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祖国的小礼物

文 剑心龙马

一 山河巨变

1975年4月，冷战高潮时分。

在美国左派和欧洲国家有意的冷眼旁观之下，越南共和国（南越）的最后防御崩溃了。

杨文明总统，越南“李宗仁”式的人物，和强人阮文绍政争了多年，在4月28日站上共和国的最后一班岗。有传言说，他和北方暗里存在联系。他拒绝了寻求外国介入挽救局势的无望尝试，而“和谈”也没有成功。

到4月30日上午，西贡（今天的胡志明市）已经难以防御。尽管湄公河三角洲可靠的主力部队还在坚守，杨文明总统仍然在9点半宣布，军队应该停止战斗。

中午，北越先头部队闯入了已经遵命投降的总统府“独立宫”。不久，为尽快宣布结束战争，66团副团长范宣德上尉和其他官兵一起，坐第一辆车护送杨文明前往西贡广播电台；203坦克旅的政委裴文东中校与其他官兵和记者，坐上第二辆车在后。

在广播电台，杨文明发表北越军官现场草拟的通告：

“我，‘西贡政府’的总统杨文明将军，现在呼吁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放下武器，无条件向南越解放军投降。此外，我宣布‘西贡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解散，将权力移交给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

（“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受北方领导。“南越解放军”基本是北越向南方所派遣。出于政治原因当时未公开宣布。）

随后，南越最后一任总理，著名知识分子和法学家武文牡教授，也宣读了自己斟酌的一小段安民告示。

最后，现场军衔最高的旅政委裴文东中校发表自拟的通告：“我们代表南越解放军，郑重宣布西贡已经完全解放，并且接受西贡总统杨文明将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

越南战争结束了。

（杨文明坐在右边，在西贡广播电台通告投降。西德记者加拉斯提供了录音设备，故而坐在左边）

在场官员们随即回到独立宫。

然而，北越的将军和新政府的要人们还在从战线后方赶来的路上。

没有预案的前线官兵，在独立宫的楼上楼下走来走去。一些人要求裴信上校在将军们到来之前，一同前去接洽对方同样不知所措的南越总统团队，以避免尴尬。裴信上校当时是党报军报的记者，在那一短暂时刻，是在独立宫的高级军官。

（裴信曾经是北越的军方发言人。照片拍摄时为中校）

见北越官兵涌入会议大厅，杨文明便说道，“我们从早上就一直在等着，要将政府的权力移交给你们。”

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已经垮台了！不能移交你们已经没有的权力！”

看到杨文明总统和武文牡总理等一班官员垂头丧气的样子，裴信说道：“你们都是安全的。战争结束了，我们所有的越南人都是胜利者。只有美帝国主义失败了。如果你们也是爱国者，今天也是你们值得庆祝的一天，你们是胜利者。”

杨文明身材高大，绰号“大明”，曾经为越南的独立自主做出过贡献。他在日本侵略越南时被日军抓捕，也遭受过法国人欺辱。他也曾在越南共和国建立初期，击败了勾结法国人的黑帮武装。因此，这段安抚的对话非常得体。据回忆，杨文明的回应也非常漂亮。

杨文明将军和武文牡教授的兄弟也在北方当军官和教授。家庭团聚的时刻到了。

（4月30日中午，独立宫，照片中间的杨文明与右边的裴信对话）

这是1975年4月30日，西贡陷落的最后一天。西方记者、北越各部队官兵和南越的到场军政官员，一起见证了这段历史。人们相信，这一天的事会就此载入史册。

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

二 权力与历史

1985年，距“西贡陷落”仅10年后，一些越南媒体对历史的陈述是：在4.30那一天，是副团长范宣德上尉起草了南越投降书，在电台上由杨文明向全国宣读。当时的范宣德上尉，作为英雄人物，后来一直升到中将，曾任最重要的中越边境军区司令员的要职。

