任到关东军时，我还满怀信心地一定要坚持研究欧洲战史，决心排解万难，特别是完成拿破仑的对英作战的执笔写作。可是中耳炎病的后遗症相当严重，干什么都感觉力不从心，这些也未能付诸实施。汉口驻在时期，在徐州曾因木炭的一氧化碳中毒，导致脉搏紊乱，一时还相当严重；从汉口回国后，又因感染了疟疾的关系，此后身体大不如前。特别是中年人的中耳炎，严重损害了健康，以至于在满洲事变（译注：九一八事变）当时，大半时间我是横卧病榻来执行军务的。

因为健康问题的影响，在旅顺未能实现我预定的研究写作计划，而陆大教官两年的讲义还未彻底完成，但德尔布吕克的强烈影响日渐消退，特别是战争指导的两种方式，即两类战争的性质，我曾经名之为“歼灭战略”、“消耗战略”的概念，开始感觉似有不妥。从这时开始，我感到对于战争的性质可以名为“歼灭战争”、“消耗战争”，这和在战略上的 “歼灭战略”“消耗战略”之间的概念区别则日益明确了。

“歼灭战争”、“消耗战争”的概念改为“决胜战争”、“持久战争”则是满洲事变以后的事情。

昭和四年（1929年）五月十一日，关东军司令部召集各地的特务机关负责人开了一个情报工作会议。当时，关东军司令是村冈中将，参谋长河本大佐（译注：1883年-1955年，暗杀张作霖的首谋犯，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太原收容所病死于太原，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在此前刚调离，接任的是板垣征四郎大佐。记得还有奉天的秦少将、吉林的林大八大佐也在座。这是个后来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因为张作霖被炸身亡以后，满洲问题如此下去无法收拾，结论是此后或再发生什么事件的话，十分有可能变为全面的军事行动，所以有必要加以彻底研究。于是，昭和四年（1929年）七月，板垣大佐作为总裁官，带领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箚师团的参谋，到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各地进行了参谋旅行演习。

演习第一天，在行走的列车中进行研究，一路到了长春。为了不间断地继续研究，记得因借用观览车的特别列厢，还给满铁的预备役军官增添了不少麻烦。第二天研究我的“战争史大观”，为了说明，根据自己的心得写了提纲，这就是“战争史大观”的第一版（译注：即本书的第一篇）。第三天，到哈尔滨继续研究，晚上起夜如厕，看到北满饭店板垣大佐的房间还亮着灯，进去一看，感到惊奇的是他正在整理昨天我讲演的笔记。板垣大佐精于数字，我原以为这是他从军事要地测绘班出身的缘故。他这样热心学习，令我分外感动。

这时候，满蒙问题日益困难，我在大连也就我的战争观做了二、三次讲演，强调了这样的中心要点：“今天必要之时，日本应该选定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法断然采取行动，根本没有必要惧怕世界的压力”。在紧迫的形势下，我希望这些主张能让听讲的人有所感悟。而事变爆发后，我的“战争史大观”被誊写油印分发给了一些人。我的这些观点使满洲建国的同志在事变前能够理解，而在事变爆发后“太平洋决战”也逐渐成为问题显现出来。并且我的观点与伊东六十次郎（译注：日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者，著有《满洲问题的历史》）在事变前提倡的历史观有不谋而合之处。这些观点引发人们的兴趣，对满洲建国、东亚联盟运动的世界观起到了相应的影响。而今，十年的岁月过去，可以欣慰地看到时代已发展到曾经设想的东亚联盟协会业已宣言成立了。

