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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狼是也 | 战后日本的宪政改革(修订版-中)

风灵之声 风灵 2022-03-23

战后日本的宪政改革(讲座稿2)

(修订版)

 

作者 老狼是也


讲座稿1:老狼是也 | 战后日本的宪政改革(修订版-上)

 

四、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政治改造

 

1947年3月17日,占领日本1年半左右,麦克阿瑟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年之内将开始交涉和平条约,早期结束占领期。


如上所述,美国在战争期间已经对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根据逐步确立的战后对日政策,麦克阿瑟据此在进驻日本后将占领期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去军事化,第二阶段进行民主化改革,第三阶段进行和平谈判。


对麦克阿瑟来说,此时也是一种胜利宣言,解除军事武装和以宪法修订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已经完成。

 

麦克阿瑟认为占领期不宜过长,首先占领期中相当的经费由美国纳税人承担,成本高。其次,占领毕竟是非常态,这种占领和被占领的长期化容易导致关系紧张。他在1919年曾经率领美军彩虹师(第42师)驻扎在莱茵河西岸,有过类似的经验和体会。

 


战争期间日本一直妖魔化美国,叫“鬼畜英美”。被占领,男的成为奴隶,女的成为性奴,对于许多日本老兵来说,这似乎是败者当然的命运。盟军到来使日本人心惶惶。美军不是没有非行,不是没有恶性事件发生,但重光葵曾在笔记中记载“这和在支那和南方屯驻的日本军的行为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有人把美军占领期描写得很黑暗,麦克阿瑟、美军犹如恶魔。这种人就好像面对历史文物,文物本身并不重要,但对文物上的尘埃,对鸡零狗碎的东西怀有特殊嗜好,用放大镜显微镜来钻研,用春秋笔法写历史,结果荒谬可笑!这些人本身狼奶喂大,看似反官制历史,思维和行事方式却带着狼奶的腥膻。

 

横向比较的话,比如苏俄对德国的占领,对东欧的占领,对东北的占领,如果和美军对日本的占领相比,文明与野蛮,一目了然。


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讲演中曾强调说:“勇敢和富于强韧精神的战士,不仅要战胜敌人使之屈服,还要对已经乞降的敌人充满慈爱,这是美军值得夸耀的传统精神。”


从战后日本的大政治家吉田茂的记载看,也许更有说服力。在《激荡的百年史》中,他说:进驻日本的美军官兵,给日本人留下强烈印象,这是支纪律严明和友好的军队。


吉田茂是战后很强势的首相,与盟国占领军能争能斗也能合作。他的名言是“当一个好的败者”。在《激荡的百年史》中,他对占领当局的热情和理想主义不惜赞美之词:他们作为典型的美国人,精力充沛,充满乐观主义,真挚的友善赢得了日本的尊敬和合作。但他们也很自信很苛刻,重视计划和理念,在具体实施中劲头十足,但是否符合日本的情况,是否有好的结果就未必了。(翻译自日语版《日本を決定した百年》)

 

当然麦克阿瑟并非完人,盟军施政也有不当。比如,进驻日本后的9月上旬麦克阿瑟就发布了言论自由令,但10天内又发出了“言论和新闻自由备忘录”,对新闻报道进行检阅和管控,看似十分矛盾,有人也拿此来说事。殊不知,占领期其实就是战争延续的非常态。这就是基本理念和暂行政策的矛盾在占领期的反映。


难能可贵的是,麦克阿瑟意识到战争和占领期易于产生权力集中而导致紧张关系。集权需要制造紧张,但麦克阿瑟还不至于沉溺于享受集权。这是美国自由民主的主流意识的当然反映。

 


自8月28日美军进驻后就开始着手解除日本的军事武装,这一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1945年12月基本完成。


10月5日他就要当时副首相近卫文麿修宪,并且发出自由指令(也称为“人权指令”),命令:释放政治犯,废除思想警察,废除内务省、罢免警视总监和特高科关系人员。10月11日他会见继任的币原喜重郎首相时,再次提出修宪问题,并指示五大改革:


    1.赋予女性选举权,推进妇女解放

    2.鼓励工会组织

    3.教育自由化

    4.废除秘密警察

    5.经济体制自由化(解体财阀)