旅政委裴文东中校消失了。在之前的记载里，起草投降书的人是他。裴文东在1983年早早退役，最终军衔是大校。

“你们已经垮台了！不能移交你们已经没有的权力！”这句名言，曾经被记录为是裴信上校的话。但后来，裴信这个名字也消失了。

进入21世纪，“信息时代”，越南知识分子和民间满腹狐疑。人们从越南和外国的历史纪录片、民间流传的只言片语、老旧的文档中看到了历史的不同版本。

（裴文东走在右，中间高大者是杨文明。范宣德当时走在左侧某处）

（记者加拉斯和裴文东合影）

历史当事人、他们的家人，历史学者和新闻人，在多年后，又在国内外收集当年的证据，寻找证人，召开研讨会和听证会，“还原历史真相”。

（加拉斯的遗孀，美国人艾丽斯与裴文东合影。她捐赠的4.30采访史料和当天的录音机，是越南的珍贵文物）

人民军的英雄范宣德中将，和1983年以大校衔光荣退伍的裴文东，都有自己的证据和证人——本文开头，杨文明左手拿的那张抄写纸中的文字，有两位军人同时声称是其原文的作者。

这里略去如探案一般的笔墨官司。

2020年，老挝党报的新闻部长（下图左）前来向范宣德中将（右）道歉。此前，他们关于西贡4.30的报道被否定，按范宣德同志的提醒做了更正。

民间的争议不仅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媒体人和干部不时发表不同意见，203旅和其他兄弟部队的官兵们为旅政委不断上书。到2021年4月，又是一年4.30的前夕，纪录片《1975年4月30日的真相》首映。该片全面支持了裴文东，而不是范宣德。

然后在5月15日晚，在全国防范新冠，鼓励居家时，这部记录片在越南国家电视1台播出！国家媒体和国家历史宣传互相冲突了。

（纪录片《1975年4月30日的真相》在2021年4月首映。拍摄Le Thuy）

该片由“功勋艺术家”范越东执导。范越东曾经直击战争，拍下了越南对抗B52轰炸机的历史著名画面，还现场拍摄了中越战争。在1975年4.30时，他也是战地记者。他的这部纪录片在越南引起热议。人民军总政治部后来表示反对该纪录片。

（功勋艺术家范越东与他的纪录片《4月30日的真相》）

在这种局面下，2022年3月14日，赶在又一年的4.30之前，越南国家领导层专门开会研究历史悬案。越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书记阮富仲，主持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总理范明政、国防部长潘文江等干部与会。

这次会议，颁布了“关于历史的结论”。

会议宣布：

1975年4月30日，在越南共和国（南越）首都“西贡陷落”的那一天，第2军第304师66团副团长范宣德上尉，指挥了从总统府独立宫把杨文明先生送到西贡广播电台的行动。范宣德上尉组织在场的66团官兵起草杨文明的投降宣言。

当时，第2军203坦克旅政委裴文东中校也在场，裴文东同志和第66团官兵共同起草了由杨文明广播的投降宣言。

杨文明所广播的投降声明底稿，是出自裴文东之手。

以上公告，是最高层的结论，“终审判决”，以命令方式终结长期以来的历史争论。

人们仔细端详，仍然会困惑：副团级上尉，指挥重大行动，中校旅政委成为在下面具体干活的人；一个简短公告，由官兵们集体创作；但现在也终于认可了裴文东的贡献，承认由裴文东手书投降声明底稿。（几十年后重新发现的记者加拉斯的现场记录发挥了作用）

这是一种调和。不管是不是历史的准确复原，想必有一些依据。

由于范宣德官至中将，而裴文东只是早早退伍的大校，很多人以为，这是权力和荣誉带来的历史争议。范宣德得到了国家英雄称号，而裴文东没有。“大官压小官”，在腐败现象成为社会舆论话题时，裴文东得到了广泛同情。

然而，敏锐的人指出，在1985年，范宣德只升任上校，未必是因为官大而来“争功”。

同样的疑问，关于裴信上校的著名对话，“你们已经垮台了！”，史料记载成由三个不同的人所说，互相矛盾。但这次决议，却依然完全没有涉及。

其实，这些事情的背后，也许是来自7、80年代的时代伤口。

三 给祖国的小礼物

当1975年越南共和国失败，战争全部结束时，西方和平人士们，比如记者加拉斯和他的妻子艾丽斯这样的人，善良地希望这个国家就此繁荣起来。

但是，人民遭遇的是艰辛困苦。首当其冲的是南越华人。华人有经商传统，但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在相隔不远的两次货币改革中化为乌有。“多余”的住房，实际是家庭的投资，难以保全。失去了经商饭碗的华人们，前途无着，大批人只能变卖家产，花天价找小船“投奔怒海”，成为难民。许多人在海上被洗劫走最后一个铜板，甚至丧生茫茫大海。