昭和七年（1932年）夏，我离开满洲国，年末被派遣到国际联盟总会任职，赴任日内瓦。在日内瓦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我于是收集有关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研究资料。昭和八年（1933年）正月，我借租了赴任柏林的坂西武官住处的一间居室，在石井正美副官的协助下，继续埋头收集资料。回国后，仍承蒙石井副官和宫本忠孝军医少佐在资料收集方面给予的极大关照。或许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前所述，在大家热心的帮助下，作为研究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持久战/决胜战这两种战争的转换，即，研究旷世名将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有关资料，在全日本我手头资料当是最为丰富的。我下决心不辜负前辈和友人的热心支持，要继续这项研究。可是因为健康问题和以后职务方面的关系，以至于到今天还无所作为。资料仍是未整理的状态。记忆力衰退而且德语读书能力衰减到几近于零，想到我的一生应该完成的使命未能实现，实在感到非常遗憾和愧疚。我期待着有志于这项研究的后来人。

支那事变以后，身居作战部长要职的我实在难于承受重负，十月转派到了关东军。文官的话，这种情况当然应该辞职了，但是作为军人没有这种选择自由。昭和十三年（1938年），应大同学院邀请讲演国防问题时，我把“战争史大观”作为教材并进行了若干修改。

关于“未来战争的预想”，旧稿针对的是日美战争，现在对此更加明确化地定义为“东亚”与已然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国之间的战争。关于“现代的我国国防”，则从根本上加以改写，昭和四年（1929年）的内容大致如下：

1.      在欧洲大战中德意志的战败并非偶然，德意志参谋本部未能理解战争的本质，就是其重要原因。在学者中，大战前对此已经发表了不同观点，如德尔布吕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2.      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战争计划是抄袭了毛奇战略，胜利依靠运气的成分居多。

   当前我们所考虑的日本的消耗战争，是因为作战区域广阔，这与欧洲大战具有根本的差别，不如说它与拿破仑的对英战争有相似之处。所谓的国家总动员，就有重大的误判。如果不得不动用百万大军的话，日本除了破产之外别无他途，而且，即便取得胜利，战后也将陷入难于收拾和重建的困境中。

3.      俄国的崩溃是天赐良机。

 就日本目前的状况来看，以世界为对手，在东亚大地展开持久战，依靠以战养战主义，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之同时，很好地完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充实国力，将能够迎接其后到来的歼灭战争。

昭和四年（1929年）左右，苏联还处在混沌状态中，阻碍日本经营大陆的主要是美国。昭和六年（1931年）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大纲”。显然这是极其肤浅东西，但当时，还没有使用“战争计划”这样的字眼，除了作战计划之外，与战争相关的只是正在制定中的所谓“总动员计划”之类的东西。内容也不过是真正的战争计划之一部分，并且这类计划的倾向仍然是根据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经验，翻版了欧洲各国的计划方针。因此，对于多少曾经持续研究战争全貌的我来说，这样的东西只是留作纪念以供回忆的记录罢了。

昭和十三年（1938年）东亚的形势发生巨变，苏联以庞大的东亚军备压迫着北满。美国虽然尚未显露锋芒，可是满洲事变以来努力着手增强军备，很难预测什么时候会变脸。即，日本的处境与十年前乘着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主要以美国为对手，期待以战养战的时期已经过去，反而处在一个新的无法预料的险恶环境之中。

因此我改写了自己的主张，预测将来的持久战，为了对付美苏为主的共同压力，以武装军备和经济建设并举作为国防的根本目标。

“如果不得不动用百万大军的话，日本除了破产之外别无他途……”这一旧有的观点，与清算自由主义之同时，也毫无保留地清扫一空。

昭和十年（1935年）八月，我被任命为参谋本部课长，初次到三宅坂(时为参谋本部所在地—译注)上班，就惊奇地发现意料之外的事情如此之多。满洲事变后仅四年，在事变当初日苏的军力还大致相当，而昭和十一年（1936年），日本驻满兵力已仅为苏联的数分之一，特别是空军和坦克战车，已经无法与之抗衡，这些几乎成为世界性常识。

关于日本对苏军备，以下两点也无人提及。

1.    在军备上能够对抗苏联在东亚布置的兵力。

2.    派遣与苏联对等的兵力配置在大陆。

我根据这简单明了的状况，提出对我驻满部队大幅增兵的提案。但现在想起来感到羞愧，因为当时的考虑实在很消极。由于缺乏勇气，自然就易于被日本的现状，即当时的政局所左右。但是大家却说石原提出了个了不起的建议。

