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离去，带着藏地的风
作家、导演万玛才旦的突然离世，令人猝不及防、倍感叹息。许多人了解藏地电影或者少数民族电影，多来自这位拍电影的小说家。生活中的万玛才旦温和、寡言，他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气质。
在他的镜头下，藏语电影展现出未曾有过的高度。而近些年来，以他为灵魂人物，周围涌现出一群面目新鲜的少数民族电影人，一股名为“藏地新浪潮”的创作现象崛地而起。如今斯人已逝，留下许多未完的篇章，如同他那篇小说的标题，“故事只讲了一半”。
高原之子
万玛才旦1969年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小村庄。少年时，他常去山上放羊，旷野之上，天地辽阔，群山静默。故乡的高远与缓慢，让他惯于沉默与幻想。
33岁时，他终于有机会赴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此前，他读过藏语言文学、藏汉互译翻译专业，甚至为了电影先后放弃了小学教师与公务员的稳定职业。他另一重小有名气的身份是藏族作家，擅长写中短篇小说，捕捉乍现的灵感。他也是少有的可以在藏语、汉语两种语言间游弋的写作者，还曾翻译藏语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
2005年，他的首部电影长片《静静的嘛呢石》问世。市场几无反响，但文化意义却不同寻常——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拍摄藏地的纯藏语电影。传统影像里的藏地等少数民族地区，或为等待拯救的他者，或被奇观化为美丽神秘的异乡。《静静的嘛呢石》的意义正在于展现一个相对客观、不加虚饰的藏地世界。如万玛才旦自己所说：“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静静的嘛呢石》之后，万玛才旦相继又有《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20）6部电影问世。数量并不算多，但所有的故事都在回望故乡。这位高原之子，穿行在文学与电影的世界里，执着地讲述他生长于斯、念兹在兹的地方。
电影《老狗》中，内地购买藏獒的消费主义风气侵袭藏地，老人面对陪伴自己的年迈藏獒将被卖掉或偷窃的命运，只能无奈地选择亲手将其杀死。电影《塔洛》讲述牧羊人塔洛进城后经历现代社会的身体控制与情感诱惑，继而产生了主体性的失落与信仰的崩塌，由此建构了一则现代性困境的寓言。
展现藏地世界所遭遇的传统与现代、信仰与世俗的对撞，可以说是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电影作者
作为当今华语世界的重要电影作者，万玛才旦的成功不只在于讲述了独特的藏地故事，更在于以风格化的影像书写普通人的命运。
从故事的角度来看，他的电影如同小说一般平淡朴拙，几乎都围绕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展开。《气球》算是他最具戏剧冲突的一部电影，也只是将主人公放在了“生不生孩子”的家庭困境中。相对于构建叙事的冲突，他更注重的是情感的张力，是平静水面下的潜流。
在形式上，万玛才旦电影体现出一种克制的极简主义。例如大量使用中远景和固定长镜头、非职业演员的内敛式演绎、母语对白等。他尽量降低色彩的饱和度与丰富度，以凸显藏地空间景观的朴素、粗粝与空旷。这种风格流露出枯寂的感觉，被电影学者王小鲁总结为“一种贫困的美学”。此外，他还热衷于穿插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羔羊、老狗、语录、辫子、气球等等，为简约的故事增添了复调的意味。
当然，个人风格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万玛才旦的作者性还体现在追求语言的创新，他善于从人物的不同处境与命运出发，来调整影像语言的使用。例如，电影《塔洛》一反其作品常态，采取了黑白色调，以展现主人公塔洛黑白分明、寂寥孤独的精神世界，并强化一种现实寓言的意味。电影《撞死了一只羊》首次探索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用梦境与现实的混淆来描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展现他复仇与否的精神困境。到了电影《气球》，他又放弃了之前钟爱的固定长镜头，改用晃动不止的手持长镜头，以此呈现人物内心如影随形的焦虑。
不过，万玛才旦也有他不曾变化的地方，那就是他静观与悲悯的立场。他善于以一种静观的姿态去面对拍摄对象，含蓄而不直接，克制而不介入。他试图扮演一个作壁上观的旁观者，尽量用长镜头去保持时空的完整性，并努力避免对人物行为的干扰。因此在他的电影中，摄影机总爱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隐匿于各种物体背后或角落之中，以营造一种疏离感。
但这种保持距离的静观并不意味着情感的匮乏。万玛才旦擅长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来传递一种克制的深情、诗意的悲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镜头下的人物几乎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悲剧感与宿命感。这主要是来自人物的个人意志与不可抗拒的命运间的冲突。金巴、塔洛、卓嘎、卓玛，他们都是在命运中挣扎的人。
万玛才旦电影的宿命感，或许与他本人的精神特质有关。记得在一次访谈中，他坦言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种悲观从他十几岁时写的第一篇小说《人与狗》中就已流露出来。当然在我看来，这种悲观并非一种消极的厌世，而是一种在虚无、无常、轮回等藏地传统信仰影响下的超然物外式的达观。
曾担任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监制的王家卫如此评价：“万玛才旦电影的迷人之处，在于可以深看，也可以浅看。浅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脱。”宿命的悲观与解脱的达观，的确是万玛才旦作品的一体两面。
浪潮灵魂
在作家与导演之外，万玛才旦的另一重重要身份是监制。他近些年来监制了一大批青年导演的作品，例如《河》（松太加）、《八月》（张大磊）、《清水里的刀子》（王学博）、《旺扎的雨靴》（拉华加）、《他与罗耶戴尔》（德格才让）、《光之子》（卡先加），等等。他感念自己从青海到北京的成长磨砺，因此对于青年影人投注了几乎毫无保留的真诚。
2009年前后，“藏地新浪潮”的提法开始出现。这个并非自觉的松散的创作现象里，可以囊括松太加、拉华加、李加雅德、旦巴才让、西德尼玛、卡先加、阿岗·雅尔基、久美成列等一大批藏地导演。这其中，万玛才旦自然是浪潮的灵魂与旗手。正如有评论者所言，“在内地的电影与文学景观中，藏地创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潜流，这股潜流，我以为始于万玛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动的小说。”
“藏地新浪潮”并非事先谋划的统一的美学运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影像中找到一些相似的美学追求，例如对长镜头、母语对白、非职业演员等的偏爱，在叙事、表演、空间等方面力求克制俭省，营造一种诗意的日常生活美学。而从影像意涵来看，描画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伦理情感与历史文化的冲击，是“藏地新浪潮”电影醒目的创作主题，从而使得许多作品都流露出浓郁的文化乡愁意味。
更重要的是，“藏地新浪潮”构成了一道新的少数民族电影风景线。在这些影像里，所有的草木与人物都生长于鲜活的泥土之中。这些电影拒绝自己的故乡被奇观化，而是专注于展现日常生活的苍凉、琐碎与平淡，书写生死的沉默、内省和诗意。以上种种，似乎都与万玛才旦作品有着共通的内在气质。如今，灵魂人物离去，惟愿浪潮继续澎湃不止。
电影《静静的嘛呢石》里，放羊的多杰大叔劝解父子俩：“财富如草尖的露珠，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许明天就不在了。”如今看这段话，更添一种造化弄人的感喟。万玛才旦的人生与作品，竟在不期然间构成了宿命般的互文。
在小说《气球》的结尾，万玛才旦写道：“红气球在天上越飘越高，越飘越小，最后消失不见了”。这位藏地赤子的人生，恰如这只气球，不经意间飘然而逝，带着故乡旷野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