 (日本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参加投票)


麦克阿瑟虽然犹如君临日本,指令带有强制性,但这些民主化改革,为政治改造做了铺垫。自由化民主化措施最终指向修宪,这些措施也可以说是宪政改革的外围战。

 

因为曾经指示近卫修订宪法,引起美国舆论哗然。近卫只是作为副首相时,麦克阿瑟对其发出指示,就此受到美国报纸的批判。但对麦克阿瑟的批评干扰有来自国务院的,来自美国国会,来自苏俄等国。苏俄一直想插手分一杯羹,提出要出兵分割占领北海道,并明言出兵将不接受盟军总司令管辖,甚至对麦克阿瑟极尽攻击之能事。


麦克阿瑟愤怒拒绝苏联出兵北海道,他正告苏联代表杰列维杨科将军,只要有一个苏军士兵踏上日本领土,就把他和苏联代表团全部投入监狱。

   

此外麦克阿瑟在实施改革中,期待变革最终应当使日本人理解和支持,甚至由日本人发起。这是他在会见新任的币原喜重郎首相时所说的。于是日本方面也积极主动起来,制定了新选举法,土地改革法等。但币原内阁成立的以松本烝治国务大臣为首的修宪工作(宪法调查委员会)却很不给力。

 

按照日本的旧体制即明治宪法下的体制,既不是内阁责任制,也不是首相责任制。对于松本蒸治的宪法委员会,币原首相也不能过问,不能撤换,因为各大臣各自辅佐天皇。


而陆海军之间,各自辅弼天皇,不仅互不搭界还经常互掐;军事属于天皇“统帅权”,政府不得过问,政府管不着军队,和某些国家的情况相同。当军队暴走的30年代,日本政府只能迎合军部或跟在后面揩屁股。所以如鲍顿所说,这就是日本外交二元化的缘由。当军队做大直接主管政府(如东条英机),军国主义就成为其体制标配了。


东条英机在东京审判的供述中称自己不是袭击珍珠港的主谋。这应该是实情。他知道大概,但作为首相,作为陆军,他也不能插手海军的策划。陆军师法德国,海军师法英国,两者。自1907年起日本军部制定国防大纲,共制定了四次,这就是陆海军内斗的主战场之一,通常陆军第一假想敌苏俄,海军第一假想敌美国,陆海军取得妥协就是将假想敌并列。因为这和军费问题相关。


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拥有统帅大权编制大权,实际上天皇不参与方针政策的策划和制定。二战时期有关国策决定,对于天皇来说只有御前会议的形式程序。军部的方案通过这样的程序,有的成为敕诏成为敕令,而明治宪法又规定“天皇无责”,军部就这样以天皇名义有持无恐,也没有任何可加以制衡的力量。


要从根本上改造日本政治体制问题,就是GHQ和民政局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随着逮捕和追究战犯,天皇问题逐渐凸显。苏俄、澳大利亚等国要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此表现克制。


虽然反天皇也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而苏联反天皇,更暗怀鬼胎,以图制造混乱,好以另种独裁专制取代之。在麦克阿瑟提出修宪后,日本各政党、民间团体头很积极,自发制定新宪法案,这在思想和舆论上,为后来的修宪营造了气氛,有的民主性内容后来也被采纳。在形形色色的宪法案稿中,唯独日本共产党宪法案中把天皇给废黜了。当时日本也有关于天皇存废的舆论调查,80%支持维持天皇制。日本共产党听命于谁,不难理解。比如日共著名领导人,中共的老朋友野坂参三,在延安享受外宾礼遇,战后经莫斯科返回日本。90年代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揭露了他苏联间谍的身份,92年他被日共开除了。

 

天皇问题很令麦克阿瑟和盟军驻军头疼。麦克阿瑟的秘书费拉兹将军给麦克阿瑟的备忘录中指出:

“我们认为实现不流血的占领,功在天皇。由于天皇的命令,700万士兵放下了武器,并很快解除了战争动员。天皇采取的措施,使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军避免伤亡,使战争早日结束。因此,尽管这样利用了天皇权威,要对他进行战争审判,这无疑就是对日本国民的背叛。如果将天皇交付审判,统治机构崩溃,全日本或再难避免发生大动乱。” 


