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经济学：为什么邻居比你富是件大好事？

作者：埃曼努埃尔·马丁（Emmanuel Martin）

翻译：风灵

如果一人有所得，他人就一定有所失？如果一国有所得，就一定会让他国付出代价？是否人类群体之间注定要永久冲突？埃曼努埃尔·马丁（Emmanuel Martin）是一名经济学家，也是经济研究所-欧洲（theInstitute for Economic Studies–Europe）的执行董事。除了在欧洲和非洲各地组织活动，他还是网站UnMondeLibre.org 和LibreAfrique. Org的创始编辑。他的作品见诸于法国《回声地带》（Le Cercle des Échos）和《回声报》（LesÉchos），意大利《费加罗报》（Il Foglio），比利时《回声报》，摩洛哥《自由报》，以及《华尔街日报（欧洲版）》。——汤姆·帕尔默

“一国的战争成本高于战争中的实际支出；其成本还包括所有那些若非爆发战争，原本能得到的东西。”——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

胜者与败者

许多人认为，如果某人获得利润，必然另有人亏损。这种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损益总和是零，也就是说，每当某些人有所得，相应地，另一些人就有同样的损失。因此，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一看到有谁繁荣发达了，就四下去找谁倒了霉。如果这是繁荣的唯一可能模式，社会矛盾将无所不在，战争将不可避免。

幸运的是，还有繁荣发达的其他模式，而不涉及给他人带来相应的损失。当今世界正是这种模式最强有力的证据，因为几乎世界各地的收入都增长了。越来越多的人更长寿、更健康，而且生活比过去更富裕。不仅有更多的人在走向繁荣，而且同时也是有史以来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多的人在走向繁荣。

当然，某些情况下，某人的所得是以他人为代价的。比如小偷盗窃东西，小偷的所得是以受害人为代价的。但是除了盗窃，还有其他的活动可以获得财富，比如工作、创新、发现、投资和交换。

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清晰直接地阐释了为何你之所得同样也能是我之所得。由此，他不仅阐释了物质繁荣的经济学基础，也阐释了和平的经济学基础。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有时被认为是“法国的亚当·斯密”，但实际上他远不止是一位以大众化的方式阐释斯密思想的经济学家，他对斯密的思想有重大发展。

和斯密一样，萨伊批评战争、殖民主义、奴隶制和重商主义，而倡导和平、独立、解放和自由贸易。他超越斯密的不仅是解释了服务具有价值（其实，实体商品的价值也是因为其所提供的服务），而且解释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是对其他商品与服务需求的源泉。有时这被称之为“萨伊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s）。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洞见，不仅是对“宏观经济学”而且对普遍的社会关系，对国际关系尤为重要。如果人们能自由贸易，交易一方所增长的财富不会有害于，而是有利于其交易伙伴的繁荣兴旺，因为交易伙伴日益繁荣意味着对他方的商品和服务会有更多的有效需求。

自由市场的敌人，尤为突出的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认为如果某国更为繁荣，必然牺牲其他国家。他们有着所谓“零和”世界观，也即认为总收益为零；如果某人有所得（“加”），他人必有损失（“减”）。萨伊表明这是错的。而这对和平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各国可以共同繁荣，因为自愿贸易带来互利共赢。贸易是“正和”的博弈，也即总收益为正。相反，冲突和战争比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得与另一方所失相等）的情况更糟。战争几乎注定是“负和博弈”，在这种情况下，总损失大于总收益，且通常而言，参战双方都会遭受损失。

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世界

“各国将得到教训，其实他们在战争中毫无便宜可占；他们肯定会遭受失败的所有灾难事件，而成功的优势完全是幻想。”——让-巴蒂斯特·萨伊

萨伊解释道，在相互交换的经济体中，人们应被看作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产就是“给予商品以效用，从而赋予其以价值。”工业的进步是以产生新产品和降低现有产品价格的能力来衡量的。当更多商品被生产出来，这意味着比起产量少时，价格会降低，也就是说，这会增加消费者购买其他商品的购买力。

