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由风灵和熊越老师翻译的《鲜活的经济学》经历一波三折之后，终于于2023年3月出版了！参见：回首向来萧瑟处——写在《鲜活的经济学》上市之际 本书是当代奥地利学派名家彼得·贝奇的代表作，内容丰富，见解深刻。但全书将近500页，对一般读者而言，要全面理解书中内容并不太容易，在此刊发本书的导读，以帮助读者迅速把握其要旨。《鲜活的经济学》（Living Economics）一书是当代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彼得·贝奇（Peter J. Boettke）的代表作。中国的读者可能对贝奇和保罗·海恩（Paul Heyne）合著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较为熟悉，该书是英语世界最为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其中文版（译本将彼得·贝奇翻译为彼得·勃特克）也深受国内读者的欢迎。而《鲜活的经济学》则是贝奇多年来的学术精华和教育心得的结晶，收录了他最重要的20余篇论文。本书荣获了2012年奥地利经济学年度最佳图书奖，并得到了詹姆斯·布坎南、弗农·史密斯等诺奖得主的盛赞。贝奇本人也因其卓越的学术声誉，于2016-2018年间荣任著名的自由主义协会朝圣山学会主席，2018-2020年间担任副主席。那么，贝奇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是在哪里呢？本书虽然曾荣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最佳图书奖，但却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奥地利学派著作，贝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奥派经济学家。贝奇在乔治-梅森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而这所大学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的重镇，也是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基地。以贝奇自己的话来说，他既是哈耶克的学生，也是布坎南的学生。将其他学派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乃至纵横捭阖，融会贯通，是新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主要发展之一，并非什么新鲜事。但贝奇所做的不仅仅是取长补短，用其他学派的成果来补充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而是提出了一个整体性的新框架——“主线经济学”（mainline economics），以此与主流经济学（mainstream economics）形成对比。单从术语上而言，“主线经济学”并不是贝奇的首创，而是来自贝奇的一位老师肯尼斯·博尔丁，但贝奇对这个概念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以此为标准，重新梳理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各种经济学派的思想，描绘了不同于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学发展愿景。贝奇认为，主线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到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和15、16世纪的西班牙经院哲学；然后是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萨伊、巴斯夏等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而兴起的奥地利学派无疑是主线经济学的中流砥柱，卡尔·门格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F·A·哈耶克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当代的主线经济学更包括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体现在阿曼·阿尔钦哈罗德·德姆塞茨的产权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的新经济史，罗纳德·科斯的法和经济学，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奥利弗·威廉姆森和埃莉诺·奥斯特诺姆的治理经济学，以及伊斯雷尔·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经济学等。贝奇化繁为简，将主线经济学的特征概括为这样两点：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使个人利益符合公众利益的复杂社会秩序。也就是说，主线经济学的出发点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而要探讨的是什么是使个人利益符合公共利益的复杂社会秩序，以及如何实现这样的秩序。本书的内容涉及面十分广泛，既与经济学教育相关，也有对众多经济学家的述评，既有对经济学历史的回顾，也有对经济学核心问题的重要洞见，而主线经济学的框架却如一条丝带，将一颗颗思想明珠串成了一线。可以说，本书是主线经济学的代表作之一，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主线经济学正式登陆中国。近年来，主线经济学概念在贝奇一系列著作和演讲的推动下，逐渐被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名家所了解和认同，特别是国内的奥派名家冯兴元教授，他早在2017年前后就注意到了这一概念，这几年间，更是不遗余力地推介和宣扬主线经济学。前面所提到的主线经济学的特征，可以浓缩为两个关键词：个人与秩序。下面，我们便以此为脉络，对书中的内容做一概括性的介绍。贝奇在前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经济学”中就由来已久的“斯密的矛盾”（Das Adam Smith Problem）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可以作为他对个人与秩序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总括性回答。所谓“斯密的矛盾”是指，斯密基于人类的同情心建立了他的《道德情操论》，而在《国富论》种，自利驱动着他的经济学理论。一本书探讨的是关心他人的行为，而另一本书探讨的是关心自我的行为，这两本著作如何协调相容？贝奇认为，商业社会中的道德情操体现为更普遍的正当行为准则（与财产、契约和同意的制度相关），而不是给定一种固定资源禀赋的公平分配的具体结果。个人的行为必须通过这种正当行为准则的过滤，才能产生增强公共利益的总体秩序。换言之，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制度过滤器产生了独特的均衡过程。这种社会治理制度不但是18、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追求，也贯穿了米塞斯、哈耶克和布坎南等当代名家的思想。随后，在全书的第一部分“论经济学教学”中，贝奇总结了他多年来的教学经验，特别强调对于经济学初学者而言，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包括“在限制条件下进行选择；交换的互利性；产权、激励、价格和信息的重要性；利润的诱惑和亏损的惩罚；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自发产生”，而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个人行为的基本原则，“根植于有目的的人类选择的逻辑之中，根植于构成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之中，根植于经济活动的自发秩序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教学中，贝奇强调的仍然是个人与秩序这两个相关联的主题。第二部分是本书重点“论经济学教师”，贝奇对众多当代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经历进行了评述。