这时，刚到东京的星野直树（译注：1892年-1978年，日本大藏省官僚，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此前我们还未曾谋面）提出希望带大藏省的局长们就日本财政的实际情况向我做说明，我答复称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他重申说，对于日本的国防需求将尽力而为，于是我答应了。见面是在山王饭店星野的房间，对方除了星野，还有贺屋、石渡、青木三人在场。贺屋（译注：1889年～1977年，东条英机内阁时任大藏大臣，战后为A级战犯）首先就日本的财政状况做了说明。我感觉这和约定的内容不同，但仍耐着性子等他说明结束。此后我打算就国防上的意见在军机许可的范围内，也尽可能赤诚相见地进行解说。而对方就此一味地提出“日本的财政没有办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等各种质疑和争辩。最终我说：“我们军人，忠于明治天皇‘（军人）无须拘泥于舆论，拘泥于政治，只需尽尔等本分’这一谕旨，无论财政如何，你们怎么困惑，国防上即便最小限度的需求，我们也断然要求实现”，撂下这话我佛袖而去。

我采取这样的主张和姿态，虽然知道这根本未必能够如愿，再者军人也不应该拿着敕谕强词夺理，但实际上我抱有刻意驱引舆论走向的意图。

世间舆论终于逐渐地开始深切感到国防国家之必要了。从军人的角度来说，国防国家就是军人除了为国而战外不再有后顾之忧。作为军队，必须向国家提出最为明确的军事上的需求。我坚决谴责世人对此的误解，同时也仅限于我的这一态度，希望我的同僚以及诸位后辈，能像我一样坚定不移。

我试做了一个所需战争经费的方案，请一个谙熟此道的朋友做测算。朋友向我出示的结果与我制作方案的心理状态相同，并且好像是在小范围内来计算完成的。

军方以我的意见为基础，向政府明确提出了军部所要求的军备计划。要求政府为这些军备所需来发展建设，增强经济能力。但是，当时的自由主义政府即便全盘接受我们的军费要求，对根据这些需求来加强经济建设还根本没有什么计划或设想。即使军费预算得到通过也无法兑现。于是我为了继续深入，拟另制作一个生产力扩充方案，进一步具体地向政府施压。在得到板垣关东军参谋长和满铁总裁松冈（译注：松冈洋右，1880年～1946年，曾任外相并缔结了三国同盟，A级战犯，东京审判中病故）的同意下，我请满洲事变前在满铁调查局工作、与关东军有着密切联系、而事变后又设立了满铁经济调查局的宫崎正义（译注：1893年～1954年，曾留学苏联学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创办了一个“日满经济财政研究会”，先根据我前述的方案来草拟一个日本经济建设的提案。这实在是个勉强的要求。但尽管这个提案的基础条件非常暧昧，凭着宫崎的多年经验和出色的智慧，在昭和十一年他已经完成了日满产业五年计划的初稿。这实在是宫崎超凡能力的赐予。当然这还只是宫崎的一个提案，而且我相信随着庞大的军备扩充的推进，日本的生产计划自然会更加扩大，但无论怎么说，宫崎的努力将永载史册。以后宫崎成为参谋本部的特聘人员，制作了很多有意义的计划，我相信他在决定国策方向上一定会有更多的伟大建树。