麦克阿瑟在1945年9月27日第一次会见了天皇,此后还会谈了十次。他在回忆录中称天皇是他所见到的日本人中对自由民主理解最深的人。根据各种资料看,这未必只是溢美之词。


1月1日,昭和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走下神坛。这是天皇作出的重大表态,没有资料没有证据显示有麦克阿瑟、GHQ的影响或背后操作。这一行动符合潮流,符合麦克阿瑟提出的政教分离政策。当然昭和天皇不是孤家寡人,比如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吉田茂外相等都是很有实力的顾问。

 

美国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拉塞尔议员还提交了“作为参院应该考虑把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的议案。


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电报这样答复:如果对天皇进行追究并加以审判,“将引发为了雪耻进行的报复,这可能不止出现数个世纪的混乱和反复。为了防备不测,需要百万军队并且无限制地加以维持,这样的预测是可以想见的。退一步说,或需要募集和派遣大量的行政官员,其规模将达数十万人。”

 

苏俄不断制造麻烦,而美国在战争期间曾经深入研究并制定战后对日政策的国务院却在具体实施占领政策期间,与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生龃龉。麦克阿瑟在得知联合国拟设立远东委员会时即致信国务院表示反对。但国务卿伯恩斯参加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联合国外长会议上仍签订了该协议,远东委员会将于1946年2月26日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原日本大使馆。麦克阿瑟居然是从报纸上才得知这一消息。在麦克阿瑟抗议下,国务院承认了错误,但覆水难收。

   

1946年麦克阿瑟继续扫清外围,1月4日开始分批实施“公职追放”。这是逮捕战犯进行东京审判之外的又一雷霆手段,是为了彻底排除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分子。清除的对象有:战争犯罪、陆海军职业要员、陆海军省所属特别警察和干部、极端国家主义、暴力主义、秘密爱国社团的主要成员、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重要成员、与军国主义扩张相关的金融开发机构主要人员、他国占领地的行政官员,等等。

     

公职追放不仅将这些人赶出政府和政治领域,甚至禁止就职。当时被视为有望出任下届首相的鸠山一郎(鸠山由纪夫之父)为首的许多政界人物也放逐了。鸠山一郎之所以遭到清算,因为在军国主义时期作为文部省大臣,曾将自由派的大学教授除名,有诸多迎合军国主义的陋行。


公职追放分批进行,甚至深入到新闻媒体、出版和影视系统,如当时的政评家德富苏峰,几个大报社社长,大映社(电影公司)社长以及一些鼓吹国家主义的文化人、导演、作家等;教育界也遭到清算,有鼓吹皇国史观的历史学家、参加所谓“国民精神文化研究”的学者,还有大阪大学(帝国大学)总长之类理工科学家则因配合军工研发等遭到放逐。工商界经济界也遭清算,这和财阀解体政策有关联。遭到公职追放的人数达20多万,不排除有扩大化倾向,公职追放让当时政界及战时为军国主义国家主义鼓而吹的知识精英心惊胆战。

 

当时麦克阿瑟推动修宪的紧迫性大致如下:

    1.如何保住天皇,这不仅是顺利推进占领政策实施的关键,但把这看作仅仅是实用主义则大谬不然。从长远观点来说,这也是抵御苏俄势力侵蚀的屏障,更是对一国的历史的理解和尊重的表现。这从以上麦克阿瑟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来。

    2. 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任务,推进民主化包括修宪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麦克阿瑟收到SWNCC-228号文件这一华盛顿发来的改革建议书。

    3. 远东委员会成立在即,麦克阿瑟的权限将受到干扰和限制。

    4. 依靠日本现政府难以完成宪法修订。


正在2月1日麦克阿瑟接到惠特尼关于对宪法问题权限的报告之同时,每日新闻曝光了日本内阁的松本草案,对天皇统治大权有所限制,但仍然是“万世一系的天皇总揽统治大权,天皇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天皇无责”,几乎照搬明治宪法,只是把明治宪法中的臣民改为了国民,但对于国民的基本权利仍然加上“但书”加以限定,即国民权利是“依据某法律规定……”这一框架内。惠特尼称松本为首的宪法调查委员会是反动团伙。

