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之道：如果不够美，那就卖丑卖怪
著名网红papi酱和罗振宇
一
网红，网红。“网”是新东西，但“红”古已有之。
两千年前，长得好看的人就有人围观。这个道理，恐怕再过两千年也不会变——当然，好看的标准肯定会有不同。《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条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刘孝标注引《语林》提供了生动的补充：“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潘岳和安仁指的是同一个人，潘安，西晋时的著名才子。潘安长得好看。好看到什么程度？潘安经常驾着车上街闲逛，每每招致女子围观；甚至连老太太都看得春心荡漾，拿瓜果朝他扔，把他的马车都扔满了。这样每次都带着一车瓜果回去，似乎有不劳而获之嫌，好在潘安不是开水果铺的，而是在朝中当大官。人家是货真价实的高富帅。
“掷果盈车”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上演，只不过花痴男女们不再站上街边，而是坐到了电脑前；投掷的也不是瓜果，而是屏幕上的虚拟礼品。礼品是虚拟的，花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前几日看到新闻，一家酒店的女出纳迷上了一个做网络直播的帅小伙，竟然挪用了酒店几百万装修费去给男主播打赏；直到投案自首之前，还抓紧最后的时间把没用完的几万块钱全给赏了出去。我当时就想起了潘安。我为潘安感到惋惜，潘安长得帅、又有才华，可偏偏要去做官，最后站错了队，被诛灭三族。这结局实在不大好，如果换到今天，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网红，把自己那张漂亮的脸直接变成现金。
从表面上看，“网红经济”的货币推动力是脸。当然，“脸”是广义的，蜂腰巨臀、劲辣热舞、讨好的笑容乃至嗲到牙根酸痒的声音，这些都是“脸”，它们同属于身体的替代符号、或者说身体的延伸物。许多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身体的资本化”或者“身体的货币化”，这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话题，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早已被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反复分析过。其实在我看来，身体只是幌子，真正能使身体变现的，却是观者的情感。网络世界里的红人与他们所处的空间同样虚幻，在常规的逻辑里，网红很难给观众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满足；在这方面它的实用性实在不高，甚至比不过城乡结合部的足疗店。但为什么会有人真金白银地往里面砸？我们只能认为它关涉到了某种真实情感的代入。人总是喜欢美好的东西。我喜欢你，希望你有所感知，这是人类最本能的反应，也是一次情感活动最终完整的必要步骤之一。现在，信息技术让你轻松找到了你喜欢的人，但作为代价，它在你们建立情感关联的必经之路上，放下了一道闸门。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就充钱吧，买一件虚拟的礼物砸过去，他或她才能察觉到你的存在，才能知道你的心意。那人随即莞尔一笑，你的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一次小小的情感运动完成了。
因此，观众们买的不是虚拟礼品，而是一张入场券，它通往人类情感自我实现的特定处所。潘安驾车走过的那条路至今仍在，只不过被王思聪们承包了，他要向你收过路费。向人类的情感收费，这也是一大发明。
二
当然，也不是只有好看的人才能红。丑的人、怪的人，也一样可以。
就好像潘安的故事还有后续。与潘安同时代另有一位才子，叫左思。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见得比潘安低，但颜值上差得可就太远了。左思看到潘安在街上闲逛总有女子围观，自己心里发痒，也学着潘安的样子在街上故意走来走去。问题是左思长得实在太丑，他对潘安的模仿反而招来了厌恶，这次女子们没有扔来瓜果，倒是一个劲往他身上吐唾沫。这件事在《世说新语》里也有记载：“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不知左思心理阴影面积究竟几何。
说起来，左思同样生错了时代，因为一个丑出境界的人，也可以成为今天的网红——这里的丑，甚至还不限于脸丑，精神畸形红得更快。前一阵子有篇文章，说想要了解中国的乡村，你就要去看“快手”。“快手”号称中国当下第一视频app，那篇文章分析了“快手”上的许多案例，总结出了几个关键词：低俗、残酷、荒诞。作者把这些词同失血过多半死不活的中国乡村联系起来，进而谈论我们的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在此不想多谈，但透过“快手”上许多走红的“神人”，确实能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兴奋神经乖张错乱的一面。生吃活蛇、狂灌白酒、鞭炮炸裤裆……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遍体纹身、满脸痞气、叼着劣质香烟喷脏话讲黄段子的少年。他们才只有十五六岁啊！我在那个年纪正做些什么呢？大概刚读高一，记得当时有次精神受到了打击，我在宿舍里开了一罐青岛啤酒。易拉罐扳开的爆响清脆而嘹亮，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有点感动，仅仅一罐啤酒，居然让我产生了自暴自弃的颓废感：“今晚老子不做好学生了！”
