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兹纳 | 市场怎样发挥作用？——企业家发现理论-续（风灵译）
翻译：风灵
杰文斯无差别法则的扩展
即使在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情况下，给定某种商品，其市场价格必然趋同的基本法则也会产生强大的影响。考虑某个生产过程，使用特定组合的不同资源来制造一种产品。为了生产该产品并出售给消费者，生产者购买各种必需的资源。如果企业家-生产者在生产和销售该商品时获得了纯利润，就意味着，计算他为生产该产品并将其交付到消费者手中必需的所有资源的价格，其总和低于消费者支付的金额。这种情况也是“同一商品”在“同一”市场的不同部分以不同价格销售的一个例子。
购买生产和交付产品所需的资源包的价格之和，低于消费者为得到该产品支付的价格。但实际上，必需的全部资源包就是该资源包所能生产的商品。可以说，要得到该商品，我们只需要说一声“开始！”其实拥有这个资源包就已经拥有了该商品。如果有可能通过比资源包售价更高的价格销售成品，获得纯利润，那么是因为“相同”的商品在市场的某些部分（以资源的形式）以低于市场的其他部分（作为消费的成品）的价格出售。
如果资源包确实包含了所有必要的资源，那么这种多重价格的现象就没有“理性”的解释。消费者愿意为成品支付的价格没有理由高于获得成品所需的所有资源（包括购买和组装用于生产的资源所需的所有时间和麻烦）的总和。这种价格差的唯一解释是意识到市场参与者存在“纯粹错误”（pure error）。
这种错误意味着，某些市场参与者对这些资源的估价低于未来消费者获得这些资源生产的产品的迫切程度。这种低估只能被“解释”为一种“无法解释”的错误，一种看不到未来的错误，而未来其实就在眼前。这样的错误体现为纯粹的利润机会，就像该商品以多个价格出售的简单情况那样。
当企业家察觉到，可能通过进入新的生产领域，或创新生产方法获得纯利润时，他就是在利用他所认为的市场对（经济现实意义上的）同一物品定价不同的错误。企业家警觉的强大动力无时无地不在发挥作用，受这些错误创造的纯利润的吸引，让他们能够注意到错误的存在。企业家盈利不仅发生在使某一特定实物商品的价格在整个市场上趋于平等的过程中，同样也发生在使资源价格与未来产品的价格趋于关联性平等的过程中。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利润的产生是因为企业家比其他人更准确地预测了产品的未来价格，所以他以从未来市场状态的角度来看过低的价格购买了部分或全部的生产要素。”[1]
重要的是，在这一维度上操作时，企业家警觉不仅推动价格朝着关联性“平等”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将资源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重新配置的趋势，即资源从效率较低的用途（从消费者角度判断）转向效率较高的用途，是由导致给定商品价格趋同的同一企业家发现过程实现的。杰文斯的“无差别”的扩展，解释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效率背后的市场力量。
启动这种资源配置的趋势，不需要企业家意识到当前的资源配置不当。他不需要详细了解运用这些资源的各产业情况；也不需要熟悉这些行业中的产品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消费者兴趣。他只需要感觉到可以通过购买必要的资源来获得纯利润就行了。
当然，为了以对价格差的“嗅觉”，来感知某个特定生产部门获得纯利润的可能性，企业家如果对该生产部门的技术生产可能性和未来的消费者偏好都有敏锐的感觉（或者，至少，对哪里能雇佣到具有这种敏锐感觉的员工有敏锐的感觉）是最有帮助的。但最终是他对纯利润可能性的感知（因为资源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的差异）推动了他的活动，并激发了他对技术生产可能性和未来消费者偏好的警觉。正是单一价格法则，在企业家发现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有力地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重新导向配置效率更高而非更低的渠道。
过度悲观的错误与过度乐观的错误
在充满无限不确定性的非均衡世界中，那些体现为纯利润机会的错误并非是唯一可能犯下的错误。产生纯利润机会的错误是源于过度悲观的错误。此外，过度乐观的错误也在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发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过度悲观的错误是那些忽视了更好机会的错误。它们表现为，由这些资源生产出的某种产品出现了多种价格。它们创造了纯利润机会，吸引企业家来抓住机会，纠正这些过于悲观的错误。另一种错误，由于过度乐观而产生的错误，在企业家发现过程中有着不同的来源和作用。
过度乐观的错误出现，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期望完成一项实际上无法完成的计划。某个买家错误地计划以过低的价格购买某种商品或资源，却无法以该价格获得。某个卖家计划以过高的价格出售某件物品，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买家愿意以该价格购买。这种错误不会产生可通过企业家警觉来纠正的纯利润机会。过于乐观的错误往往会被更直接的市场力量所纠正，不需要太多的创造性企业家警觉。
过于乐观的错误往往表现为价格过高或过低，使得该商品无法出清市场。因此，如果卖家总体上过于乐观，他们预计的价格就会高于买家通常愿意支付的价格。如果买家过于乐观，他们会预计的价格会低于卖家通常愿意接受的水平。这种错误的预期不一定意味着市场价格会背离这些预期。毕竟，如果卖家不愿以低于300美元的价格出售（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以300美元的价格出售所有他们想售出的商品)，那么任何售出的单位实际上都将以30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出售（因为预期能以300美元出售的人不会接受更低的价格）。过度乐观得以显现，不一定是因为市场价格最初未能达到300美元，而是因为某些或所有卖家未能以该价格出售他们预期能售出的产品。