萨伊认为，企业家在创造“效用”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萨伊自身就是个企业家，因此他明白“企业家”的角色，企业家冒着风险经营新事业，并寻求以最小代价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这就是“削减生产成本”的意思）。萨伊解释了企业家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企业家们经常被描绘成富有远见的天才，拥有非凡能力，全面了解市场、技术、产品、品味、人群等等。但是萨伊认为，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当中最为普通的人，都进行着企业家的行为。

理解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途径之一，就是寻找以最少成本进行生产的方法，这种方法“释放”了稀缺资源以满足其他需求。工厂中以更少时间完成同样产量的工人；合理安排农作物，以尽量减少耕耘时间的农民；注意顾客的下班时间，以便及时准备食物的餐馆老板，这些人都在寻求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扩大生产。交换的安排也是一种生产方式；这使得人们获得了因为时空之故原本无法得到的稀缺产品，并通过交易增加了双方的价值，这正是他们要进行交换的原因。

“萨伊定律”和互利共赢

有助于理解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建构，即是人所共知的“萨伊市场定律”。在萨伊1803年出版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概论》（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一书“论市场”（on “Débouchés”）一章中，萨伊描述了“生产”是如何“创造了对产品的需求”，如后来对这一思想的总结，这是因为“产品是与产品相交换”。“供给创造需求”的口号常被归之于萨伊，其实是对其洞见的一种讽刺夸张。萨伊所描述的正是我们所见证到的现象，世界变得日益繁荣，全世界的平均财富比起萨伊的时代增长了许多倍，贫穷已渐远离，而同时，穷人的健康、识字率、寿命和可获得的消费品都在增长。他是最早理解全球日趋繁荣背后的机制的人之一，这种机制就是贸易伙伴之间财富增长的“滚雪球效应”。用当代纯经济学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经济增长的部门间理论”（inter-sector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根据这一理论，某一生产者/部门/国家的增长代表了对其他生产者/部门/国家的不断增长的市场或需求。当你考虑到这点时，会觉得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如果交易者生产了更多的专业化产品，就为他人创造了更多的效用；而他人通过从事专业化的生产，也创造了更多的效用以便于交换；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买东西，所有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购买力”。用法国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的话说，每个人都因其为他人所创造的“效用”而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而更多的权利又能让每个人从他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在相互交换产品的情况下，互利共赢会累积。我通过向我的邻居提供更多效用而变得更富裕，我的邻居通过向我提供更多效用而变得更富裕。而因为我更富裕了，我有能力从我的邻居那里买更多东西，从而他也会更加富裕。很显然，在小型或封闭的经济体中，劳动和生产的分工是受限的，但在更大的市场上，在众多的个人、职业和行业之间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正如萨伊之前，亚当·斯密就曾解释道：“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的扩展程度”。萨伊补充道：“生产者的数量越大，他们产品越丰富，那么这些产品就会有更快、更多和更广泛的市场。”

萨伊描述了产品交换的正和博弈。在自愿交换中，我的顾客日益发达对我而言是大好消息。相反地，如果他们变穷了，这根本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用萨伊的话说：“某一商业部门的成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手段，从而为其他所有部门的产品打开了市场；另一方面，某一生产或商业部门的停滞，也会影响到其余所有部门。”

萨伊解释道，经济发展是一种自我持续的机制，用现代的纯经济学术语而言，其基础是真正的“内生增长”：对劳动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水平而言至关重要的市场规模，又恰恰是依靠生产本身而内在化增长的。生产的更多，创造的购买力就更多，这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规模，从而又为更多的生产提供了机会。

发展的机制显然是增长和进化的，这就是为什么萨伊时代的法国人“在法国买卖的商品是在查理六世的糟糕统治下的五到六倍。”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产业数量，并创造了新的工业部门（以及部门下的分支部门）。市场经济是持续运动的过程。