这些“名师”都对“个人与秩序”的主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贝奇自己的学术生涯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如作者所说，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比较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与物质进步和政治自由相关的后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也对20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抱有一种特别的兴趣”。这些学者不仅包括奥地利学派传统上的代表人物，如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和罗斯巴德等，也包括布坎南、图洛克、奥斯特诺姆夫妇、萨缪尔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大师。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即使是诺奖得主哈耶克、布坎南和奥斯特诺姆等人，也是处于边缘地位，但如果将他们的思想在主线经济学的框架下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这或许正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乃至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谈到哈耶克和米塞斯，谈到奥地利学派，不可避免地要论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计算大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场辩论塑造了当代的奥地利学派。讨论这场辩论的文献有很多，贝奇虽然也简述了辩论的经过，但他的重点并不在辩论本身，而是经济计算辩论对哈耶克学术研究的影响。1933年3月1日，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了就职演说“经济学思维的趋势”。在这篇演说中，哈耶克预见到了日益主导经济思想的政策方向，即干预主义和计划的方向，但他对导致这种趋势的力量归因错误。他认为威胁在于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哈耶克意料，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与哈耶克自己的奥地利学派一起，完全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取代了，而新古典经济学却正是哈耶克曾试图捍卫的经济学品牌。米塞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挑战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他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下，由于缺少市场价格，不能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不能实现先进物质生产的目的。哈耶克赞同其老师的立场，并加入了辩论。初期他们面对的是对市场价格的功能缺乏了解的计划经济支持者，但重头戏却是在三十年代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首的一批训练有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加入之后。他们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型，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为分析工具，反驳米塞斯的主张。中国的读者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社会主义”是经济学家构思的思想模型，即存在消费品市场和消费品价格，但生产资料是公有的，生产由计划委员会来指导。这场辩论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关系不大，也不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经济学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而是经济学界的学术之争，是广义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奥地利学派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思想论战，其争论的核心焦点是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其前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中央计划者能否做出理性的生产决策。了解这场辩论的前因后果，对我们理解市场的运作大有裨益。然而，当时的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奥地利学派输掉这场辩论，奥地利学派也从此陷入了长达40年的低谷之中。当然，哈耶克和米塞斯并不承认失败，但他们需要找到让别人理解自己思想的方法。哈耶克的切入点是知识分工，他从分析均衡状态的条件出发，实现均衡需要市场主体之间的知识协调。但“这些知识并不集中于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而只是作为千百万人所拥有的分散的知识而存在。”因此由某个人或某个委员会由上而下来计划经济运作并不可行。哈耶克强调，协调市场活动所需的知识出现在，也只能出现在竞争性的市场过程之中。其次，哈耶克认为，即使是从计划者自己的角度来看，追求计划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不可预料的，而且是不可取的。米塞斯强调的则是市场过程观和企业家精神。在《人的行为》中，米塞斯发展了市场作为一个过程的观念，并表明市场价格即使是非均衡价格，仍然能够提供信息和动机。米塞斯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最根本的事实是，逐利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不能容忍生产要素的价格一直是虚假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变化，企业家的活动就会带来不可实现的均匀轮转经济的状态。”米塞斯的学生柯兹纳清晰地界定和完善了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他将最优化行为与企业家警觉区分开来。这两种功能的分离，让他能够指出企业家精神和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差别。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相比，柯兹纳对市场过程中企业家功能的观点主要是通过引入“警觉”，将人的选择从传统经济学确定性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对未利用的收益的警觉使得市场过程得以进行。企业家的远见是发现他或她拥有但尚未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一些知识的价值。总而言之，市场过程就是企业家的发现过程。这种洞见将人的创新性行为和市场中的知识分工联系了起来，也从理论上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计算的观点。另一位奥派学者罗斯巴德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在《人，经济与国家》里，罗斯巴德给出了一个分析在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框架。实际上，苏联虽然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实践中却不是理想的中央计划经济例子。罗斯巴德指出，市场经济基本要素在苏联体系中持续存在并维持其运转。