在这种非均衡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将会过高而不能出清。这是一种非均衡，因为我们相当有信心，如果某个商品的市场价格确实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卖方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点（由于未售出的积压商品），并降低他们的预期和要价。同样，如果买方的过度乐观，导致价格低于市场出清水平，这种情况会以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买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出价更高，以获得他们想要购买的商品或资源。
过度悲观是由于未能意识到，存在比所预料的更为迫切的买家或卖家，过度乐观则是由于相信买家和卖家比实际情况更为迫切。过度乐观引起的错误往往比过度悲观引起的错误更快地发现。某个尚未被发现的机会（即使它为发现者提供了纯利润）可能在未来仍未被注意。但是，过度乐观产生的错误必然被发现，只因为它涉及到某个不能也不会完成的计划。过高的价格会因未售出的积压商品而暴露；过低的价格将因它们造成的短缺而暴露。当然，企业家判断可能需要正确地解释这些短缺（或过剩）。但是，过高的价格迟早会下降，以此类推。
现在，企业家发现理论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市场参与者（几乎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现在和未来）的真实计划一无所知。
• 这种不知情可能以过度乐观的形式出现（比如，当某种商品的卖家期望买家比他们实际情况更渴望购买该商品时），导致某商品的非均衡价格，即价格过高或过低，无法出清市场。非均衡的价格直接产生对计划的失望（比如，拒绝以较低价格出售的卖家发现，消费者没有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可以预料这种失望将提醒企业家注意市场的真实情绪。过高的价格趋于被降低，过低的价格趋于被抬高。
• 不知情也可能（通常更为重要）以过度悲观的形式出现。卖家可能低估了买家的购买欲望。买家可能低估了卖家出售的热情。这种不知情导致相同商品的价格不止一种（或者资源包的价格较低，而这些资源可以生产的产品价格较高）。这种价格差构成了纯利润机会，因此往往会吸引企业家的注意。企业家把握这些利润机会的行动将会使这种价格差逐渐消失。
• 出于纯粹的分析目的，人们可以想象，消费者偏好、资源可用性和技术可能性不再随时间变化，那么企业家的发现过程将倾向于确保任何给定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在整个市场上趋于一致；资源包的价格将与它们各自通过生产所提供的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在以此实现的统一价格下，每一种消费品或服务，以及每一种资源都趋于市场出清；所有潜在的买家将以他们期望的价格购买想要的东西，所有的潜在卖家将发现，买家准备支付卖家的正是所期望的价格并愿意接受。
• 在这些趋势所实现的市场运动过程中，不仅资源和产品的价格将像这样改变，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源将不断从较不重要的用途（以消费者准备支付的价格来衡量）转移到更重要的用途；生产率较低的技术将被生产率较高的技术所取代；而未被发现的新资源往往会被发现。
• 在消费者偏好、资源可用性和技术可能性等基础条件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中，这些纠正性趋势可能会部分或完全受挫或中断。此外，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的不同部分，这些趋势的运作可能会相互干扰和混淆。但是，企业家发现的那种强大力量，其方向将由上面描述的这种错误、失望、发现和惊喜构成的系统性纠正过程所塑造。
下面，我们将简要讨论企业家发现理论的几个重要特征。
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第三部分对主流新古典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讨论，特别聚焦于该理论中有关完全竞争模型的特点。主流理论中所用的竞争概念与奥派企业家发现理论中相应概念相去甚远。在主流理论中，市场条件接近理想状态时——即整个市场都具有完全信息，以及每种商品或服务都有无限多的买方和卖方，竞争就越趋于完美。而在企业家发现理论中，竞争的相关概念仅涉及一个条件，即能够自由进入每一个可设想出的市场。
主流新古典理论和奥派企业家发现理论都需要有竞争来解释需要解释的现象。但二者的共同点就到此为止了。对主流理论而言，竞争是必要的假设，以确保所描述的情形确实是一种均衡状态，并将它与其他可能的均衡结构（例如，完全垄断下的均衡结构）区分开来。但对企业家发现理论而言，竞争是解释前述动态的企业家过程所不可或缺的。考虑市场自由进入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
如果潜在的企业家被阻止进入某个行业（比如，因为政府授予某家受优待的制造商以垄断特权），那么这肯定会阻碍市场发现过程。可合理地假设，受保护的垄断者享受着垄断租，可以收取远高于相关生产成本的价格。由于市场进入被阻止，这种暴利的情况就无法被竞争力量所消除。