听取了宫崎的研究纲要，我对于数年前自由主义时代·俄罗斯帝国崩溃时代，自己所谓的“如果不得不动员百万大军的话日本除了破产之外别无他途……”这种对日本战争实力的消极认识，从心底里开始进行了清算。即，我确切地意识到，日本断然采取统制主义来推进建设，是为保卫东亚、对抗来自美苏合围压力的绝对必要条件，如果国家真有这样的意志和决心，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处于经济实力薄弱、从现状上看重要产业几乎完全依赖于英美的日本，令我痛切地感到迅速摆脱这种状况，确立自给自足经济基础乃是第一要务。并且我坚信，外交、内务全部应该集中朝向这个目标进行努力，这才是国防之根本所在。尽管满洲国从昭和十二年（1937年）迈出了计划经济的第一步，但是日本本土还未能着手开始，就迎来了支那事变。国家要同时强制推行战争和建设，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决心。但遗憾的是，根据战争的历史经验看，作为日本想要并行不悖地推进两项重大事业显然困难至极。而无论如何，没有足以对抗美苏两国合围的实力，国防的安全便无从谈起。这些思考就是我在昭和十三年（1938年）所作的修改。

昭和十四年（1939年），应留守第十六师团长中冈中将之命，我在京都卫戍区重新进行了“战争史大观”的讲演，此后，这讲演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一月出版根据人们的希望成书出版时，第二次欧洲大战已经爆发，因此又做了若干小小修改，这些，即现在所见的内容。

法国大革命以来，到第一次欧洲大战为止是决胜战争时代，历时百二十五年。之前的持久战争时代，大体可视为三、四百年。当然这样的时代划分，有关其历时年数，简单界定是勉强的，但相信还是可以大致这样推断。从第一次欧洲大战到下一个大转换期，即到最终战争为止是持久战争，从其迅猛的势头来看，我觉得这一时期将非常短暂。同时，从我的信仰来说，这个决胜战争必将推进信仰的统一。仅仅数十年的短暂年月，在某一天“四海皆归妙法”（指佛教及日莲教—译注），这可能吗？到最终战争的时间年数，我恐怕没有勇气发表预测，但是可以说这意外地已经临近。（参见图表No.2）

No.2

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二月，我转任舞鹤要塞司令官。舞鹤的冬天难见晴天，不是雪就是雨。但是难得的是旅馆清和楼的客室少有旅客，闲暇中，它成了我能够读书、空想并获得清净的去处，这是一个时期以来稀有的幸福日子。

我想利用这清净的时间，再复习一下东洋史的概略。我阅读了类似中学教科书程度的书籍，这竟然给我如雷击般的震撼。我从大正八年（1920年）以来成为日莲圣人的信徒。因为日莲圣人的国体观充实和满足了我的心灵，所以认为日莲圣人具备了应该真正统一人类思想信仰的灵性，并相信这是绝对必要的。佛的预言之灵验妙不可言，这是我对日莲圣人信仰的根本。对于非常艰深的佛教法门等，我毕竟还无法全部领会。然而在阅读东洋史中得知，曾经相信日莲圣人生于末法（译注：佛教所称的三个时代，分别为正法、像法、末法）最初的五百年，实际记载他生于末法以前的像法时代，今日的史书似乎更为正确。当我知道这一事实，真是受到了有生以来未曾有的猛烈冲击。对年代的这一疑问，看其他日莲圣人信徒们的解释也令我无法释然。这样，即使对于日莲圣人的高尚人格和作为先哲仍怀有崇敬，但也应该断然终止信仰其灵性。

在烦恼之时，我达到一种新的理解，本土上行（指日莲圣人—译注）应该出现两次，作为僧人是教法上的也是观念上的现身，但作为贤主的出现则是现实问题，佛在末法的五百年是通过神通使二者前后分别显现的。对于我的认识，日莲宗的学长和前辈似乎并不认可，但是根据我的直觉和信仰，我相信这是符合佛法精神的。而且，同时推论所得的结果，世界的统一在佛灭（译注：指释迦牟尼去世）之后的二千五百年为止实现，这样得出的结论竟与我军事上的推断也极为相近。

昭和十四年（1939年）三月十日，我为了治疗疾病来到东京。我在协和会东京事务所若干人的集会上，做了战争论讲演，关于最终战争的年代我陈述了如上的见解。这个讲演有人将它印刷出版，不知谁名其为《世界战争观》。

