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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感动我们 因为她的世界只有“我们仨”

2016-05-26 唐山 北青艺评


“我们仨”的合影


杨绛比钱钟书成名早,但此生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躲在钱钟书背后,甘心于“钱夫人”的角色。

 

杨绛的创作自成特色,甚至可称另类。

 

20世纪世界文学的视角要么自上而下,要么自下而上。前者以革命、历史、永恒相邀,不论遭遇多少挫折,总有人在坚持,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文学终将拯救一切;而后者则不断后退,甚至退到小小的“我”中,仍不肯罢休,因为“我”亦不完全可靠,“我”之思想、欲望、习惯等,仍有出卖“我”的可能。


不论哪种视角,都开出了一个宏阔的传统,令后来者心潮澎湃、难以自持,偏偏杨绛选择了迥异的视角——家。

 

翻开过去百年的中国小说,“家”堪称是几代作家“轮黑”的对象。

 

在作家们的笔下,“家”是可怕的,里面总会盘踞着一个愚昧、保守和残酷的父亲,以及一个软弱、无可奈何的母亲。这是因为,革命需要合法性,需要推翻人们心中天然存在的、对权威的畏惧心,而反抗父亲是最好的基本功训练。

 

曾几何时,“家”被假设为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最大绊脚石,似乎只有搬开了它,才会从此一路顺风。可问题是,生活需要幻觉,需要自我神圣,你推翻过多少个偶像,就得再造多少个赝品出来。“父子之情”退去了,只好用“兄弟情谊”代偿。于是,兄弟、朋友、同志、哥们、知音、领路人等纷纷被神话,而“家”却被认为是渺小的、狭隘的和自私的,总之,在那个小世界中,根本不可能望见永恒。

 

可是,杨绛的写作始终围绕着家,说她的世界中只有“我们仨”,也无不可。

 

可以不喜欢杨绛式的写作,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深刻检讨:对家的藐视究竟是来自反思,还是来自媚俗?当我们本能地对家不以为然时,这究竟是真实的本能,还是训练的结果?

 

不能忽视训练对人性的涂改,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都是反家庭的熏陶,它们化身为考题、规训、金句与鸡汤,终日浸润着我们,最终不仅劫持了我们的思考,甚至还伪造出思考的痛苦与快感。

 

太多人将大声说出别人的话视为荣誉,太多人在重复别人,却自以为在表达自己。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甚至自我的泯灭都已自动化——许多“从来如此”“必须如此”本经不起推敲,却无人反省;而所谓的独立思想,常常是盲目地否定一切,并在毁坏中定位自我。


然而,只有当理想转为灾难、美梦突然惊醒时,我们才发现,原来不纯粹的东西也可能是美好的,在金色律条之下,生活还有它本质的、动人的一面,它无法论证,只能体会,而这需要传统来接引,需要敬畏来支撑。

 

更愿意相信,杨绛先生将视角缩入家中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门外的世界太逼仄、太嘈杂,其实,一个人究竟要多大的自由与安宁呢?如果不作非分之想,则家中的这么一点,也许也是够的。

 

杨绛先生曾说:“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宁愿相信,这其中包含的是一种勇气,而非一种放弃。

 

生命的勇敢有两种书写方式:一种是去改变世界,虽千万人吾往矣;另一种则是拒绝改变自己,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年龄越大,便越知道,做到前者很容易,做到后者却很难。

 

正因为有了家,普通人才得以在千秋功业、慷慨激昂、波澜壮阔之外,可以悄悄地去爱,其实哪一代人民不渴望一个好世界呢?不渴望有尊严地活着?只是一次次被裹挟、被愚弄,谁又能奈之何。用家来抵抗世界,这是无数代中国人最后的退路,只是时间与命运,却在不断凋残着它。

 

为什么《我们仨》能深入心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即使那些卑微的幸福,也是无法持久的,可我们已经退了这么多,还能再往哪退?“我们仨”的世界终将崩溃,“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忍受此岸的种种折磨?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这些平实的话之所以击中心灵,催人泪下,因为这也是我们自己挣不脱的宿命的写照。

 

与老舍先生颇有来往的韩秀曾在书中写到,当命运裹挟她不得不离开北京时,老舍老泪纵横,最后送给她四个字:“吃饱穿暖。”吃饱穿暖,太卑微的理想,却又是太遥远太遥远的彼岸。

 

彻悟之路总有万千,以家为视角,同样可以成正果。杨绛先生的写作,恰好证明了此路可通。

 

当然,“家视角”也有其暗面,它与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一样,亦可能被征用。当永恒、意义之类渐无号召力时,难免会生出另一种更功利的策略,即把家抬成信仰,以收“移孝作忠”之功。于是,家又变成某种庄严、肃穆的造物,我们的日常生活被赋予特别的深意,在重叠解释的重压下,爱被挤压得无影无踪。

 

也许,那最后的避难所终将失守,或者说,它从来也不曾坚牢。毕竟世间多少人能一肩挑起夫妻、朋友与同道的三种角色?钱钟书与杨绛式的婚姻,有可能普及吗?只能说,在这个正在努力将家庭贬低为作秀、甜俗、幼稚的氛围中,我们仍在渴望“我们仨”式的人生,仍需要靠它来忘却种种切肤的疼痛。于是,我们被杨绛先生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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