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书是柯兹纳1997年为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撰写的霍巴特论文。文中针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缺陷，以非技术性语言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即企业家发现理论及其应用。
本书是经济学双语阅读初级班第六期阅读材料，以下参考译文由风灵翻译，仅供学习交流。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教科书中所传授的竞争价格标准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简化为以下形式：[1]1. 就特定的商品或服务而言，竞争性市场体制能确保即时或迅速地达到市场出清价格（由相关的马歇尔供需曲线的交点标出）；2. 竞争性市场体制能够即时或迅速地实现市场之间所需的调整，以确保在整个体系中每个市场同时达到市场出清价格；并且3. 为了满足该理论成立所需的条件，必须始终想象经济体体现了完全竞争的特征。就我们的讨论目的而言，最重要的特征是相互之间的完美知识。每个市场参与者在每一瞬间都必须完全知晓：（i）在各种能想象到的价格条件下，所有类似的市场参与者将要做出的决定；（ii）所有类似的市场参与者实际上正在做出的决定；（iii）所有类似参与者都具有同样的认识，以此无限类推。个人决策的概念意味着决策者拥有一系列清晰排序的期望目标，面对的是可预见的结果，以完美的理性做出决策，即以严格最大化的方式决策且不会犯错。当然，该理论描绘的画面就是完全竞争均衡模型的画面。在回顾该模型众所周知的那些批评时，我们的目的不是否认这个模型可服务于有用的分析目标。而是指出，对于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价格和数量现象，作为自恰且完整的解释，该解释的不足之处。这样，便更容易理解将在第四部分详细讨论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创新。完全竞争均衡模型存在两大困难——一是由模型假设的不现实性所引起的，二是模型作为理解现实世界的解释框架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我们首先讨论第二个困难。我们前面引用了哈耶克的评论，尽管在主流理论的教科书的阐述中，均衡如何实现的问题通常看起来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些表面论证只不过是对已有假设的表面证明。”[2] 哈耶克指出，这是因为主流模型实际上假设，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已达成了完美的知识。一旦理解了哈耶克的洞见，即实现均衡状态意味着普遍存在的完美知识，那么显然，假设存在完美知识的模型就无法直接用来解释均衡趋势如何能够发生。假设存在完美知识的模型必然是已经达到均衡的模型；它无法处理不完美的相互知识可能会（或可能不会）产生优化的相互知识的过程。因此，除了主流理论中完美知识假设的不切实际性之外，当用来解释市场的均衡特性时，这样的假设使该理论内部存在矛盾且缺乏一致性。构建的模型中，所有决策都没有错误，这不仅描绘了一种与现实不符的场景。而且在这种场景中，相互支持且没有失望和遗憾的决策配置已经以某种方式形成了。这种极为苛刻的要求暗含在具有误导性的完美知识简单假设中。我们无法想象这种情况，既假设了完美的知识（如上所定义），同时又不存在一系列相互支持且没有失望和遗憾的决策。我们无法想象决策者会故意选择他们明知道注定会导致失望或遗憾的行动方案。因此，主流理论在分析的一开始，就将我们锁定在一种决策模式中，即所有的决策都是相互支持的，没有失望和遗憾。无论这种场景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间接线索，启发我们理解如何达到这种决策配置，它本身却无法描绘任何此类过程。实现这种均衡配置所需的任何调整都必然发生在均衡模型所描绘的时刻之前。因此，将世界视为始终处于已达到相关均衡状态的观点，显然排除了所有实现这种状态的调整。这种对主流价格理论的批评仅适用于该理论对市场过程中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如何形成的解释。一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家可能会简单地假设存在普遍的均衡趋势，于是主张该理论提供了对市场结果的有效理解。如果某人相信，某一特定商品的市场价格（至少在大致上）符合均衡条件下将会出现的价格，那么解释“在均衡条件下”所表达的确切的隐含内容的理论当然既不存在内在冲突，也并非没有信息含量。但我们对该理论的批评仍然是有效的。我们的批评不是指责主流理论运用中的不一致性，我们关注的是，该理论对理解真实世界有任何意义，所需的假设是否能随心所欲。依赖于存在普遍均衡趋势这一任意假设的理论，为了与现实相关，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但它本身却没有为我们想要解释的现象提供任何解释。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如果诚实地面对该如何运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甚至是论证）市场均衡趋势怎样成功实现的问题，就不得不承认在它这方面的致命局限。[3]某些主流理论家驳斥了这种批评。当然，他们会说，这个理论确实没有提供一种均衡过程的图景。但这丝毫不影响理论的价值，因为理论的作用不是提供现实的图景，甚至不是省略了不相关的细节而得出的示意图。它应该提供一种能够预测的“黑匣子”公式；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不是由它所呈现的图像与现实有多大相似性来判断的，而是只能由它做出的预测的经验准确性来判断。[4]我们将在后文检验主流理论假设的非实在性时，讨论这种方法论立场。在此，我们只是指出，不管这种立场在认识论上是否有效，它都根本不能满足“科学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引发了“资本主义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为什么市场运行得这么好？是怎样做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主流理论无法为这种正当好奇心的追问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之前已经提到，针对主流理论的一条批评路线是关于该理论所依赖之假设的非现实性，特别是以下这些令人不适的假设：（1）那些与主流理论对个人决策的建模方式紧密相关的假设；（2）那些主流理论中非常突出的完全竞争条件所暗含的假设。