罗斯巴德提出了三个因素，包括世界价格、黑市和贪污贿赂，这些要素形成了某种有限的市场。罗斯巴德还讨论了中央禁止经济、苏联制度缺乏创新以及苏联增长率的谬误等问题，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十分重要。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论经济学的实践”中，作者从主线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批评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性质和经济学家角色的理解。第18章中，贝奇在前述经济计算辩论对奥地利学派带来的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这场辩论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经济计算辩论促使（至少是重要的催化因素）主流经济学走上了一条形式主义的道路，并由萨缪尔森开创性地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扩大了奥地利学派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鸿沟。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形式主义试图将经济学以数学语言来重写，以消除前几代“文学经济学家”之间进行辩论时的模糊假设。为了使经济行为适合数学语言，必须抽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主体的问题情境必须极大简化。这就消除了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个人所面对的经济选择中有意识的组成部分。选择被简化为在给定的目的-手段框架下的一个简单的确定性练习，这种练习成了自动机器可以掌握的东西。不仅是发现适当手段的任务，就连发现追求什么目的的任务都被这种方程式排除在外。此外，人们忘记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完美市场模型的偏差，才产生了现实市场中的制度和实践。但是制度和个人的复杂性无法准确地建模，因此就被简化的假设晾到了一边。也就是说，从作者贝奇所关注的“个人与秩序”的角度来看，现代的经济学脱离了现实，走上了一条歧路。贝奇进一步从均衡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来分析主要的经济学思想。一种是将均衡模型视为理想类型（如奥地利学派）；另一种是倡导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他们将均衡模型视为对现实的描述；还有一种是持干预主义立场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将均衡模型视为批判性标准，用以指责与这种标准不符的现实。均衡在后两种用途中，构成了一种静态的理想，而问题在于现实是否符合均衡。与之相比，在第一种将均衡视为理想类型的用途中，问题是偏离理想类型的情况如何构成了不完全的成功形式，而芝加哥学派否认现实偏离了均衡，凯恩斯主义者则将偏离均衡等同于市场“失灵”。第一种类型的观点既不是为了描述现实，也不是为了指责现实。相反，它是一种理论建构，旨在阐明现实中可能会发生的某些事情，而实证调查会确定这些现象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是如何出现。就这种观点看来，不均衡不一定是市场失灵，不完美的东西可能仍然比任何能够获得的替代方案更好。而第二种观点倾向于经济上的乌托邦，第三种观点则倾向于政治上的乌托邦。值得一提的是，在第19章“人如机器”中，贝奇创造性地以一幅简明的四象限图描述了经济学思维的趋势。其横轴是是否承认经济学真理的普遍性，纵轴是否主要用文字进行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图景，属于主要用文字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亚当·斯密、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这种分析强调行动人在其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并坚持经济学命题的普遍性。第二种图景是历史主义和旧制度主义。他们虽然是用文字表达，并且突出行动的人的地位，但他们相信通过研究揭示的经济学真理仅仅是特定的真理，这种真理因具体的时空而异。第三种图景属于二十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人的因素几乎从分析中被清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机器人的最优化者。其表述模式是一种纯形式的数学建模和统计检测。虽然可能缺失了个人，但在认知上信仰独一无二的均衡，因此决定论使得经济规律本质上具有普遍性。最后，第四种图景保持了上述第三种图景的形式化分析，但抛弃了经济学真理必然是普遍真理的观念。这种图景和第三种一样，机器人式的反应主导了分析，而行动的人被边缘化了。在第20章中，作者回顾了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家的角色和经济学地位之间的互动，他将经济学家分为“研究者”和“救世主”两类，经济学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分为“认知谦虚”和“认知狂妄”两类，由此产生了“快乐的警世先知”、“失意的警世先知”、“失意的工程师”和“实践的工程师”四种互动类型。在过去350年左右的时间中，可以看到，关于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存在一种认知谦虚和认知狂妄之间的来回振荡。亚当·斯密呼吁哲学保持谦卑，19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很大程度上仍受到这种影响，但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主流方法论的自我概念开始受到两种发展方向的推动。一种是历史学派和德国美国的一些保护主义思想。另一种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正如对自然的科学理解使我们能够掌握强大的自然力量并使其受到人类控制，由经济学引导的对社会的科学理解也将使我们能够运用理性来控制生产力。但在当时，这种认知并非主流，而是一种“异端”。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学日益模仿和借鉴自然科学，强调预测和控制的哲学观，以及强调建模和实证检验的一系列理论工具，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像是工程学的延伸。这种新发现的经济学的科学自信，完美地匹配试图成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他们希望成为实践的社会工程师，运用经济学以拯救世界。贝奇还探讨了国家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回顾了重商主义和历史学派的代表李斯特以及社会学先驱马克思·韦伯的思想。在谈到韦伯的思想时，贝奇所强调的是韦伯试图将物质资源和非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以解决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特别是西北欧，而不是东方的问题。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认为苏联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困难，是受到了国家（或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的这种经济学观念的影响。除了上述提到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有趣且深刻的论述，有待读者自行去探索。本书涉猎广泛，但皆统一在“主线经济学”这一创新性框架之下，只要始终把握个人与秩序的互动，便如庖丁解牛，顺理成章。点击下面的购书链接即可购买《鲜活的经济学》，若需译者签名本，请联系风灵的微信号mefengling，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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