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的中国瓷器：三个怪咖皇帝造就了风靡世界的“重口味”

展览：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与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

时间：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2月22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景仁宫展厅

明武宗正德帝虽然以贪玩胡闹著称，但品位并不差。从瓷器烧造便可看出，对于爷爷成化帝留下的淡雅风气，他绝无叛逆之心，倒颇多沿袭之意。然而随着他早早地无后而终，皇帝大位传到了他的堂弟朱厚熜手中。皇位传承在皇族支脉中的变化，似乎也对千里之外瓷器的生产发生了影响——成化帝开创的瓷器小清新时代，随着嘉靖帝的即位而终结，取而代之的，则是关乎瓷器长达百年的“浓墨重彩”。所谓“浓墨重彩”，不仅事关器物造作的技法和审美，更是国际舞台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商品历史地位与作用的隐喻。正因如此，故宫与景德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明代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当然值得期待。

瓷器与皇帝

明代盛产有个性的皇帝。永乐帝果决，成化帝文艺，正德帝荒唐，嘉靖帝朱厚熜则精明而又刚愎自用。朱厚熜即位之时，年仅十五，却以未及弱冠之龄，挑起为生身父母争名的“大礼议”事件，单挑以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满朝文武，且大获全胜。这件事的胜利，明面上彰显了嘉靖帝的孝敬，暗地里却又有弹压前朝老臣、掌控权力的实效——明里暗里都显露出年少的嘉靖帝非同一般的政治智慧和刚直性格。朱厚熜对亲生父母名分的重视，微妙地透露着他对正德朝的不认同，由此刻意强调了本朝与前朝的差异。新皇帝这种改弦更张的态度，在瓷器生产这样的细枝末节中，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以最为常见的青花瓷为例。若将嘉靖与前朝历代青花比对便可轻易看出，相比于永宣青花的浓淡适中、成弘青花的淡雅素净，嘉靖御窑最具代表性的瓷上青花发色浓艳泛紫，令人印象深刻。《陶说》有言：“嘉青尚浓，回青之色，幽箐可爱。”青花发色的差别，奥秘在于青料的种类不同。嘉靖时御窑工匠绘制青花不仅使用进口回青，很多时候还需在调配中加入国产石子青，中外合璧，方能生产出不同于以往的嘉靖青花瓷。嘉靖御窑青花的浓艳之风（图1），一经确立便长盛不衰，引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百年的瓷器时尚。

图1.明嘉靖青花缠枝花纹玉壶春瓶

作为天生的政治强人，嘉靖帝大概是后来在与朝臣屡战屡胜的斗争中倍感无敌的寂寞和无聊，开始逐渐对道教产生了兴趣。而一场意外的事变则让嘉靖帝深陷宗教不可自拔。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某个深夜，十几个年轻宫女试图将嘉靖帝勒死，但误把绳子打成了死结，嘉靖帝由此逃过一劫。此案的作案动机和真正主使，无论是当时还是如今都无定论，但足以让受害人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自此之后，嘉靖帝离开紫禁城，移居皇宫旁的西苑，不再上朝，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修仙炼丹的道教事业之中。

皇帝事业重心的转移，既让朝廷中政治角力的格局大变，也令一时的文化风气同步转向。在如此大势裹挟中，御窑青花瓷的图案题材自然也无法脱离潮流。在嘉靖朝，最具道教符号色彩的完整八卦图像首次被运用于御窑瓷器之上。不过，八卦图像虽有其玄妙的寓意，但若只是孤零零的存在，就审美而言，仍不足以撑起瓷面风景。其实，嘉靖瓷器表面纹饰相当热闹，鉴赏家甚至论之为“繁缛复杂而缺少层次”。那么何种纹饰可与八卦平起平坐？细观展览中的瓷器便可发现，仙鹤（图2）和“寿”字纹（图3）同样也是嘉靖青花瓷常见的选择。仙鹤在道教中有长寿寓意。如果说八卦表明了嘉靖皇帝的道教信仰，那么“仙鹤”与“寿”字纹的堆叠，则明明白白宣告了嘉靖帝扶乩斋醮的目的——祈求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

图2 明嘉靖青花龙穿缠枝花纹盘

图3.明嘉靖青花缠枝莲托“寿”字盖罐

嘉靖皇帝毕竟是聪明人，二十多年不上朝，仍能让朝堂之上风平浪静，这本身就足见手腕。然而，懒得上朝，并不代表着不爱当皇帝。相反地，修仙炼丹，或许正表明了朱厚熜对皇位的重视和对权力的贪恋。

与其他因乱吃仙药而短命早亡的皇帝不同，在诸般灵药的试炼之下，嘉靖帝居然活到了六十岁。看来天资过人的嘉靖皇帝在“化学试验”和“医药制备”方面亦有心得，只是个中细节于今已难为人所知。长达四十五年的统治，让嘉靖帝的喜好在御窑瓷器生产方面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而隆庆朝过于短促，万历帝即位时过于年幼，这些因素，客观上也都促使青花瓷生产延续了嘉靖朝确立的“重口味”之风。