根据我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五月二十九日京都义方会的讲演笔记（因第二次欧洲大战迅猛发展，于同年八月出版时将这一部分也补充进去了）成书出版，立命馆版名其为《世界最终战争论》（《最终战争论》于昭和十五年九月十日由立命馆出版部出版时就以《世界最终战争论》为书名—原注）。总之，这些是我三十年军人生涯中不断思索所得的结论。空想时间漫长，但是如前所述我真正作为学问所研究的战史，主要就是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而且是大正十五年（1925年）夏开始到昭和三年（1927年）二月为止，其间不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研究也只是非常性急地整理了素材，还远未来得及消化，特别是我最为关心的拿破仑的对英战争，这一研究也没有整理成形。最终战争论中所述及的腓特烈大帝以前的东西，不过是些常识而已。

我在人前常说，“我对于军事学特别有自信”。而告白了这些真相，实在是羞愧难当。在日本，军事学的研究，与德国呀苏联的军事研究相比，无法同日而语，这是遗憾而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热切地期望，不仅仅是战友诸君，也希望关心政治·经济的一般人士能够多多研究军事问题。

因为满洲问题，我出差参加国际联盟的总会时，在日内瓦的伊藤述史公使问我：“日本有没有日本独特的军事学？”，我答道：“伊藤先生，非常遗憾，明治以后还没有这类东西”。伊藤脸色顿时变了“这可严重了”，他进而提议：“回东京后，大家是不是应该一起搞个军事研究所？”为什么这样的话会出自于伊藤呢。听说，伊藤在法国大使馆当书记生时，田中義一（译注：1864年 ～1929年，陆军大将，1927年～1929年曾出任首相组阁）大将到访法国，从法国各地转回来后，一个劲儿地大骂外交官无能。这使伊藤意识到外交官也需懂得军事，于是通过法国朋友的介绍找来了军事学的老师。这位老师正好是曾任教日本陆军大学的法国教官福煦少校。伊藤从福煦少校那里主要听取了有关拿破仑战争的讲授。第一次欧洲大战后，福煦元帅（译注：Ferdinand Foch,1851年-1929年）曾说：“拯救法国的是法国独特的军事学。没有独特的军事学的国民永远无法生存”。这话给予伊藤深刻的印象。法国在第二次欧洲大战中被如此侵攻，今天福煦元帅的话在一般人看来已经失去了魅力，但是其中蕴含的真理还是值得我们充分吟味的。伊藤要把他的笔记给我，但是回家没能找到，我仍不愿放弃，拜托他找到后转给我，离开巴黎后此事再无音讯，大概没有找见的缘故吧。

普通世人觉得，因为军队把军事研究作为秘密，所以无法研究军事学。这是极大的误解。如前所述，军人对军事学研究都不甚热心。而且非常遗憾的是，日语的军事学书籍与西洋列强相比，也太过贫乏。但是，因为刊物上的战史或者其他出版物还很多，如果有心研究，肯定也能做到。我多年来一直提倡，许多人对军事缺乏基本知识，不仅仅要对在职将校开设军事学讲座，而且至少在有政治经济专业的大学里设置军事学讲座。与西方人的军事常识相比，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相差太远了。德国中产以上的家庭，通常都备有诸如兴登堡（译注：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年～1934年）、鲁登道夫（译注：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1865年～1937年）这些军事家的回忆录，这些书籍广泛地被人们阅读。那里的图书馆也都有丰富的战史藏书。就连一般的家庭主妇都有相当的军事方面的知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解说】

石原作为师团长时，于昭和十五年（194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京都的官舍写就他的这些研究过程和自叙，就是本篇的内容。这是了解石原莞尔的最珍贵的资料。

此篇在月刊《东亚联盟》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六月号以“战争史大观的序说”为名发表。但在中央公论社的《战争史大观》中这篇改名为“战争史大观的由来”。

当新正堂出版时，根据当局的指示，删除了一部分，这就是本篇第21页15～17行的文字。

值此新版出版，用语和用字也做了少许修改。

关于本篇所提及的“这部手稿还在我手头保存”的原稿，收录在原书房刊行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篇》中。

（石原六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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