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三：行动的人与经济学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商人、银行家等等才会对经济学感兴趣，而且，社会中不同群体、不同部分或不同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是最近才发展出来的学科，因此，对这一知识分支的意义与内涵存在许多错误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指出常见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哪些作者须对此负责，政治条件又起了什么作用，得花费大量的时间。而更重要的是，列举这些误解并讨论公众接受了这些误解的后果。
第一种误解就是以为经济学不研究人们真实的生活与行为的方式，而是研究经济学创造出来的一个幽灵，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对应物的幻影。这种批评认为，真实的人不同于“经济人”幽灵。
一旦消除这第一种误解，第二种误解就出现了——认为经济学假设人们只受一种野心和动机的驱使，即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与自身的福祉。持这种信念的批评者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
第三种误解是认为，经济学假设所有的人都是讲道理的、理性的，而且仅受理性的引导，批评者们说，而实际上，人们会受“非理性的”力量引导。
这三种误解都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假设之上。经济学并不假定经济人与日常生活中的人有所不同。经济学唯一的假定是人对于所处世界的条件并不是无动于衷，他试图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改变其处境。如果人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满足现状，他就不会采取行动，他什么都不做。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区分不同的状态，并且从他的立场来看，看到了改变境况的机会，他就会行动。
行动是根据因人而异的个人价值判断来改善境况的努力。这种行动并不意味着从超自然的视角、或从上帝视角而言是一种改善。一个人的目的是以一种他认为更好的状态来代替不那么令人满意状态。他为此而努力。如果满足了这种愿望，他就比以前更为幸福。这与行动的内容无关，也与行动是为了自私或无私的理由无关。
为了消除试图区分“理性”与“非理性”时所产生的误解，必须认识到，人们有意识所做的事是受到我们称之为理性的某种力量的影响而完成的。任何有确定目的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就“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所做的常见区分毫无意义。所引用的“非理性”的例子是爱国主义，或在似乎有更为明智的选择时，却去买了一件新大衣或一张音乐会的门票。人类行为理论科学的假设只有一样——即存在行动，也就是个人为了消除不适、为了以一种更令他满意的状态代替不那么满意的状态而做出的有意识的努力。这一假设并不对行动的理由或内容做出价值判断。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处理的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其本身是中立的。
试图区分“经济”与“非经济”行动也没有任何意义。某些行动处理的是一个人至关重要的生存和必需品——食品、住所，等等。其他的行动被认为是受更高层次的动机驱使。但不同的目标所被的价值因人而异，且对同一个人也是因时而异。经济学只关心行动，描述目标之间的区别是历史的任务。
我们关于经济规律的知识是从理性而来，而不能从历史经验中获取，因为历史经验总是很复杂，不可能像实验室中的实验那样进行研究。经济学事实的来源是人自身的理性，也就是认识论中我们所称的先验知识（priori knowledge），是一个人已知的知识。先验知识与后验知识（posteriori knowledge）不同，后验知识是从经验中得来的。
关于先验知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人类的思维生而是一张白板，经验将写在这张白板上。他说，不存在什么固有知识（inherent knowledge）。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将智力本身作为一个例外。莱布尼兹认为，经验并不是写在人类思维中的空白白纸上，人类思维中存在着某种动物不具备心智装置，这种装置使人们能将经验转化为人类的知识。
我不打算介入“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之争，即经验与知识之间的区别，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称之为先验性的知识。然而，即使密尔及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们也相信，先验性的知识是以某种方式从经验中得来的。
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理论等等与经济史及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方式，与逻辑和数学对于我们理解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能排除反利己主义，接受经济学理论的教义源于理性的事实。逻辑与数学以类似的方式从理性中得来。在数学领域中没有实验与实验室研究这类的事。就数学家而言，他唯一所需的设备是一支铅笔、一张纸，以及一个废纸篓——他的工具是他的心智。