瓷器与工匠

实际上，“重口味”不仅指青花色彩浓郁，亦指重器大器在嘉隆万三朝的盛行（图4）。在嘉靖朝，重器已然迭出，但在一般的印象中，似乎万历朝的重器青花大龙缸名声更响——或许是因为传说中它的烧造，生生为景德镇瓷器行业造出了一位“窑神”。

图4. 明嘉靖青花海水云龙纹盖罐

据说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时，宦官潘相奉命至景德镇督造瓷器。作为皇上身边的亲信，潘相不远千里南下，自然是因为肩负重要使命。那就是为万历皇帝烧造一只口径三尺、高二尺八、厚三寸的大龙缸。这大龙缸，据潘相所说，是万历帝为自己的陵墓定陵点长明灯用的。事关当今圣上的死后福祉，景德镇的工匠不敢怠慢。奈何重器本来便难烧，而督窑的潘相眼中又容不得半点瑕疵——通体不得见气泡，颜色不可有杂。按照景德镇瓷业里的行话，这等所谓“万里无云”的高级货，乃是万中无一的极品，最是难烧——难就难在大。

如此沉重巨大的瓷缸，单是打泥拉坯就不容易，而窑炉之中一旦点火，情况又是千变万化，稍有差池，便会留下瑕疵。因此，任务一出，景德镇匠人们的心头便是愁云密布。而几经实验，果然不出众人所料，千辛万苦烧出的几个大龙缸，不是烧裂了器体，便是烧变了器形、颜色。这些烧坏的器物，当然无法交差。可是这差事关乎潘公公的脑袋，那便也怨不得潘相大发雷霆，对窑工掌掴鞭抽。

眼见龙缸不成，潘相发了狠话，要是在规定期限完不成龙缸，所有的工匠都要陪他潘公公共赴黄泉。眼看时间日蹙，景德镇的一位制瓷工匠童宾，为了烧成这只龙缸，也为了救整个景德镇于水火，将自己投进了烈火熊熊窑炉。当其他人发现这一切的时候，童宾已成焦炭，而龙缸烧造大功告成。自此之后，童宾便被景德镇瓷器行当奉为“窑神”“风火神”。每次瓷器烧造前，都要向这位风火神仙焚香祷告，以求一切顺利。

这个传说，被人们郑重其事地记载于书中；清代督窑官年希尧甚至还将它刻于碑铭之上。万历龙缸也伴随着“窑神”而扬名内外。1957年，当万历帝的定陵地宫被考古工作者打开之时，确实出土了三个精美巨大的青花龙缸，然而龙缸器体上却赫然写着“大明嘉靖年制”（图5）——这多少令熟知窑神故事的人们感到错愕。但细细想来，稗官野史总归是半真半假，好像也没有必要苛求传说全然真实。三件大龙缸的出土，倒更能表明，对重器的认可和需求，至少能从嘉靖贯穿至万历朝之后。

图5 .定陵出土“大明嘉靖年制”龙缸

不过，传说中重器烧造的艰难，却绝非不经之谈。在瓷器生产中，巨大的重器与轻巧的小器，往往难度最大。因为过大或过小，都超出了人体容易把控的尺度。如果说成化御窑开创了瓷器精妙绝伦的薄俏时代，嘉万三朝御窑的生产成就，则突出地表现在大器的沉稳敦实。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无数厚重碎片（图6），正是“窑神”传说中窑工“屡败屡战”的现实映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窑神传说又包含着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高高在上的皇帝意志，最终得以在基层的工匠手中实现，这“上”与“下”的信息传达，究竟需要怎样的运作机制来实现？说到底，无论龙缸属于嘉靖帝还是万历帝，它终究只不过是来自皇帝心中的小念头。在大航海开启新时代之际，这些念头经由景德镇工匠之手放大成真，又会发生怎样的“蝴蝶效应”呢？

图6 .明嘉靖狮纹缸残片

瓷器与世界

在明朝的历史中，隆庆皇帝并不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皇帝。毕竟他在位仅有六年，时间如此短暂，还想在奇葩辈出的明代皇帝中一鸣惊人，那当然绝非易事。然而不管是被逼无奈、还是顺应时势，隆庆皇帝即位之初（1567年）颁布的一项政策却足以震动四海、名留史册，那就是解除海禁，开关通商。