 

麦克阿瑟行动起来。他命令民政局起草宪法案范本,具体作战方式大致如下:

    1.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由GHQ的民政局25人展开宪法案范本的起草工作。

    2.宪法案范本在形式上按照明治宪法的章节展开,形式上保持连续性。

    3.作出宪法修订三原则的指令(保留天皇,和平条款,废除封建贵族制度)。

    4.尽量让日本政府接受草案范本,并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宪法草案。

    5.发表日期要在联合国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或至少在其启动和发挥功能之前。

   


2月4日~2月12日

    仅用九天时间,民政局完成了宪法案范本,这些都经过麦克阿瑟仔细过目或者批示。

 

2月13日

    GHQ惠特尼将军和凯蒂斯等向当时的吉田茂外相和松本烝治国务相递交了宪法草案范本。日方原以为是对松本烝治宪法案的讨论,很意外。这一会谈仅用了1小时10分钟。因为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料到,不能期盼他们立即接受。但惠特尼将军给他们留下了很有分量的一些话:

麦克阿瑟将军不能接受你们提出的反自由反民主的宪法案。

麦克阿瑟希望保护天皇的安泰,这是符合正义的。但他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压力。接受我们的方案,天皇或能得到保护。但麦克阿瑟将军并非万能。

希望你们接受这一草案并以日本政府名义发布,但并不强求,不接受的话,GHQ将自行发布。 


“密室九天”按照美日双方对这一会议的记录和以后成立的宪法调查会的记录,描述了这一戏剧性场面。日本政府成员对于当时的形势和世界动向大概很难有清晰的认识。


具体交付宪法草案范本的地点,现在还保留着,在东京六本木,并立有纪念碑:日本国宪法草案审议之地。


当日本持有开放态度时,对这样的历史事件的态度还是开放和包容的,比如建有佩里黑船的纪念碑纪念馆,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总司令的办公室等。

 


    以后的宪法修订和审议的进展日程大致如下:

 

2月22日

    币原首相将宪法草案以内奏形式报告天皇(内奏:重大事项的事前报告),天皇毫不犹豫地答复:“美方这么考虑的话,就接受吧。第一条改成像英国那样的象征性也很好。以民意为吾心,这也是祖先的精神”(松本谦三《三代回忆录》)。他要币原首相进行彻底改革,表示全面支持该宪法案。(据《日本政治的重建》及《麦克阿瑟回忆录》等)

 

3月4日

    对宪法案的英日翻译产生争议,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大厦内双方进行了长达三十小时的翻译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在自己的办公室坐镇,翻译完成一项就确认一项。

    而日本政府也是翻译完的部分立即传回内阁讨论审议。


3月6日

    日本政府内阁在数个回合的反复审议后,终于决定当天下午5点对外发表宪法案。

    币原首相就此发表的公开讲话中强调,这是政府与GHQ在密切沟通下完成的。

    麦克阿瑟也立即发表申明:承认并支持这部宪法草案,并对此深表满意。

    当天晚间,哈希中校就携带着由日本内阁成员署名的计13份宪法案飞往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和远东委员会汇报。

 

3月20日

    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和国务院接到宪法草案稿都很震惊,他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宪法案是麦克阿瑟搞的。当天举行远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远东委员会保留最终审查权,宪法案向国民公布后,推进情况随时汇报。就此,麦克阿瑟其实已经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4月10日

    在新选举法之下第一次进行全国性大选。在GHQ的指示的一系列具体施策中,有些是由日本政府提出的具体方案,如新选举法就是日本提出后经麦克阿瑟批准实施的。

    而放逐和清理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势力,保证了日本战后第一次大选顺利进行,并大获成功。

 

    

这次历史性的大选,有效投票率高达72%,议员定员466名,参选候补2770名,其中新候选人2624名。最后结果,新当选的议员占议员总数81%,并且女性第一次登堂入室,有39名当选。其中有一位据说是妓女出身,人们要求麦克阿瑟采取措施,但麦克阿瑟给每个当选议员包括该女性发去贺信。

