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在不认真中认真，教你在错误中正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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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1月26日上线零宣发，但新会员扩容量超标——如此一句话标签，对观众而言，毕竟只是个通向《庆余年》的路牌。

该剧讲述一个期待多争取生命时间的重症肌无力青年，无意间回到庆帝时代（历史架空），庆自己又得一段“余年”的同时，又卷入追杀及身世追溯。一言以蔽之，写的是命运的复盘与复仇，当然，少不了妙手回春的爱情。

无法把这故事讲得更简单，因为男频故事脱了打怪升级就等于基因重新编辑；也无法把这故事讲得更复杂，因为近四百万字的小说本身已是一张天罗地网，网文就是蜘蛛狩猎，总要能确保至少一根丝够黏，能捕获数据。

但这次，照我看，余年可庆。因为敲开这粒足料大核桃，发现里面不是一颗仁，而是一粒豌豆，铜质——敲不烂砸不扁，要表达的就一句话：如何在不认真中认真生活？

或借朋友一句话，如何在错误中正确地生活？

但凡成年人，就无法小看这句话的魅力。只因现实多复杂，万事常曲折，所谓容忍两种相反的东西在个人身上并驰，在眼下这个时代并不是什么神仙高境，而是一种基础日常。

这是个真理有空前市场的时代，也是个真理过剩的时代。只是它们要么装深沉扮严肃，要么鸡精兑水卖精神大力丸，难得有朴素大方又不肤浅的语言通道，和大家好说好商量，平等地聊聊。

而猫腻的故事有这基础，王倦的改编有这领悟，故而让《庆余年》没有成为一堆情节泡沫，而是低处有剧情，中处有人物，高处有态度，且流畅自然，轻松愉快。于是再套路，也不至俗艳，并不改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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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一遍这剧的魂，即，如何在不认真中认真地生活。先说说“不认真”。

主人公范闲闲散大胆，要学下毒，月黑风高，刨尸解剖。但完全没一惊一乍，没让人物像小丑一样地在坟包面前演恐惧演恶心，而是让他悠然指出，徒手解剖不卫生，要戴手套。

挖坟解剖是个狗血梗，但若是以狗血演狗血，那就好比让人物绊一跤来令人发笑，纯属贩卖滑稽。而此剧对人物的定位绝非如此，范闲绝没那么认真，而是大事面前，总看似严肃地较真些小事。好比鲁迅笔下的阿Q，头都要杀了，较真的是那画押的圆画得不圆、大为遗憾。范闲的小处认真，让大事的雷霆常成哑炮，反倒擦出种种幽默。

故事对其他人物，也没有什么刻板意义上的苛求。范闲的弟弟范思辙，与有家产之争的哥哥并没有刀枪棍棒勾心斗角地撕咬，挨了打就说“手上放点银子就不疼了”，要么就是约伙人，打回去，当看到哥哥带来的奇书《红楼》如此畅销，就捐弃前嫌提议搞合伙，放在今天，就是青年默多克。

还有监察院文书王启年，以小鸡啄米图的地图画功向各路进京子弟兜售，被拆穿后开始周星驰式比惨，再被拆穿后……生活就是用来被拆穿的，拆穿也没有什么严肃的后果，自己摊牌，完成。

这种对现实抱以的小溪式绝不拍击，而是嘻嘻一笑、蜿蜒流过态度的人物，在故事里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风貌。说到底，它是创作者骨子里对世界的一种阅读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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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姿态背后都是现代心态，比如解构。

解构压力、解构严肃、解构焦虑、解构恐惧、解构一切煞有介事——解构，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手段，意味着和现实保持一层薄薄的距离，既承认肉身的有限、人性的软弱，又笑纳如此。既然人皆非圣贤，与其被缺陷压住，不如翻身做缺陷的主人，学会了自嘲，也就学会了强大。阿Q精神的种种变体，又何尝不算认知心理学之一种？

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从来后退的不是海也不是天，而是人的自我评估。

大白话些，就是别拿自己当回事的同时，加之于身上的重担自然也减轻，至少不必死磕。修饰些讲，就是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而经过审视的人生一般就是没法过，如何是好？直面惨淡的人生，又出得了几个英雄主义的罗曼·罗兰？那至少松松筋骨，端正态度成：举重若轻。此念一正，就会发现，生命里哪有什么不可承受之重，轻重，都是个相对。

这再往文学深里走，就是王朔当年那一卦了——顽主似的小人物，民间堂吉诃德，虽不断挑战社会道德的边缘，事实上哪一个阶层也无法融入，但好在他们惯于自嘲也善于自嘲，顺便把披挂着自我的社会现实也都一并戏谑了。说到底，他们和穿越回去的《庆余年》范闲，都是时代的多余人。

