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推娃战役中，母亲正逐渐成为“宫斗”主角

当“阶层焦虑”、“教育焦虑”已经成为过去一年中国中产阶级探讨最为频繁的话题，与之相关的书籍和影视剧作品，似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精英妈妈（美国畅销书《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还是韩国大学城的教授夫人（韩剧《天空之城》），亦或日本东京顶级幼儿园的家长（日剧《母亲的游戏》），在这场全球化的焦虑狂潮和推娃战役中，全职母亲正逐渐成为一个新型“宫斗”剧的主角类型。可是，娱乐与热闹过后，有多少人理解和反思母职文化枷锁下带给女性的黑暗与沉重。

韩剧《天空之城》

被转嫁的母职焦虑

今年冬天取得高收视率的韩剧《天空之城》，讲述的是一群医学院教授太太们为了孩子高考而展开的明争暗斗的故事，据说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来，在韩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广泛的关注。人们探讨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孩子的升学压力和社会阶层焦虑，母亲的处境却鲜有提及。

韩剧《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以一个母亲的自杀开局，自杀源于儿子对母亲逼迫其学习的复仇。剧中所有女性角色，最终只有一个归属——母亲和妻子。她们为丈夫马首是瞻，在长久的驯化下，她们失去了个体与社会的连接，失去了自己的欲望和情感。整个人生的动力来源于孩子的成就，这是丈夫、丈夫的家庭乃至社会对其唯一的评判标准。在这种封闭和强势的价值体系下，她们通过压迫自己的孩子而获得自身和逼仄生活空间里某种虚幻的满足。

无独有偶，在去年底出版的《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一书中，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温妮斯蒂·马丁则以一种近似戏谑的笔触，描述了她在成为母亲后在纽约上东区（曼哈顿最富有的地区）育娃的生活经历。从购买学区房，到给孩子申请私立学校，以及为了孩子的社交如何千方百计进入上流社会。温妮斯蒂说：“我们开始由我们的孩子定义，女人的头衔只剩下某某孩子的妈妈，就好像生孩子之前，我们没有自己的人生，谁都不是，而孩子给了我们生命一样。”

 看似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女性无论曾经有着怎样的高等学历和头衔，怎样的社会分工和角色，在成为母亲后都面临同样残酷的社会法则。最后她们也殊途同归，身上被打上了一个共同的社会标签：“全职妈妈”。她们放弃所有，回归家庭，为了融入与自己相似并已经固化的社会群体，不得不用新的价值标准来获取某种身份和角色的认同。

《天空之城》里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妈妈们被孩子的考试辅导员面试，全职妈妈战胜了职场妈妈最终获得了辅导员的青睐，理由是那些被妈妈全身心投入的孩子，赢得学业胜算的几率也更大。而剧中一位新进入社区的妈妈因为并不关心孩子的学业，很快被其他人视为异类并孤立，以至于产生自我怀疑，“大家都这么拼，我作为一个妈妈是不是太不称职了？”

温妮斯蒂也在书中记录了自己相近的真实感受：“在恐惧的胁迫下，我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在上东区，当母亲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风险职业，当母亲的人压力很大，很焦虑，因为成功或失败的责任，通通在我们身上。孩子要是成功，那是我们的功劳，孩子要是失败，那是我们当妈的失败。

 日剧《母亲的游戏》

当育儿成为一个女性全部的生活主题，当女性退出社会舞台离群索居于家庭为中心的狭小单位，过去个体对事业的追求，个人兴趣的培养，很容易逐渐转化为对孩子的过分关注。社交的狭隘化与评价体系的单一，将全职母亲们囚禁于成为完美“母亲”的牢笼里。而整个社会的巨大焦虑——教育、阶层，最后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和途径转嫁于作为“母亲”的女性身上，让她们无所逃遁。