朱元璋起自东南，他的几个重要对手张士诚、方国珍，都曾盘踞沿海一带，而张、方失败之后，余部仍流窜海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颁布了海禁的政策。海禁最初虽可能不过是权宜之计，但实施之后，却与后来的朝贡贸易一起，成为了明代早中期对外关系的国策。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海疆安定，没承想效果却适得其反。“一刀切”的政策除了遏制敌对势力，同时也打压了沿海地区正常的商贸活动。一些不愿放弃对外贸易巨大利润的沿海商人只好转向走私。而其中更有一些胆大者，勾结渴望和中国发生贸易的日本商人乃至武士、匪徒，组成大型的武装走私集团甚至海盗集团，为祸一方，这便是恶名昭著的倭寇。嘉靖时期，海防废弛，倭寇之患愈演愈烈，声动朝廷。明廷在组织军事镇压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传统海禁政策的反思与探讨。基于这样的背景，想要有所作为的隆庆帝初登皇位，便试图着手解决海疆弊政，下令开关。

明嘉靖青花开光折枝灵芝桃云鹤纹盒

打开海关，或许只是应急之策，但启动的节点却是在东西海路打通的整体背景之下。如饥似渴的西方人为了攫取来自东方的商品，早已不远万里、费尽心机。隆庆帝一声令下，尽管只是在漳州月港打开了一个小口，但却让东方大陆迅速地卷入到全球贸易之中。也正是因为隆庆帝这项政策，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东奔西走营建贸易网络、四处烧杀抢掠攫取黄金白银的西方人，行船到了东方，却乖乖把从全球各地抢来的白银双手奉上。大明官民上下，只需要“宅”在本土，便能把全球的白银都吸入囊中，仿佛练过“吸星大法”。据明史专家估计，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叶，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可达3亿两。如此强大的“吸银”能力，全靠中国特产的众多强势商品。而瓷器正是其中之一。

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海各国的发现来看，在隆庆开海之前，明代瓷器已有广泛的传播，只是在官方的压抑之下，走私贸易毕竟不敢大张旗鼓，因此数量相对不多。而隆庆之后，瓷器的“变现”潜力等来了释放的机缘，瓷器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据有关专家的粗略估算，16世纪仅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运往欧洲的瓷器就超过了200万件。享受到隆庆政策红利的，主要是万历时代从事瓷业的民间匠人和商人。那么问题来了，民间瓷器出口贸易的大发展，和御窑瓷器又有何干？

明万历五彩缠枝葫芦婴戏图盘

按照明代原有的规定，御窑瓷器原本管控严格，仅有供应宫廷、赏赐、外交三种用途，与民间贸易无涉。明代早中期因御窑瓷器外流而杀头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嘉万时代，景德镇御窑生产方式的变化，却把御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嘉靖中期之后，官匠制度变革，原属官方的匠人们可以通过交钱的方式代役，官匠们纷纷交钱摆脱人身束缚，御窑厂当然会人手不足。人手不足何以应对宫廷纷至沓来的订单？御窑厂便开始在民间雇佣手艺过硬的匠人。这样一来，御窑为保存皇家神秘和尊严而刻意设置的高墙，便在无形中被打破。根据记载，民间匠人进行生产时，不仅能学会御窑厂特有的各种先进工艺，还会偷出御窑厂特有的珍稀原料，如回青。这样一来，生产御窑瓷器的材料、技术，都在生产组织的变化中流入民间。这就使得嘉万时期景德镇民窑瓷器生产质量显著提高。

而民窑水平的提高，又促成了景德镇御窑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变革。嘉靖时期，宫廷所需瓷器量大，光靠雇用民间工匠御窑厂也无法应付，于是便出现了“官搭民烧”，即把一些御窑瓷器交由民间窑场承包。这样的组织方法，意味着部分民间窑场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已经能够达到皇家认可的水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御窑厂的众多技术标准和官作样本，也一并流入民间，刺激了民间窑场瓷器生产水平的持续提高。

因此，嘉万时代御窑厂对于高端技术的垄断逐渐瓦解，且带动了景德镇民窑瓷器质量的提高。在国际贸易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下，在西方商人的积极争取中，景德镇的民窑瓷器传遍了世界，改变了众多地区贵族与民众的生活方式。而此时的民窑瓷器，已非吴下阿蒙，它承载着中国皇家的品好。换句话说，中国的宫廷物质文化以陶瓷为载体，经由窑业自上而下的社会垂直传播，再经由中外商业贸易的空间传播，从一个点扩张到了整个世界。这一切，大概是深宫之中的三位皇帝始料未及的。

明万历浇黄釉碗

瓷器至于嘉万，已臻于成熟，各类瓷器堪称应有尽有。然而御窑制度至于嘉万，也早已弊病百出。朝廷曾亲手为御窑、民窑划定深壕，至于此时也不得不亲手填平，让民间的活力重新赐予御窑以运转的力量。与此同时，边患与大时代的变革，又让朝廷不得不亲手拆除另一重围障。这重围障虽并非专门为瓷器拆除，但却让瓷器市场倏然扩大。由此，两桩看似并无太多关联的事情，上与下、内与外，却因时间的巧遇，以瓷器为枢纽，让皇帝的品位走向了世界，在中外人们的心头，留下了“浓重一笔”。

文并摄影/丁雨

本文刊载于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