相比当时的同行经济学家，萨伊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远没有被稀缺性的观念所困扰，他强调人创造产品和财富的能力，他解释了这种生产正是他人也从事生产的前提条件；生产和交换是正和博弈。对萨伊而言，稀缺性将被企业家精神和服务所战胜，将被交换和创新所战胜。因此，萨伊曾与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有过争论，他不象马尔萨斯那样认为稀缺性是个困扰。萨伊致力于研究和理解促进繁荣的经济学，并反对马尔萨斯眼中的人类未来的阴暗前景。

萨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马尔萨斯错了。

萨伊定律在国际层面的应用

无论是否跨越国界，伤害邻居就是伤害自己：“普遍的繁荣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一个产业部门的成功促进了所有其他产业。”实际上，在一国之内，我们很少发现人们不满其他城市或其他产业的繁荣；大多数人知道，如果法国的农民致富了，对法国城里的工人来说是好事，反之亦然。

收益的真正来源是城里人与乡下人交换，以及后者与前者的交换；双方都有了资金去买更多更好的产品，更充分地扩大他们自己的生产：

“被富饶乡村所环绕的城市，感受不到对大量富有顾客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一座繁荣的城市也增加了这个国家的生产的价值。将国家划分为农业国、工业国和商业国实在无聊。因为人们在农业上的成功会刺激它的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而工业和商业的繁荣状况也会令其农业受益。”

萨伊继续阐述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

一国与其邻国的关系，类似于国内一省与他省的关系，或乡村与城镇的关系；他省（他市）的繁荣对其有利，它必然会从这种富饶中获益。

同样地，富裕的意味着我们有机会销售更多的商品，从而我们自己会变得更富。

在对马尔萨斯的回应中，萨伊更为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解释了一位商人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财富中获得多大的利益：

“当我提出，生产为生产开辟道路时，意思是，不管是什么产业，当其不受约束时，总是用于满足国家最急需的目标，而这些被满足的急需目标会立即产生的新的人口，这些新增人口又需要新的享受，所有的现象都符合我的判断。我们仅需回顾两百年前，假设一位商人拉了大量的货物到了现在纽约和费城的所在地，他能把这些东西卖掉吗？让我们假设，他甚至成功了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农业或制造业的企业，他能在那里销售掉哪怕一件产品吗？毫无疑问，他不能。他只能自己把这些产品消费掉。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情况相反？为什么运到费城或纽约的货物，或在当地生产的货物，必定能以当前的价格卖掉？这对我而言，证明了正是因为纽约、费城和邻近地区的农民、商人，现在甚至包括制造商，生产或运来了一些产品，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就能购买从其他地区运来的商品。”

贸易壁垒（“保护主义”）是负和博弈

很多人认为，从而也有人在今天付诸实践，我们不需要和外国人交易，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在国内生产。萨伊对这种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或许有人会说：‘对新国家可行的事，对老国家未必适用；在美国，还有空间留给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但是在已有过多生产者的国家，需要的只是增加消费者。’要我来回答的话，真正的消费者只能是那些同时在从事生产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购买他人生产的东西；而那些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什么都买不了，除非他们利用那些生产者创造的价值。”

萨伊描述了“保护主义”为何具有自我毁灭性：这就象“对家家户户征收大衣和鞋子的进口税，以实现迫使每家人自己为自己生产大衣和鞋子的崇高目标。”以现代非常时髦的话说，他非常清楚国际价值链（international value chains）的重要作用。

有些人抱怨，某些国家遭遇“贸易逆差”，而另一些国家则是“贸易顺差”，甚至暗示，任何东西的“逆差”都一定是件坏事。萨伊解释了“贸易平衡”的谬误，这是曾导致许多战争的重商主义思想的遗毒。“贸易战争”或“报复”仅仅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实施的。这些人足够狡诈，让公众把他们的特殊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混为了一谈。

