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洮南市村民黄德义等人建桥被寻衅滋事追究刑事责任，引发诸多关注和讨论，主流意见包括罗翔教授等法学专家都认为，本案当事人不应构成犯罪。确实，哪怕不懂得刑法中犯罪构成要件的专业知识，一般人也有朴素的正义感，当事人自行筹资建桥便利通行，是造福当地村民的好事，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即使收费，也是互利互惠的合作。媒体采访当地村民和政府工作人员，表明并不存在强要过路费的情况。将修桥铺路的人当作犯罪分子打击，岂不是颠倒了善恶，寒了人心吗？就民间的角度而言，以上看法是自然而然的，但从国家层面，考虑的却不仅仅是这些。我们首先要理解，国家的法律观是什么。近代以来，世界主流的法律观是国家实证主义。所谓国家实证主义，就是主张国家权威为法律的唯一来源，而道德或正义方面的考量不构成制定或实施法律的限制。简单地说，就是国家认定什么是法律什么就是法律；认定什么合法，什么就合法；认定什么非法，什么就非法。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套用在这里，可以说，国家是法的尺度。国家实证主义虽然是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其历史也并不太长久，但中国接受这一理论没有任何困难，该理论简直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无缝对接。国家是法的尺度，具体而言，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权威是法和秩序的唯一终极提供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的行为，都需要得到国家的同意才是合法的。比如说，合同虽然是意思自治的产物，但并非双方达成合意就能生效，而是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生效；个人结成组织自治如行会、工会等也是同样。另一方面，未能得到国家许可的行为（包括事前的审批和事后的认可等），就是非法的行为，而不在于行为本身有没有社会危害性。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必然会动用国家强制力来打击和消除这类行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强调国家权威的法律实证主义下，所谓的自发秩序要么是得到了国家的许可，要么是实际操作中，国家受资源或成本约束而有心无力，比如天高皇帝远的情况。综合各种渠道的信息，在黄德义一案中，当地村民基本都认为建桥提供了方便，相关部门也承认这点，收费一事大部分人也表示理解，算是互利合作的自发秩序。但问题是，他既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许可，当地也不属于天高皇帝远，国家没能力或没意愿管。黄德义先是被行政处罚。洮南市水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以建桥未经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无法对桥的安全做保障，依法对其实施3次行政处罚，并要求在规定期间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河道原貌。可见，行政处罚所强调的正是建桥未得到许可，而与其他因素基本无关。之后黄德义全家18人又因寻衅滋事罪被判有罪并处以刑罚，依据的是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第三款中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但首先“强拿硬要”并不成立，先不说交费是自愿的，即使在自建的桥上设卡，过路一律收费，也是收取使用自己的财产的使用费，通行的人可以选择不上桥。而照原来的方式绕行。其次，并没有证据表明有破坏社会秩序的后果。因此，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未经批准建桥，如果经过了批准，强制交费也不算强拿硬要了。黄德义此案并非孤例。前些年，滴滴出行之类还未兴起的时候，春节回家，有人自发拼车同行，共摊油费和过路费等，车主就被认为是非法运营，遭到行政处罚。而现在打车平台推出的顺风车模式，本质上也是自愿拼车，但因为得到了国家的批准，就成了合法的行为。刑法里非法经营罪与之类似。非法经营强调的是非法，即未经过国家的许可，而不是该行为实质的社会危害性。此外，还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倒卖车票、船票罪等。刑法学的主流理论认为，每个犯罪必定有其保护的法益；若无保护法益存在，即不能构成犯罪行为。现行《刑法》各罪所侵害的法益以分则各章名称给出，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军人违反职责。但除了这些写在明面上的法益，还需要注意一种隐而不显但十分重要的法益，那就是国家权威本身（而且并不限于刑法）。把握这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看上去不合常情常理的判决。广告：法律英语阅读课程正在进行中，报名或咨询请联系微信号mefengling。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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