但是，我们可能会问，既然数学是纯粹由人类的思维发展而来，完全不涉及外部世界与现实，又怎么能用数学来理解存在并运行于我们思维之外的物理世界呢？就此问题，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854-1912）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提供了答案。经济学家也可就经济学问相同的问题。我们坐在椅子上，完全凭自己的理性、凭自己的思维发展出来的某种东西，怎么能用来理解市场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呢？
每个人的行为——所有的行动——皆源于理性，与我们理论的来源相同。市场上、政府中、工作、休闲、做买卖，人类的种种行动皆受理性引导，受某人在喜欢的东西与不喜欢的东西之间所做选择的引导。理性是达成解决方案的方式，不管这种解决方案是好是坏。每次行动都意味着以一种状态代替另一种状态，就此而言，每次行动都可被称为一次交换。行为人希望以他喜欢的状态代替不喜欢的状态。
自然科学的起点是由实验所确立的各种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建立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最后的理论非常抽象，以至于普通人几乎无法理解。这并不会减损这些理论的价值，只要少数科学家能理解就够了。
在先验性的科学中，我们从某个普遍的假定出发——采取行动是为了以一种状态代替另一种状态。这一理论——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理论——却推导出了其他的概念，这些概念越来越容易理解，也不那么抽象。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从具体到抽象；经济学的前进方向与之相反。自然科学能够建立恒定的数量关系。而在人类行为的领域中，不流行这样的恒定关系，因此没有测量的机会。价值判断激励人们行动，导致了价格和市场行为，却无法测量。价值判断有程度之分，有等级。人们不说"A"与"B"相等，或"A"比"B"多或少。他们说：“我更喜欢A而不是B。”没有数量判断。这被误解了2000年。甚至今天还有许多人，甚至杰出的哲学家，完全误解了这一点。正是从价值与偏好的体系中出现了市场价格体系。
亚里士多德除了别的，还写过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属性。他常犯错误。如果他就女人的问题问过他太太，他就能发现他在某些方面犯了错误，他会学到不同的东西。他还谈到，如果两样东西在市场上交换，它们必然具有某种共性，它们能够互相交换是因为它们是相等的，这点他也错了。如果两种东西相等，有什么必要交换呢？如果你有一角钱，我也有一角钱，我们不会交换，因为它们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存在交换，交换的物品之间必然有什么不相等，而不是相等。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将他的价值理论建立在这种谬论之上。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在其所著的《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一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卷“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评”中的“剥削理论”）中评论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之后过了很久，亨利·伯格森在一本备受推崇的著作中谈到在宗教中道德的两种来源，他也接受了同样的谬论——如果两种东西在市场上交换，它们必然在某方面是相等的。但是相等的东西之间不会有交换，交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们不相等。你不怕麻烦去市场上买东西，是因为你认为一块面包比你为它所支付的货币价值更高。人们购买东西，因为在当时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而不是金钱。交换决不会出于受损的目的。行动中的人决不悲观，因为他的行动受现状能够改善的想法所激励。
行动的目标是用对采取行动的人而言更适宜的状态来代替之前的状态。在其状态中价值的任何改变，如果是正值，就称为“获利”（gain），如果是负值，就称为“亏损”（loss）。这种价值纯粹是心理上的，不能被测量。你只能说这种价值多一点或少一点。唯有当商品在市场上与金钱相交换时才能测量。就行动自身而言，它没有数量上的价值。
但是，你会说，这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冲突。是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商品与一种共同的交换媒介即货币相交换，在此范围内让计算成了可能。当商品与货币相交换时，就可以使用货币值来进行经济计算，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 必须有私人所有权，不仅是产品的私人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权；
2. 有劳动分工，因此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
3. 必须在一个共同的标准下进行间接交换。
