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非所得，振兴农业的关键在农业之外

文   风灵

2018年夏天，我去湖南开会的路上，坐高铁经过贵州。虽然贵州与四川接壤，但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进入贵州。从小我就知道，贵州的特点是“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亲身经历，此言不虚。一路上，隧道接着隧道，桥梁连着桥梁，列车完全是在崇山峻岭中穿行。不过高铁确实够快，3个多小时就到了贵阳。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是贵州人，无论如何都要走出这大山，这是最简单的脱贫办法了。出去随便找份工作，就能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需要什么资本，最基本的费用就是一张车票。高铁通了，就更加方便容易了，贵州人脱贫也应该更简单了。

我能想到这点，居住在大山里的人当然也能想到。穷则变，变则通，没有人应该被剥夺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这些年，似乎有种论调，认为农村的人口流失导致了农村凋敝、农业萎缩，这样下去，将会动摇整个经济体的根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第一产业，农业垮了，大家都会吃不上饭了。持这种论调的人，不仅有各级决策者，各级代表委员等，甚至还包括那些本就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博士。这些博士出外读了些书，回乡写一些悲叹故乡衰落的回乡笔记，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照博士们看来，除了他们这样的优秀人才，别人都应该在农村待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无怨无悔。

抛开道德不谈，这种对农业的认识，根本就是错误的。所见非所得，振兴农业，不是靠农业本身，更不需要限制农村人口流动。

传统上，农业被归为第一产业，这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以为农业本身是先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最基础产业。农业发展了，才能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支持，而农业却可以独立于第二第三产业自给自足地发展。

实际上，理论和历史都已经表明，农业固然重要，但其关键却在于农业之外。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路线是对自然科学的物质因果规律的机械套用，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

我们知道，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和资本两大类。人类社会初期，资本积累不足，生产要素投入以劳动为主。但以种植业为代表的农业，生产过程受气候等自然环境影响很大，时间跨度长，又需要大量空间（土地）。在此情况下，限于人的自然属性，农业并不能成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充分利用劳动分工的效率优势。给定土地资源，持续投入劳动要素，很快就会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的净收益将为负值，生产将停滞甚至倒退。换言之，农业将不能消化更多的人口。历史上，当人口增加时，首先是通过不断开荒拓土来供养多余人口，等到一国之内可耕种的土地开发完毕后，人口的持续增加就会导致人与人或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最后往往是以战争、饥荒以及瘟疫等残酷的方式减少人口到临界点以下，再开始新一轮循环。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落入此陷阱而不可自拔。

但是，当制度条件适宜时，多余的人口也可能有另一种消化方式。18世纪的英国，在国内较为和平安定的环境下，人口不断增加，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高达数百万之众。这些人为了生存，便自行联合起来，进行以纺织业为主的制造业生产。相比农业，制造业较少受时空限制，可以在较小的场地内聚集大量劳动资源，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很快，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社会财富和投资迅速增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工业革命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反过来作用于农业，推动农业进入现代化。

现代农业生产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水利、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还是农业机械，良种化肥农药大棚，仓储加工运输，等等，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而不是靠农业自身发展起来的。说得更直接点，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资本加技术，而不是农业人口。例如，现代化农业的代表美国，就是工业先行，以工业促进农业，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大量进入制造业，农业人口急剧减少，但产量和效率却大幅度提高。这符合经济规律，其他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也有类似情形。

可见，我们需要破除靠“人海战术”、靠大量投入简单劳动就能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误区。与直觉相反，现代农业一点也不“便宜”不“简单”，不是什么自循环封闭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其实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外部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而这又需要一些基础条件作为前提，包括：一、相当的资本积累可供投资（除了资本品，人才也要靠资金来培养或引进）；二、适合资本投资的复杂制度。

经过工业革命后二三百年的发展，全世界范围内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只要国际投资相对自由，资本本身已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投资与现货买卖不同，是在当前投入资金，期望在未来获得投资收益，这需要较为复杂先进的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短板。如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总结：

“虽然低收入社会获得了大部分可自我执行的贸易的收益，但是他们没有实现专业化和贸易的许多最大的好处。他们没有公平执行合同的制度，因此他们失去了那些需要公正的第三方执法的交易（比如资本市场的交易）的大部分收益。他们没有能够确保产权长期安全的制度，因此他们失去了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收益。这些社会中的生产和贸易因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私人或公共的掠夺而进一步受到阻碍。当存在一系列复杂的市场时，所出现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合作，需要更好的制度和经济政策，而这是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的。”

中国的农业问题的根源也主要在于现行制度对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包括流入和流出）构成了障碍。认为农村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农村凋敝和农业衰落，这实在是颠倒了是非。农业人口减少是工业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良性结果，农业振兴靠的是制度建设，而不是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制度是一种公共品，相比城市等人口聚集的地方，在农村，制度公共品（比如打击违法行为、保护产权等）的投入较大、收益较小。农村的制度建设和维护，是社会治理的重大难题，留待另文阐述。

本文首发6月2日《深圳经济特区报》理论版，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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