 

同一天,远东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要麦克阿瑟派代表到华盛顿进行汇报。麦克阿瑟答称:能够向远东委员会汇报的只有自己,但自己太忙,无法前往。

 

3月6日公布的宪法案,经过了一个月的预热,有人把新大选视为宪法草案的问信于民,把新成立的国会视为宪法审议国会。麦克阿瑟把这部宪法案已经交给了日本国民、交给了代表国民的新国会手中。

 

6月20日

    日本新国会正式召开全体会议,麦克阿瑟发表长篇申明,呼吁对宪法进行认真审议,并且提出三原则:

    1.要用充分的时间对宪法的规定进行讨论

    2.要保证明治宪法和现行宪法的衔接

    3.审议通过新宪法,绝对需要保证是出于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志。

    这三项原则是远东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在无碍大局的情况下,对于远东委员会的意见麦克阿瑟也能从善如流。

 

7月29日

    受杜鲁门总统的委托,对日本宪法修订问题做了三个月的调查后,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日本学专家考尔格洛普向杜鲁门总统汇报:麦克阿瑟指导的宪法修订,both timely and wise(及时而明智)。他认为,远东委员会远在华盛顿横加干涉不妥;并且,宪法修改草案理念非常出色,无须纠结于方法问题上,接受正确的东西才是对历史负责。

 

日本国民在饱受战争的摧残,处于极度的匮乏中,对于宪法草案,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这些崭新的观念,仍普遍反映积极热烈,报纸舆论一片赞美并加以正面解读。这部被麦克阿瑟和GHQ民政局称为“启蒙”的宪法案,如期唤醒了日本人的国民意识。

 

6月25日开始至8月24日,国会众院对宪法修正案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审议后,最终以有效投票429票,赞成421票,反对8票的结果高票通过。另有37票,或缺席或弃权。

 

8月26日起又由当时尚存的贵族院对宪法案进行了1个多月的审议,10月6日通过。

10月29日再经天皇亲自出席的枢密院审议通过。

11月3日,日本召开国会全会,决定正式公布日本国宪法,当天的国会上GHQ民政局的25名成员在旁听席列席参加,但绝大部分议员都不知道他们为何在场。

同一天,天皇在皇宫广场现身,参加了为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所举行民众庆典。这部宪法将于次年的1947年5月3日实施。


 

在日本宪法审议期间的10月17日,联合国远东委员会眼见木已成舟,作出了一项决议:在新宪法实施后不早于1年,不晚于2年的期间内,必须由日本国会对宪法进行再审查。但这一期间日本国会不认为有必要审议。这项决议结果如同山谷间的一声回音空响。

 

在6月25日开始的众议院审议到11月3日正式公布,GHQ民政局没有过分干预,遇有问题日本政府也和GHQ民政局沟通探讨。日本在审议中也做了若干修改:

 1.宪法使用了通俗的现代日语表述;

 2.对于GHQ草案范本中的一院制改为众参两院制;

 3.在和平条款中加入了“芦田修正”的条件项;

 4.未采用GHQ草案范本中关于土地和天然资源的最终权利为国家所有的条款;

 5.对于否决最高法院的违宪判决,未采用GHQ草案范本的国会审议程序,等等。这些修改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要说欠缺,关于违宪审判问题是否有必要再通过国会的审议程序为好(笔者私见)。

 


众议院通过后的贵族院、枢密院审议,是根据明治宪法程序进行的,这些程序,GHQ乐见其成。因为在内容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形式上明治宪法和新宪法具有承继关系并无大碍。关键是天皇统治大权从根本上转换成国民主权。其实贵族院、枢密院随着新宪法成立也就自然消灭了。

 

自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后仅1年4个月,麦克阿瑟就完成了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投降提出的基本条件,解除武装,确立国民主权的民主改革。所以麦克阿瑟在47年3月发布了如上的“胜利宣言”。麦克阿瑟不仅是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指导下的日本宪政改革居功至伟,不仅为日本打造了自由民主的基石,更是对世界宪政史的重大贡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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