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政府开支如何终结瑞典大萧条

Mises Daily: Wednesday, December 25, 2013by Per Bylund

翻译：风灵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瑞典是极少见的财政稳健的经济体之一。它坚实的经济状况与大部分西方国家迥然相异，这使它成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关于什么能做或什么该做的例子。实际上，前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多次称赞瑞典，认为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处理经济萧条方式，正是其近来成功的原因。他尤其谈到危机期间将一些银行国有化的做法。但是，由于他只关注在短期措施中所作的狭隘选择，而非长期变化，他未能切中要害，这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特点。不过，克鲁格曼认为瑞典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这点他是对的。

1992年9月，瑞典央行（Riskbank）将利率提高到500%，徒劳地试图挽救瑞典克朗（瑞典货币）的固定汇率。这一极端措施与大规模削减开支和增税相结合，以解决国民经济自由落体般的下坠。这次经济危机是整整20年来经济衰退的高潮，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瑞典的政治局势。

1992年之后，瑞典全国上下，见证了政府持续削减开支，包括增加对福利政策的限制，撤销对市场的管制，并将以前政府垄断的产业私有化。该国整体上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激励结构，以促进人们工作。国债从1995年占GDP的80%下降到2010年只占35%。

换言之，瑞典成功地削弱了其闻名于世但不可持续的福利国家政策。与克鲁格曼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同，这才是瑞典成功度过目前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

福利国家的兴衰

从1870年至1970年，瑞典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的确使之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跻身为世界第四富国。这一经济增长时期的前半段，以广泛的自由市场改革为标志；而后半段，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置身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当欧洲其他国家成了一片废墟之时，它却因此而受益于完整的工业基础设施。虽然在战后福利国家得以建立并扩大，但基本上还是围绕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有限。

但政治形势骤变。上世纪7，80年代，瑞典福利国家疯狂扩张，政府福利大增、出台非常僵化的劳动市场管制法规、积极扶持萧条的经济部门，并且税率猛升，某些边际税率甚至超过100%。löntagarfonder （“员工基金”）旨在将经济全面国有化，它于1983年成立并受全国工会管理，从事“再投资”私人公司，从股权中获得利润。

在此期间，政府产生了大量赤字，而从1975年到1985年国债增加了近十倍。同时，瑞典还有高通胀，通胀因持续贬低本币汇率以促进出口而更加恶化；1976年通胀率是3%；1977年年初是6%，然后增加了10%；1981年是10%，1982年是16%。

总之，福利国家的快速扩张可通过食税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之比来体现，该比值从1970年的0.386上升至1990年的1.51。瑞典在走向灾难。

瑞典大萧条的解释

对上世纪90年代危机的一种流行解释是将之归咎于1985年11月实施的解除金融市场管制的政策。但我们的研究（仍在进行中）表明，此时瑞典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正在恶化，解除管制是为了解决对政府融资而积累的问题。单单1984-1985这一财政年度，瑞典为国债支付的利息总计就高达税收的29%——等于政府的社保支出总额。该国难以为继的财政状况使得放松管制势在必行。

融资渠道的增加使得本已绝望的形势稍获喘息。但因此瑞典又经历了信贷的巨额增长。我们的数字显示，非金融企业的银行贷款额从1985年末的1800亿增长到1989年末的3920亿，总计增加了117%，或年均增长21%。所有这些钱从何而来？一部分可由解除管制带来的资金流入解释。但也可能由通货膨胀而来。

1986-1990年间的信贷暴涨（结束于1990-1994年的大萧条期间），有几个因素起了作用。有些因素没有通胀效应，甚至有通缩效应，但是其他因素，特别是那些与政府政策相关，或由政府政策推动的因素，具有强烈且相当显著的通胀性质。其中包括瑞典央行增加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从1985年到1989年增长了975%），并购买政府债券及有价证券（从1985年到1987年增加了47%，继而从1987年到1989年减少了7%）。

瑞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实例。如克鲁格曼反复告诉我们的那样，的确可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从归功于自由市场的经济长期增长的时代，到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该国最近恢复了金融实力，然而，其抵御全球经济衰退的能力不是来自克鲁格曼所宣称的强大福利国家，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已逐渐远离凯恩斯主义者时常赞美的膨胀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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