萨伊当时已对今天我们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产生了警惕。他推崇的政策是单边自由贸易：一国对待外国应当象对待邻居和朋友。排他性的商业条约必然不平等地对待商业伙伴：赋予某国的出口商以“特许权”（concessions），意味着拒绝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商赋予这种特许权，而这就是冲突的一种根源。萨伊可能已经察觉到，这样的条约没有产生更多的贸易，而只是产生了“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转移了那些没有参与条约的国家的贸易流。

萨伊警告了发放出口补贴的危险。这些政策吸引了现在所谓的“裙带关系”或“寻租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法律。在“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一概念被广泛理解之前，萨伊就已是其批评者了。用另一位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话说，裙带主义，不过是“共同掠夺”（mutual plunder）。

在自由贸易和和平方面，萨伊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拿破仑·波拿巴本人。作为《哲学旬刊》（Décade Philosophique）的编辑，萨伊起初支持拿破仑1799年的雾月政变，这次政变结束了法国大革命，并确立了执政宪制。萨伊实际上还曾被拿破仑委任为法官。但当1803年萨伊出版了他《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之后，已在1802年修改宪法成为终生执政的拿破仑，坚持要求萨伊重写关于自由贸易的章节，并改为支持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萨伊断然拒绝了拿破仑的要求。他正直的思想导致他被赶出了最高法院，并导致第二版的《概论》遭到审查，而他也被禁止从事记者职业。

在非常现实的层面上，拿破仑同样也成了萨伊的敌人。在萨伊被逐出了公共生活后，他决定创办一家纺纱公司。萨伊颇有企业家才能，他使用最新的水压纺纱机，将其雇员规模扩大到了400人，并对英国的生产商对手构成了严重的挑战，直到拿破仑的保护政策于1812年毁掉了这家公司。萨伊和他厂里的工人及他们的家人直接体验到了糟糕理念的实际后果。

和平与繁荣

在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战争中，萨伊失去了弟弟霍勒斯（Horace），一位很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因为在殖民战争中失去了弟弟，让萨伊理解了战争的全部代价。在稍后的《概论》版本中，萨伊严厉地批评了“破坏性的战争……比如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发生的战争。”

和平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人们在被屠杀或有被屠杀的威胁时，不会象和平时期那样投资或筹划未来。萨伊强调了限制政府掠夺的重要性。政府不仅在夺取产业或土地时侵犯了财产权，在其规定或限制某人财产的特定用途时，也同样侵犯了财产权。萨伊相信政府应当受到限制，并受规则制约（从而使行为合规），而“如果没有行为合规的政府，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任何程度的富裕。”

和平显然是不同国家间能共同致富的首要条件。战争破坏人类生活，消灭财富，制造饥荒并浪费宝贵的资源。战争是负和博弈。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展示战争的代价，证明和平的价值。如果问起一位苏黎世的瑞士人或一位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人，为什么他们的城市或国家富得不可思议？他们很可能会回答：“我们不曾陷入两次世界大战。”如萨伊所言：

“各国将得到教训，其实他们在战争中毫无便宜可占；他们肯定会遭受失败的所有灾难事件，而成功的优势完全是幻想……所有的好处都归于统治者，而一般来说，臣民们将一无所得，当普遍理解这点之后，统治陆地或海洋将同样毫无吸引力。对于私人而言，有可能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完全自由的交往，而若无和平，几乎谈不上享受这样的自由。自然状态会促进各国相互友好；而如果各国政府决定打断这一进程，转向敌对，那么不管是对自己人还是敌人，都同样不利。如果臣民过于懦弱，而在这方面迎合其统治者极具破坏性的虚荣心和野心，我不知道这种非同寻常的荒谬蠢行，与仅为取悦野蛮主人而训练野兽互相撕咬决斗，有任何不同。”

和平与自由贸易互为因果，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真正的财富和人类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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