难民船

本文开头的新闻图片里，现场的人除了杨文明、记者和士兵，还有穿便衣的青年学生。当时的大学和中学生很多是南越公务员、商人、知识分子和军警家庭的孩子，他们就像武文牡教授一样支持“和平运动”。他们的反战示威给西贡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西贡陷落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将遭遇严霜。很多原政府的人或者成分不好的人被送往劳改营。在恶劣的环境中，不少人最后未能归来。

对全体人民影响最大的是经济。新社会里，外资几乎一扫而空。国内经济也迅速改造，私营工商业活动差不多消失了。不再有创业，投资，雇佣和就业，国家五年计划将接手这些。失去了企业家的经济体，脆弱，不平衡，没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市场能力。连续两个五年计划的实际而非纸面效果，很难让人满意。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排队、匮乏、短缺。

作为历史悠久的稻米生产国，尽管在日本侵略越南的后期，农业遭遇严重破坏，但从南越建立后，大米生产量迅速提升。后来，农田国有化了，生产和贸易被严格管理，种子、化肥、农药由国家安排，产品统购统销。警察在粮食主产区的里三层外三层设立检查站搜身查包，严查私人买卖大米的行为——尽管农民以市场价卖出大米得到现金，意味着他们将有积极性去继续种植大米——那绝对不行。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也萎靡了。

（越南居民在国营粮店排长队购买限量供应的大米）

在新加坡刚独立的60年代初，西贡还保留着几分当年东南亚重镇的风采，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羡慕。到8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成为欣欣向荣的“四小龙”，而胡志明市的光芒黯淡下去了。

西方左派会将这些归咎于“美国的制裁”，但其实，越南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贸易基本通畅，不大受美国对美国公民的行政禁令的影响。当时的越南更多地谴责“中国的背叛”，但当年中国自身经济也一般，与越南的经济联系相对有限。同时，中国也绝没有封锁越南的正常对外贸易——是刻板的经济政策酿成了当时的困境。

当时的越南，多年保持着“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的记录。越南的战后发展，在世界上少见地不顺利。作为参照，1953年才实现和平的农业国韩国，很多发展指标曾经低于越南。但韩国和新加坡，港台地区，后来都实现了“经济奇迹”。

同时，对比海外的越南侨民，绝大多数人白手起家，在其他国家安顿下来，辛苦工作，很快得到了相应回报，成为“模范少数族裔”。根据美国经济统计数据，第一代越裔美国人大约挣到社会平均收入，而第二代的收入则高于美国白人平均收入数和全社会平均数——这证明了越南人充分的潜质，只要能有环境能发挥他们的才能。

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困难时期，侨民们将有限的收入，从手指缝里省出来汇到家乡接济亲人，成为海内外越南人共同的回忆。

有一首越文歌曲《给祖国的小礼物》（Một Chút Quà Cho Quê Hương），也许以女歌星庆离所唱的最为有名，反映就是这一时期：

我送大哥几包烟，生命燃烧在手指间。

送给妈妈针和线，孩儿心碎要缝补全。

我送大姐几匹布，做成婚服，或者孝衣。

送给小妹许多糖，生活太苦，一丝甜蜜。

我送爸爸白衣裳，去刑场有好衣穿。

送给越南许多泪，盼望安宁那一天。

~ ~

我送大哥一支笔，新的生活勾画起。

送给妈妈喝绿茶，孩儿泪眼送心意。

我送大姐火柴盒，冷天点火驱寒雾。

送给小妹金戒指，卖作路费逃故土。

我送爸爸安眠药，劳改辛苦睡好觉。

送给越南心中曲，和平萦绕游子心。

多年来，在越侨社区，或者悄悄地在南方人的家里，这首歌让闻者落泪。不仅仅是骨肉分离，难以回乡，或是受到历史潮流冲击，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生活困难，糖果茶叶都是奢侈品了，万众期盼的国家统一，民族和解，时代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这是侨民常播放的4.30纪念之歌。