大体而言，满足这三个条件，就可以确立某些数量上的价值，虽然并不精确。这种测量不准确是因为其衡量的是昨天发生的事，历史上的事。商业财务报表看起来是精确的，但即使记为“多少美元”的某种存货的货币价值也是预期未来的估算价值。关于设备与其他资产的价值也是估算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是歪曲了这些计算，而引发了不幸的问题。
不是所有类型的组织或社会都必然存在货币计算。在经济活动刚出现时不存在货币计算。最早的人类也有行动，人类始终都有行动，但经过了千万年，才演化出了劳动分工，以及使货币计算成为可能的金融工具。中世纪时，货币计算逐步发展。早期的发展阶段中，缺少我们今天认为不可或缺的许多特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会再此消失，从而不可能进行计算和测量。）
因自然科学的量化性质，能够运用技术来制定计划修建桥梁。如果你知道需要修建的是什么，基于自然科学的技术就足够了。然而问题是：应该修建什么？应该做什么？技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在生活中，用以生产的原料是稀缺的。不管我们怎么做，生产要素都不会剩下，都有别的项目需要。始终都会有其他迫切的需求。这是商人在计算得失时纳入考量的因素。若某个商人因为成本太高，决定反对某个特定的项目，这意味着，公众不打算为以这种方式使用原材料买单。要以可用的生产要素来实现最多的能满足最为迫切需求的项目，不要将生产要素从较迫切的用途转移到不那么迫切的用途，从而造成浪费。
要确定这点，必须能够比较不同生产要素的支出。比如，我们假设要在两座城镇A和B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假设A与B之间有座山，修铁路有三种可能——翻山、穿山、或绕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计算相对价值，但这只能给出一张货币情况的图景。这不是测量，这是据现在的需求与形势之间所做的评估。明天的条件会有所不同。每个商业项目的成败取决于是否成功地预测了未来的可能性。
试图发展出量化经济科学的问题在于，许多人想象理论经济学必须遵循其他学科的演化进程。自然科学就其性质是从定性发展到定量，于是许多人倾于相信经济学也必然产生同样的趋势。然而，经济学中不存在恒定的数量关系，因此不可能测量。而若没有测量，就不能产生经济学的定量化发展。经济学中的量化事实属于经济史——不属于经济学理论。
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1892-1976）近来评论了一本名为《测量需求弹性》（Measurement of the Elasticity of Demand）的著作（此人现在是美国参议员，他甚至希望日后能谋得更高的政治职位）。道德拉斯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如化学中的原子质量那样具有定值（fixed values）。但这本书本身涉及的不是定值，它涉及的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美国）在一段确定的时期内的经济史。如果考虑另一段时间，或另一个国家，结果就有所不同。在我们运作的这个宇宙的框架下，原子质量不会因时因地而改变。而另一方面，经济价值和经济数量却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
经济学是人类行为的理论。某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比如说，土豆的用途被墨西哥土著发现，被英国人带到欧洲，之后传到全世界。这个历史事实对如爱尔兰这样的国家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这只是个意外事件。
当你在经济学中引入数字时，你就不再处于经济学理论之中，而进入了经济史的领域。经济史当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人类行为领域中的统计学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式。统计学描述事实，但除了该事实外，什么也证明不了。（有些统计学家真的是“骗子”，而且事实上，某些效力于政府的统计学家得到任命很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目的。）
有些人可能会曲解我的这些表述，断定经济学作为一个纯粹的先验性的科学，其目的是发展一个未来科学的计划，而且经济学只是闭门造车的理论。这些看法都是错的。经济学不是尚不存在的一门科学的计划，也不仅仅是纯理论者的科学。因此，我们必须拒绝某些人所说的通过历史来研究人类行为的观点。历史很重要，但你不能靠研究过去来处理今天的情况。情况在变。
举例来说，国民经济调查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发布了一个分期付款销售的报告，关于二战前夕、通货膨胀前夕及政府信用限制前夕的分期付款销售的情况。当这个研究完成时，它就已经“死”了，它处理的是已经过去的情况。我不是说这没有用。聪明的人可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要记住这不是经济学——这是经济史。他们研究的其实是最近的经济史。
达尔文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在研究动物时发现，当解剖动物用以研究时，动物已经被杀死了，因此人们无法真正地研究这个动物——无法研究生命本身。
经济学同样如此。人们无法描述当前的经济制度——人们只能描述过去。人们无法通过研究过去来预测未来。经济史学家经常以“经济学”的名义教授经济史。但即使你知道了过去的一切，你对未来仍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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