今天，似乎恰恰是“不做好人”、“不做正常人”，才更容易红起来。一种自残自虐、甚至炫丑炫恶的表演何以能引爆公众的兴奋点？这背后的逻辑是值得玩味的。“快手”现象的分析者把这一切同精神空虚、物质破产、阶层板结乃至社会风气的败坏联系在一起。我想起乡村喊麦红人 mc天佑的“哲理金句”：“现实社会中有一种物资叫金钱，有一种人类叫做女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被金钱打翻，在这个社会上金钱打翻了一切。女人，你们天生的美丽为你们换来了一辈子的财富……有很多人会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没有钱，不坏的男人你们要吗？”面对这样的词句我无话可说，一方面是其表达姿态的粗暴俗陋打消了我对话的冲动，而另一方面，看过了身边许多真实的案例，我也的确不太知道该如何反驳他。不要谈什么大道理，我们只需要看看真实的人：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小镇，在那个铁屋般封闭的小世界里，这位曾经的大学生真的正被同化为天佑口中的“女人”。
纹身恶少和喊麦青年成为网红，同papi酱的吐槽、咪蒙的毒鸡汤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之处在于，papi酱和咪蒙的愤怒是精巧而节制的，甚至带着几分诙谐幽默；白领们加完班在手机上看完，哈哈一笑，心情得到了释放，明天继续朝九晚五。可那些看不到希望的底层群体呢？他们只剩下空虚、只剩下嘶吼，只能不断展示对自己的伤害、甚至不断展示伤害别人的可能，以此在自我毁弃的废墟中找寻一点可悲的快感。
恶趣味的背后往往是焦虑与绝望。如果成为潘安的梦想注定要“委顿而返”，那索性就让卡西莫多们一起游行吧！这或许是反思的契机：我们的目光，是不是忽略了太多看不到希望的人？他们正在暗影里积聚着体内的毒素。或者说，会不会是伪善太多，才让人们越来越信任真实的恶？
红色不仅属于玫瑰，还属于愤怒的脸。进一步讲，癌变中的肿瘤也是红的。这是“网红”的另一重面相。
三
围观美和围观丑都可以理解。但许多时候，众人围观的却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和事，这用我们以往的经验似乎是不容易解释的。
我第一次接触网红，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对面宿舍的哥们儿兴奋地喊我过去，说他们正在网上跟女主播聊天。“这有什么意思？”我上前看了一眼，有点纳闷。屏幕里的女生长得不错，但无论如何，也没达到能让我搬张凳子专门盯着脸看的程度。同学白了我一眼，说光看当然没意思，关键是还可以互动。于是，他拉过耳麦话筒，说你给我唱首歌听吧！女孩说可以啊，你点一首。我同学点了一首。女孩咿咿呀呀撒了半天娇，最后还是顺从地给我同学唱了一段。
老实说，她唱得还不如我好。我有些茫然地看着我那位同学，他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按在鼠标上的手指正跟随节奏一下下轻轻点着——鼠标下面，垫着一本论文，好像是“《沧浪诗话》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之类，那是他为考博士准备的选题。我在心底轻轻叹了一声：单身不考博，考博勿单身，要不然很容易被憋成他这个样子。
另外一次，我在咖啡馆里写稿到深夜，身后位子坐进来两位女生。她们百无聊赖地喝了一阵咖啡，其中一位忽然拿出手机支在桌面上，开始做直播。很快就有人进直播室来观看了。我听到女生跟对方聊了起来，但话题不过是晚饭吃了什么、北京天气怎么样之类。没有劲歌热舞、没有言语挑逗，那女孩也并不算多漂亮，可就是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场直播竟然做了半个多小时。后来我发现这还不算极端。有人直播睡觉——真的只是睡觉，打呼噜那种；有人直播考研复习，观众就静静看着他们读书做笔记，比男朋友还尽职尽责；2009年挪威电视台曾直播卑尔根到奥斯陆的火车旅程，全程直播窗外风景和车内乘客情况，居然引起了观看热潮——这不算网红事件，但情况很类似。
廉价重复的日常经验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被观看的对象？类似的经验本身显然是没有增值选项的，所有的增值都发生在经验呈现的方式上。虚拟空间通过对人群的圈定，在不同个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短暂的联结。看与被看构成了一种联结，与其他人一起看又构成了另一种联结。每个人都是参与其中的，这是一场有关“参与”的仪式；至于参与到何种经验之中，反而成了次要问题。就像“弹幕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的流行，按照常理，满屏幕五颜六色的文字会严重影响节目的观看体验，但对于弹幕的爱好者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这种体验好极了，弹幕让他们感到，很多人正与自己一起观看同一期节目，并且每个人都能够发出声音。它营造出一种“参与其中”的珍贵幻觉。
在一个不再有革命的时代，广场必须找到自己的替代品。弹幕或者直播间可以部分地担负起这项功能，原本无关的年轻人聚集在此，他们相互握手、拥抱、兄弟般站在一起，然后转过头去观看同一张脸或同一幅画面。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冗长而平庸的日子正在磨损我们的感官。为此，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加以拯救。喜欢红，是因为我们自己正变得越来越没有颜色。观看别人的日常，因为我们自己已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饮食起居、喜乐哀愁，这些世人所共享的经验，几乎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但有时恰恰是在别人的故事中，我们才能真正地触摸到它们。
网红可以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像传统意义上的“名人”；也可以貌若天人或形象怪异，“看脸”的正反电极都可以导通电流。而平凡人的悲剧在于，既美不过潘安，也丑不过左思。这正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我们也会在街头闲走，但既没有人扔出玫瑰，也没有人吐来唾沫，我们的存在似乎是不被察觉的。在此意义上，那种日常生活的“红”倒像是某种救赎：它就像是路灯映照下的橱窗，我们透过玻璃观看他者的同时，也在半透明的倒影中，无意识地看到了自己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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