被垄断的产品可能是潜在的消费者所迫切需要的，并且那些现在被用于不那么迫切需要的行业中的资源，如果运用于这个（被垄断）的行业中，可能更有效率，更有利可图。但是，不太可能发现这种可能的利润，因为即使发现了这些利润存在，市场进入限制也禁止新企业家抓住这些利润。也许垄断行业中现在使用的技术可以得到极大改进，从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在自由进入市场的条件下，这种新生产技术可能由寻找纯利润机会的潜在企业家发现。但这种发现也变得不太可能，因为市场进入限制阻止了创新的企业家获得这些利润。哪里禁止获取利润，哪里的技术发现过程就受到严重抑制，乃至完全瘫痪。企业家发现过程取决于潜在的企业家意识到，他们可能发现的任何纯利润机会都有利于发现者。
竞争的动态特征是企业家发现过程的核心，其强大的力量不仅作用于价格，而且作用于产品的质量特性和生产技术。企业家竞争性进入的驱动力将资源从效率较低的行业（以消费者的热情和支付意愿来衡量），重新导向效率较高的行业或技术。竞争性进入及其威胁会将产品价格降到其可能的最低生产成本，并提醒现有生产商，存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可能性，以及相应降低产品价格的竞争必要性。
主流新古典理论中的竞争概念与企业家发现理论中的竞争概念，二者之间的对比最有效地体现于知识方面。主流竞争理论要求以知识为前提：如果整个市场没有完全的知识，竞争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对于企业家发现理论来说，竞争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发现知识，交流知识。正是哈耶克指出了这两种竞争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2]主流的概念认为竞争是指一种特定的均衡状态，而动态竞争概念是指非均衡状态逐渐向均衡化的方向修正的一种过程。这是想象整个体系中已获得了完全的知识的状态与发现过程之间的区别，通过发现的过程，主体之间的活动和相互信息都变得更为紧密地协调。
在企业家发现理论的文献中，已经探讨了动态竞争概念与企业家警觉之间的密切关系。[3]可以表明，动态竞争和企业家精神，这两种概念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个竞争性进入行为都是企业家行为；而每个企业家行为都必然是竞争性的（在竞争的动态意义上）。竞争是指采取行动（或有能力采取行动）为买方或卖方提供比他人更有吸引力的交易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现现有的市场参与者提供的非可能的最佳交易条件的情况，并采取行动，在弥补现有市场参与者由此产生的差距中，获取可得的利润。这种活动绝对是企业家行为的体现。企业家行为就是带着新的想法、更好的产品、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或新的生产技术进入市场。任何这样的行为都必然是与他人竞争。
在企业家发现理论中，除了政府限制市场进入外，竞争只可能受制于对某种独特的稀缺资源的垄断所有权。[4] 如果某人对这种资源享有唯一所有权，他可能不会受到竞争性进入的影响，因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获得这种独特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发现必然被导向其他生产活动中，在这些活动中，所有愿意支付市场价格的人都能获得所需资源。[5] 只有在无资源垄断障碍阻止进入的情况下，企业家活动才有可能发生。动态竞争活动涉及的不是复制他人提供的现有服务，而是创新地提供优于他人的机会，这只因为企业家对通过创新带来的可能性保持警觉。
米塞斯、哈耶克与企业家发现理论
要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观点之间的互补性，关键在于区分奥地利学派方法核心的发现与纳入主流新古典方法中的有意识搜索。
因此，企业家发现理论的出现，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各自独立发展的互补思想的综合。在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米塞斯强调市场过程的企业家特性，而哈耶克则强调这一过程的相互学习特性。我们注意到，这两种被强调的因素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代表的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范式，与主流的新古典学派范式迥然不同。现在我们可以来回顾这一观点。
要理解米塞斯和哈耶克观点之间的互补性，关键在于区分奥地利学派方法核心的发现与纳入主流新古典方法中的有意识搜索。主流理论发展了重要的搜索理论，极大地丰富了主流理论的现实性。搜索理论认识到了不完全信息的普遍性，巧妙地将不完全信息的可能性纳入主流范式。它假设那些信息不完全的人知道他们缺失了多少信息，知道缺失的信息对他们的价值，也确切地知道如何（以及以多大的成本）才可能获得缺失的信息。主流理论通过有意识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行搜索，从而准确地“解释”将获得多少额外的信息。在这种主流方法中，获取信息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也因此被纳入了扩展后的均衡图景，搜索理论让其成为可能。而作为奥地利学派核心的发现则完全不同。
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企业家发现过程中纠正的无知不同于有意识搜索过程中完善的不完全信息。后者是一种有意识选择的无知，也就是说，行为人清楚地知道他愿意获取多少信息。他有意识不获取的信息只是抵不上获取信息的成本。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来看，他所保持的无知是最优的无知。但在企业家发现过程中纠正的无知则是行为人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无知。这种无知不能以有意识学习的高昂成本来解释，它根本就不能解释。它只是表现为某人莫名其妙未能注意到实际就在眼前的事物。