对于主流理论来说，分析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决策。但是，这种决策以及其想象中的决策方式，被证明完全是人为和固化的。现实世界中的男女并非以主流理论所描述的机械式方式，在固化的环境下决策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决策理论模型抽象掉了人类决策的真实世界环境的关键特征。这种抽象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人类的选择，如果将由此产生的决策理论当作实际人类选择的表述，那么就必须宣告该理论为错误的理论。而建立在违背现实的选择理论基础上的市场现象理论，不能让我们追溯创造这些现象的人的行为。对于主流决策理论来说，决策的背景是“封闭的”。分析市场参与者的个人决策过程，首先是想象每个主体面对的是明确具体的问题，要以约束最大化的方式解决。经济主体有清晰定义并排序的目标集合；他会考虑每个可能参与的交易中的价格可能性；并且他从一开始，他所能动用的一系列初始人力资源和/或其他资源就是已知的。他的决策是以严格最大化的方式进行的，受他所处情况的约束。可以说，他被设定所选择的交易组合，将无误且必然把他的初始禀赋转换为可实现的最优先目标的组合。他永远没有任何机会运用想象力或勇气；他永远不会感到惊讶。但想象中的这种决策方式在关键方面与人类选择的真实情况相背离。[5]在现实世界的任何情境中，都不可能想象某个决策者认识不到他必然是在一种开放的背景下做出选择。可以说，决策者并非被赋予了给定的资源。相反，正是在决策本身的过程中，人类决策者才确定了哪些目标最为重要，以及实际上可用的资源是什么。决策者的决策中包含这些决定是题中之义，因为他每时每刻所面对的情况都是开放的。行为主体不一定事先就知道他必须在哪些行动方案中做出选择；他不一定事先知道任何可能的行动方案的后果将会是什么；他甚至可能没有考虑过哪些目标值得现实地思考，以及他会将其按什么样的紧迫性排序。每个人类行为者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根本不确定性确保了人类选择的开放性。[6] 当一个人采取行动时，在该行动中，他正试图抓住一幅特定的未来图景作为他行动的相关框架。行动包括对付本质上未知的未来。将人类选择想象为在一个“封闭”的框架内进行，并具备排序给定的目标和给定的可用资源，对于某些目的，这可能构成有用的简化，揭示人类选择的某些方面。但这种简化却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它将分析的注意力从实际决策的关键特征上转移开了，而这些特征对于理解市场过程至关重要。主流描绘的个人决策可以得出确定的理论结论，不受人类在应对广大未知领域的开放式不确定性时所采取的无序措施带来的变化干扰。但这种描绘模糊了我们对市场过程的理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纳入个人决策时所作的重大改动，滤掉了所有潜在的意外，从而阻止我们看到在市场中运作的决定性力量。主流理论的核心是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为了检验该模型不现实的假设的后果，考虑马歇尔式市场中分析单一商品的完全竞争模型是有用的。该模型解释了在这样的市场中，价格如何即时或迅速地被推向市场出清水平。而在市场出清水平上，所有潜在的卖家都能在此价格上卖出买家希望购买的所有商品。至少在弗兰克·奈特就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做出经典阐述之后[7]，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该模型所采用的假设保证了以上结果的必然性。对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些假设包括特别完美的知识，以及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数量无限的买方和卖方。这两个关键假设——意味着，在相关商品的现行市场价格下，每个买家都预期（正确地）能够买到他希望的任何数量，每个卖家也预期（正确地）能够售出他希望的任何数量——在我们所熟悉的商业世界中极为不现实。这种现实世界与完全竞争理论的描述之间的巨大鸿沟促使爱德华·张伯伦构建了更复杂的模型（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大的问题。[8] 与每个卖家都相信能够售出无限数量产品（也就是说，他面对的是完全弹性的水平需求曲线）的世界图景不同，张伯伦构建的理论假设卖家通常会意识到，如果他打算降价，他就能够销售更多的商品。以前的理论中，卖家只有在纯垄断的特殊情况下，才会面对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然而，张伯伦主张一种普遍的理论，该理论认识到了相似但并非完全等同的产品之间相互竞争的经验现实，以及与之相关的卖家意识到他们所收取的价格很大程度上由他们自己控制的经验现实。尽管这种勇敢的尝试力图为市场理论恢复一些现实性，尽管围绕这一尝试涌现了大量文献，但它并未对主流理论产生持久的影响。比起张伯伦1927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时，20世纪晚期的主流价格理论对完全竞争模型强调得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生产当然是在生产商（甚至零售商）的数量都远非无限的市场上进行的。典型的生产商或零售商都会为是否提价或降价而苦恼不已。对于某种特定产品，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描绘的画面，与现实世界的商业情境之间的相差如此惊人，让人难以置信。如前所述，完全竞争模型本身，因为其假设，无法解释市场如何运作。它不仅解释不了目前的市场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该模型的分析框架不符合我们试图理解的经验模式，却要求我们用这种分析框架来审视当前的市场现象。市场经济的批评者并没有忽视这种完全竞争模型不切实际的特征所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晚期主流微观经济学的背景下，这些批评者不必攻击市场的效率，也不必对价格理论的逻辑进行任何批判。他们只需要接受完全竞争模型，并指出，现实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哪些方面不能满足其所要求的理想条件，从而不能达到应用完全竞争模型而得出的社会福利最优状态。