从经济角度说，其实在北方也有类似现象。不少越南人被组织去东欧打工，他们汇回家乡的财物同样也是亲人重要的生活支撑。

经济困难催生黑市、腐败、不平等。没有前景的长期困难和短期的利益诱惑，腐蚀了人心。裴文东同志，忠于革命，非常耿直，大声抨击社会乱象，包括严厉批评军队的新风气。“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怎么能经商走私！干部怎么能索贿肥私！”口无遮拦的他，作为革命老干部，年仅53岁就退役出伍了。

不太久以后，历史陈述做了改变，媒体把以前属于他的止战功绩改写为由范宣德同志作出；政治部对此予以认可。

至于裴信呢？据他所说，1975年以后，多年来的社会状况，也让这位老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后来升任党报副总编，大校军衔，是有自己想法的知识分子。1990年，裴信出访法国，他就此申请避难。此后作为反思者笔耕不辍，再也没有回国。

关于他的历史也发生了变动。有人说，裴信作为记者获取了4.30当时的情景，在叛逃以后对西方谎称“你们已经垮台了！不能移交你们已经没有的权力”是自己的话，以捞取资本。然后以此猜测就要去修正关于裴信的历史记载。

但是，这种猜测有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在1981年2月，距1975年还不到6年，裴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非常明确地复述了这些话，说就是他说的。注意，当时他是正正经经的人民军大校军官，穿着军装，在河内的办公室做如此陈述。他说的不是英语，不是法语，而是越南语。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美国媒体进越南采访，要先提交签证申请，说明行程、目的，采访对象和问题。裴信用越南语对美国媒体做出的回答，作为一项媒体工作，也是有上级复核和社会监督的，不能乱说。所以，仅以多年后的叛逃事件，显然不足以否定1981年在河内作为当事人的公开采访记录。

（1981年裴信身穿正装在河内接受美国记者团采访）

两位革命者的变化，是当时理想遭到现实冲击的时代缩影。

在这种冲击下，困境之中，越南开始了“革新开放”。劳改营里的人们回家了，民族要和解。外汇汇款被保护，侨民不用再寄小商品；国家可以用方便的商品供应把侨汇赚回去。“极左”的经济政策被纠正、放弃。一开始，是放开了个体经营和农业自主生产，再后来，更大的市场开放、股市开门、对美国关系正常化，还有加入WTO。资本、跨国公司、华商都回来了。

（2018年，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历史性访问越南岘港）

四 民族和解路漫漫

今天的越南，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奇迹”。在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崭新的大厦和漂亮住宅。霓虹灯下的中心高楼群看起来就像是港岛中环或者上海外滩。失业很少，闲置的生产设施也很少，到处是兴旺生产的样子。打工人拿着智能手机，吃的工作餐肉菜很多，米饭管够，多年前他们的父母见到一定会羡慕。穿着漂亮衣服，欢快地在咖啡馆和小酒吧消费的，不再只是成群的法国人，而是越南的青年男女们，和全世界的友好游客。80年代的困苦恍若隔世，那个天天排长队限量买米的国家，重新成了重要的大米出口国。

胡志明市/西贡

但是，民族和解的任务确实完成了吗？作为发展中国家，越南恐怕还要继续付出艰辛努力。也许将有一天，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个人权利保护问题，将带来历史最深处的严肃拷问。

1975年以前，西方和越南进步媒体抨击的腐败现象，裙带关系，权大于法，政治管控，现在都继续存在，很多事情似乎并没有改变。按范越东导演的追问，4.30那天冲进独立宫的第一批老兵，还有些人没有养老金的保障。

当裴文东老人的后人们搀扶着他上街，指点着新世纪令人惊异的发展的时候，老人清醒地指出，现在还远远没有完成人民所期望的任务。令人唏嘘的是，他的女儿定居乌克兰，那里有不少越侨，在2022年一定和他父亲当年一样遭遇了战争。

而裴信，这位越南知识分子，年轻时满怀理想主义，在1954年奠边府的血腥战场上，在邻国鼎力支持下，忘我地与法国战斗，英勇负伤。1975年他见证了战争的结束。而到2018年病故前，他已定居法国，成为高产博主，呼唤对公民权利的历史承诺，毫不留情地用母语批评邻国、批判他半生所属的组织，还有他年轻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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