企业家发现意味着警觉地意识到被忽视的东西。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在于洞察未来不确定性所布下的迷雾。当米塞斯式的行为人采取行动时，他实际上是在确定自己在模糊的未来中“看见”了什么。他受到的激励是，如果比其他人更准确地“看见”未来，就能得到潜在的纯利润机会。这些对未来更胜一筹的“视野”指导企业家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动态的市场过程由这些与未来相关的利润驱动的创造性行为构成。
在这种行为中，米塞斯的企业家推动了市场过程，反映了这些企业家视野所揭示的新发现流。如果所有外生变化（消费者偏好、资源可用性和技术可能性）都被暂停，那么，这种由企业家驱动的动态市场过程将持续进行，直到所有由于不了解他人的能力和意愿而产生的不确定性逐渐解决。在强调米塞斯市场过程的企业家特征时，我们同时也间接地关注了同一过程中哈耶克式相互发现的方面。尽管哈耶克20世纪40年代的论述确实有一些不同于米塞斯相同年代的论述强调的要素，但可以发展出一种基于米塞斯和哈耶克见解的互补性市场过程企业家发现理论。
企业家发现理论与主流新古典范式
可能有人认为，企业家发现理论为新古典均衡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且急需的支持，后者非常出色地解释了市场过程中，所有协调步骤一旦完成后所达到的条件。但是，由于它本身并不解释这些协调步骤是如何进行的，因此需要企业家发现理论的贡献。这样，可以说，奥地利学派理论支持主流的新古典方法。
对于应用经济学的许多日常目的，主流的均衡理论为理解市场中发生的情况提供了有用的捷径。在考虑政府对市场具体干预措施的后果时（例如，考察价格上限如何导致短缺，或价格下限如何导致过剩），奥派经济学家可能会发现自己与新古典同事用的是相同的简单马歇尔供需图。几十年来，比较静态分析技术一直是应用经济学家的一种简单但强大的工具。本文无意贬低主流均衡理论的可能用处，它可以作为粗略识别特定类型外生变化之后果的算法。看起来，企业家发现理论其实不过是为主流理论增添了一个有用的解释性脚注。[6] 但实际上，企业家发现理论与主流新古典理论的关系可以也应该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
如果认为，经济理论的目的仅仅是给出因果关系的直接表述，那么“黑箱”理论可能看上去就足够了。但是，如果理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市场经济如何起作用，情况就完全不同。就实现理解市场的目的而言，黑箱“理论”根本不算理论。以人们通常理解的“解释”的意义，它什么都没解释。因此，企业家发现理论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主流均衡理论的一个有点意思的补充；它提供了主流理论所缺乏的解释。
本文余下部分将表明，企业家发现理论的意义不仅仅是满足科学好奇心。它所提供的解释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理解或认识市场经济那些重要特征的方式，从而也改变了理解或认识当代经济现实的重要特征的方式。这种理解的差异，反过来，应该带来重要的调整，包括对资本主义关键特征的“道德”评价，以及制定实用的经济政策以实现经济在效率和繁荣方面的最大潜能。
[1] Ludwig von Mises, 'Profit and Loss', in his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 2nd edition, South Holland, 111.: Libertarian
Press, 1962, p. 109.
[2] See especially: (a) Friedrich A. Hayek, '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 in his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op. cit., Chapter 5, pp.
92-106; (b) Friedrich A. Hayek,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his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Chapter 12. (This paper was first
presented as a lecture on 29 March 1968.)
[3] See especially Israel M.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4] On this see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of), cit., pp. 354-74.
[5] 在任何垄断行业中，实际上市场过程是通过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被转移到其他市场中进行的。垄断者为其产品确定垄断价格的过程，是潜在替代品生产活动及其他非垄断资源的其他用途市场中的活动影响垄断者定价政策的基础价格的过程。
[6] Cf. Karen I. Vaughn,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9fF.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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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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