然而庆余年是文化商品，纵然不会走得这么远，但确实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姿态：不那么绷，不那么装，不那么势利、不那么孤高，也不那么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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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闲大概也照着这样在写：身出名门，但不喜欢差遣人，因而骂走仆人；文武双全，但能文斗的就不动手；比诗大会，写不出杜甫的诗，会背也行，写不成王羲之柳公权，能写字就行。何必要黄金万两、才华横溢，那都是一场场虚荣游戏，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实惠和敢于平凡。

这才是青年主流，为别人凹姿势，免了；为自己而平凡，敢了。不要小看敢于平凡的勇气，我们的生活中，它才是一层绵软肉身和冰冷现实之间的缓冲油脂——快乐，真的在于心灵的微胖。

这和曾经的人生开挂，一根金手指，扶摇直上的男频文其实正相反，而事实证明，范闲反了旧时英雄，倒是造了新的一款。

只因“不认真”的糖衣还裹着内里的“认真”。庆余年里除了“重活一次、好好做人”的浅白主题，还让主人公有一种当代性的坚持，那就是立在监察院那块，来自范闲母亲的石碑。

碑文陈述诸下愿望：“我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立，不因高贵容忍，不因贫穷剥夺，无不白之冤，无强加之罪，遵法如仗剑，破魍魉迷崇，不求神明；我希望庆国之民，有真理可循，知礼义，守仁心，不以钱财论成败，不因权势而屈从，同情弱小，痛恨不平，危难时坚心志，无人处常自省；我希望这世间再无压迫束缚，凡生于世，都能有活着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亦有幸福的权利，愿终有一日，人人生来平等，再无贵贱之分，守护生命，追求光明，此为我心所愿，虽万千曲折，不畏前行。”

故事里，小处写得极小，大处又放得极大，有多大？大概和法国启蒙主义伏尔泰、孟德斯鸠那支，那么大。

剧情里，范闲在监察院是办完了正事去看这块碑，但放在人类文明史上，哪里还有比这碑上所言，更正的一件正事？范闲的母亲叶轻眉，放在庆帝时代，已经不是戊戌君子，而是具有科幻程度的革命家。

因此故事的碑文之追求，即便在目前的历史进程，都属于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尚属天方夜谭、远未解决。也在此时，不认真的认真开始起作用了——看完这块碑，范闲说，我可不干这事，太宏大又危险，我能力有限，还是活下去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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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故事里的诸多事情也一并这样处理：范闲认真地认为不该奴役他人，好好讲道理无用，只好不认真地佯怒将人骂走；范闲认真地认为自由恋爱才能结婚，于是不认真地给自己拆台，宁可不要权柄放弃钱仓，也要毁掉权威绑给他的赐婚。

这恰是现实里普遍的平衡难题——若毫无坚持，走向油腻只是个时间冲刷问题；坚持到咬碎钢牙，那不是坚持而是偏执，多半是不通人性或者自恋过剩。如何既不成为里外圆融的精致利己主义，又不至于本想草船借箭，结果自己先被射中脑门？《庆余年》随之递来四字箴言，外圆内方。

入世中人，开挂的没有，最好的境界也就如上四字。圆之有度，方之有物，若能翻倍扩展到这八个字，照我看，就已是肉骨凡胎，在红尘中的入圣境界了。

因此，庆余年里开的挂，不再是功名利禄美人如云的挂，而是人物三观正、段位高，继而成为青年之入世表率，最后被正邪之争逼得在见招拆招之间，举起理想大旗。

主人公好像总在说，谁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哪个青年在社会大学里，不曾发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自我博弈？

大约还是钱德勒那句话，如果我不粗野，我就没法活，如果我不文雅，我就不配活。

何况当今审美下，那些绷着做的文章，多是在跳大绳，一切的煞有介事不过是过时发明、迟早脱下的皇帝新衣罢了。人生本没那么多词藻堆砌、更别里外里透着把自己当回事，而范闲这次，以身垂范——

    你也可以不认真地认真地活；

    你也可以在错误中正确地活。

    别无选择反正，值得一试毕竟。

最后，余年之可庆，在于有灵气、爱现实——谁不是既爱六便士又舍不得月亮？那就莫忘，有的便士也被月亮照亮着：

是因为有所认真，才值得有所不认真。毕竟人间有无清晖，取决于心中有否清欢。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俞露 编辑：罗皓菱。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