  日剧《母亲的游戏》

被放弃的公众价值

在很多人看来，这些嫁入豪门风光无限的女性，获得名利地位的同时，失去某些社会地位是对等的交易。可是这究竟是女性的自主选择，还是“社会勾勒出来的幸福图景”？当女性内部群体不再以基本的“人”的价值观衡量彼此，而是从男性的视角——美貌、身材、管理家庭的能力、对子女的掌控能力来凝视对方，母亲间的竞赛规则又是由谁书写的呢？

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引发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并因此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按照社会规范和标准，这些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但她们陷于焦虑、困惑，这些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的症状，像传染病一样，让许多家庭主妇感同身受却无以名状。作者发现这一无名问题的原因，是源于一种当时普遍流行的思想，即所谓“女性的奥秘”——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女人完美的本性只存在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施加母爱之中；追求事业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会导致女子男性化，会对丈夫、家庭、孩子都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进行分析和批判。

 一方面，“母亲”被赋予过于神圣的职责，稍有不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所有闪失和挫败都会被甩向母亲，妈妈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倾尽全力。另一方面，经济的不独立，财务的不自由，时间上的束缚，知识和信息方面与社会的断层，让女性滑向更为弱势的深渊无法自拔。日本NHK拍摄的纪录片《女性贫困》中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结婚后回到家庭、长时间脱离社会的女性，想要再次踏入社会并非易事。她们既没有劳动所必须的信息和技术，也赶不上时代变化，重新适应需要很长时间。”这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家庭双方更严重的权力失衡。

小如天空之城这样的单位社区，大到上东区这样的城市社群，全职母亲最终都进入到一种性别隔离的世界里。温妮斯蒂说，性别隔离看似是一种“选择”。但是，与失业者“选择”不工作，或者马里的多贡女性“选择”月经期间关在小屋里一样，看似是一种状态，却可能会在简单偏好的伪装之下，揭露某种更深层的、意味深长的现实。而世界人种学给出的大数据非常明确：在阶层化和等级化越清晰的社会，性别隔离现象越突出，妇女地位也就越低。

 NHK纪录片《女性的贫困》

这一场悄无声息的隔离运动，是随着怀孕和成为母亲就已经埋下伏笔。女性的身体构造，社会对女性的职责要求，决定了她在养育孩子这个繁重工作里注定无法像男性那样平顺地与生活、工作进行无缝衔接。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在《成为母亲》一书中写道：“孩子出生后，孩子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便开始相互对立，此后，男性的统治地位愈发牢固，父亲逐渐得到了外界、金钱、权威和名望的保护，而母亲的职权范围则扩展到整个家庭领域。做母亲时，女性放弃了自己的公众价值，以换取一系列私人意义。而个人的重要性，如同暴跌的股票，最终跌停”。

 《我是妈妈，我需要铂金包》的结尾，作者选择搬离了上东区，而《天空之城》的结局里，只有孩子和男性，看起来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成熟，而女性至始至终都没有进行任何层面的反思。当新搬来的女主人，骄傲地宣称自己为了孩子辞掉主治医生的头衔成为全职母亲，因为她发现这是维持家庭阶层处于金字塔尖唯一的方式，其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女性也只是相视一笑。她们谈论孩子的方式看似已经不再像当初那么焦虑，只是谈论的未来里有家庭，有丈夫，有孩子，唯独没有自己。这个看似温和和完美的结局也极大地迎合了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和解、忍让、付出、毫无个性。

半个世纪前，贝蒂·弗里丹提出振聋发聩的诘问：当你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的时候，你是谁？你爱什么、恨什么、有着怎样的野心和梦想？她告诉那些在“惬意舒适的集中营里，人性逐渐消失”的家庭妇女如何学会生活和竞争，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应该作为一个人那样去生活和斗争。半个世纪后，在不断贩卖阶层焦虑，不断强化母职于教育后代重要性的今天，反观这本书，这个问题依然对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女性有着难以言喻的意义。诚如北大教授戴锦华所说：“我们以为经济富足带来的进步能够保证每一个人的幸福体验，但这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这个幸福体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之下，在真正了解社会生命的前提下才能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