因此，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仅未能就我们所观察到的市场成功提供我们所寻求的理论解释，反而为市场经济的批评者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知识武器，来发动对资本主义效率的攻击。他们只需列举现实世界资本主义在哪些方面偏离了完全竞争最优性所需的条件就可以了。[9]指出主流理论完全竞争模型不切实际的特征的这些含义，并不是证明该理论无效。但它确实显示了，为了利用该理论的优雅和有序所付出的代价。使用明显不切实际的模型（如完全竞争模型）来寻找市场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起作用的解释，很可能得出一个与我们直接观察相反的结论，即市场实际上根本没有实现效率。如第四部分的解释，企业家发现理论恰好是在商业市场的那些现实特征中找到了对市场效率的解释，而在完全竞争模型所描绘的图景中，这些现实特征被有意地剔除了。现实世界一个特殊的方面是其非均衡特性。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市场都不以达到均衡状态为其特征。在这方面，我们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正面理论与爱德华·张伯伦试图通过假设市场竞争中的“不完美”而在价格理论中引入现实性的尝试全然不同。这点值得强调，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总结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现实性的缺失，并能够做出更明确的批评。因为缺乏现实性而受到我们关注的主流理论中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可归因于该理论的纯粹均衡特性。无论是在个体选择层面还是在市场结果层面，主流理论都故意将自身局限于已达到均衡的情形中。本节的第一部分着重讨论了试图仅凭已达到均衡的模型，来解释可能的均衡过程的内在冲突。本节的后半部分指出了现实世界商业生活中许多与已达到均衡的假设不相容的方面。现在，某种理论图景未能精确反映它试图解释的所有现实特征，对该理论图景的有用性未必是致命的。但是，主流理论从图景中过滤掉了那些在现实中对充分解释市场现象至关重要的方面。那些在均衡模型中无立足之地的现实特征，最后却成了解释的关键。张伯伦试图通过构建垄断竞争的模型来恢复现实性，但未能达到目标。他没有意识到，导致荒谬的不现实的根源在于完全竞争模型中已达到均衡的假设。他提出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均衡模型。已达到垄断竞争均衡的该模型，比起它试图取代的模型，在许多方面对我们的现实感没有那么大的侮辱；然而，新模型仍然存在同样的根本缺陷。通过假设达到均衡，它无法解释怎样接近均衡。该理论错失了通过考虑市场的非均衡特征来提供满意解释的机会。[1] 本节提出和批评的主流理论是简化的版本，但远非夸张。文中的主要简化是，看起来好像主流理论中的完全知识假设完全排除了因信息不完整而导致不可取的结果的可能性。主流理论确实试图解决信息不完整的问题。但它是将信息视为一种有成本的资源来处理的，而经济主体拥有与该资源相关的全部信息。这意味着，虽然经济主体可能不知道所有的事，但他们确切地知道与每个有风险的选择相关的数学上的风险程度。他们永远不会感到意外。不可取的结果确实可能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引发，但由于风险是有意识地承担的（也就是已知的风险），‘不可取’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可取的’（因为其发生的统计可能性是已知的，并且是在事先已经知晓的情况下进行赌注）。
[2] 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op. cit., p. 45
[3] See Franklin M. Fisher, Disequilibrium Foundations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s a prime example of such recognition.
[4] 米尔顿·弗里德曼特别强调这种方法论，参见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es', in hi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3-43. Professor Friedman's paper generated a considerable subsequent methodological literature.
[5] 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可能是对这种主流决策观最重要的批评者。See his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6] “根本不确定性”一词被用来强调现实世界中行为人所面临的奈特式不确定性（与可保风险不同）。See also Gerald P. O'Driscoll.Jr. and Mario J. Rizzo, The Economics of Time and Ignora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Chapter 5.
[7] Fr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21, chapters 3-6.
[8] See Edward H. Chamberl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7th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Chamberlin'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33, being based on his 1927 doctoral dissertation.
[9] 实际上，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只有在以明显激进的政府干预来加持的条件下，主流理论才能被视为支持市场经济，支持其经济上的可取性。例如，市场经济只有在受到强有力的反垄断监管的条件下才得到认可；或者只有在市场的收入分配可以通过税收进行“纠正”的情况下才得到支持。就这种干预市场运作和市场结果的提议，后文将讨论对其强烈的保留意见，可以看出，这种保留意见是直接源于对主流模型支持市场经济论点的限制条件的拒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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