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经济学入门第十一讲：二十一世纪的奥派经济学（完结篇）

作者 史蒂文·霍维茨
翻译 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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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创建了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50年。这150年见证了奥地利学派的兴盛，然后是衰落，又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复兴。从复兴开始至今的40多年里，奥地利学派蓬勃发展，超越了它在20世纪初的影响力巅峰。在世界各地的多所大学里，受奥派影响的学者拥有数十个终身教授职位，其中包括培养奥派新生代的博士研究生项目。这些学院里的奥派学者在重要的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其研究成果，在主要的出版社出书，并在研究当今的重要问题时，普遍地与经济学学科的其他部分交流。其他的奥派学者为智库或政府机构工作，不断运用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来分析当前种种事件，并将这些分析纳入公共政策领域的对话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奥地利学派仍然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其追随者已能够凭借高质量工作的品质闯入各种专业对话之中了。

奥派经济学家近来愈发成功的原因有很多。而关键在于，现代奥地利学派拓宽了他们所利用的思想体系，也拓宽了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范围。21世纪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仍然建立在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基础之上，但奥派学者有意识地找到了将其他经济学传统纳入作为补充内容的方法。其中最明显的是将公共选择理论，尤其是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研究融入奥派思想之中，布坎南因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于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布坎南长期以来都对奥地利学派感兴趣，并认为他试图将政治解释为交易的一种形式（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本质），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交易学方法（the catallactic approach）是一致的。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感兴趣的都是在特定的博弈规则下交易进行的方式，以及这些规则产生可取的或不可取的非预期结果的可能性。这种更广泛的结合视角使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够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带到新的对话中，并在与被更为广泛接受的框架结合时，通过展示奥地利学派思想的解释力，加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影响。[1]

最近，许多较年轻的奥派学者已运用了政治经济学布卢明顿学派的思想，这些思想源于文森特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Vincent and Elinor Ostrom）的研究。[2] 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的研究早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得2009年诺贝尔奖之前就开始了，不过获奖以后，她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与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洞见更多的融合。布卢明顿学派的理论既强调政治决策的多中心性质，也强调社区可以发展出非正式的规则和规范，来解决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许多问题。这种方法由此成为了奥地利学派的天然合作伙伴。奥斯特罗姆夫妇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我们思考在去中心化的较小社区里，非正式规则如何模仿在更大的更有匿名性的社会群体中的正式产权和其他制度的作用。将非正式规范视为正式市场过程和大规模政治过程的替代品，为奥地利学派提供了一种方法，运用他们关于分散知识和涌现秩序（emergent orders）的观点来解决主流经济学家可能难以解决的问题。就理解自执行（self-enforcing）契约和俱乐部的出现，是作为惩罚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正式政治结构的替代品而言，该框架尤其富有成效。

最后，后复兴时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运用这种结合的视角，探索传统经济学领域之外的问题。从海盗，战争，到监狱帮派，到家庭的社会制度，再到分析卡特里娜飓风后重建问题的大型研究项目，可以说，现代奥地利学派从事的是以经济学为中心的社会理论的研究。[3] 门格尔《原理》和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将经济规律普遍化的愿望，与哈耶克关于亲密的和匿名的社会秩序之间差异的研究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分析框架，让各种人类社会行为变得容易理解。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正从事着一项比较政治经济学项目，该项目植根于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分析性叙事”（analytical narratives），以解释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难题。这项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从行为人的感知开始，解释了从个人（基于其感知到的手段-目的框架，以及稀缺性和制度环境施加的限制）所做出的选择中出现的非意图后果的模式，这与主观主义和自发秩序理论相一致，正是哈耶克二战后所描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征。与仅仅依赖于计量经济学技术不同，这些分析性叙事体现了一种多元的方法，利用了各种定性和定量的经验证据，只要这对于解释所涉的特定问题是合适的。最重要的是，当代的奥派学者正在通过主要的大学和学术出版社以及学术期刊发表这项研究。

这种经济学方法（以及更一般性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方法），使现代奥地利学派能够有效地参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所涉领域包括反垄断、货币政策、商业周期、比较经济制度（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不平等、经济史和替代性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等。奥地利学派以及受奥派影响的学者在所有这些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这是该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其鼎盛时期后从未有过的。有多个博士项目培养的学者既接受奥派经济学的训练，也接受常常与之结合的其他相关传统的训练，因此，奥地利学派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明，有望继续扩大学术范围及其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影响。

奥地利学派起源于创立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前几代奥派经济学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些贡献至今仍是该领域的一部分。虽然在20世纪中叶，他们的影响被一系列世界大事和思想界的气候变化所掩盖，但他们的思想却幸存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显现，许多几十年前被人们所拒绝的奥地利学派思想重获新生，特别是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这些思想的韧性是其解释力的体现，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已过去了数十年，它们必须得到更新，进行批判性评估。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概念与其曾经的巅峰时期或低谷时期已截然不同，这些思想也要以与该学科现状相关的方式重新表达。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后复兴时期的这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成功地推进了这一项目：现代的奥派经济学与过去相比，是一种实质上不同的（尽管仍然可以识别）思想探索，许多迹象正显示它在不断发展且不断增强其影响力。研究奥派经济学的悠久历史并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相反，如果要掌握当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然后将之应用于现代世界中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紧迫难题，这是必要的基础。

[1] See Peter J. Boettke and Alain Marciano,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Virginia Political Economy,” Public Choice 163 (2015): 53–65.
[2] See Paul Dragos Aligica and Peter J. Boettke, Challenging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he Bloomington School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 Peter Leeson, The Invisible Hoo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ristopher Coyne, After Wa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orting Democra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vid Skarbek,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Underworld: How Prison Gangs Govern the American Penal Syst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d Steven Horwitz, Hayek’s Modern Family: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Palgrave, 2015). The large research project on Hurricane Katrina can be found here, along with citations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tps://www.mercatus.org/tags/disaster -recovery#1.

注：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双语阅读课程第一期《奥派经济学入门》第十一讲也是最后一讲的中文部分。双语阅读课程第二期《哈耶克精要》正在进行中，报名请联系微信号mefe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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