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在中国】媒体和空间：一种广义展览学的视角
前言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策展在中国”论坛暨201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年会于12月14日、15日在中华世纪坛举办。论坛两个主题为“策展与时代·文化责任”、“策展与时代·学术发展”，旨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打造具有学术高点、国际视野的策展交流平台，通过主题发言和分组研讨的形式对2019年策展学界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成果进行讨论，推动中国策展学科与艺术生态的繁荣进步。
中国策展人队伍不断壮大，展览策划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专业，策展也有了自身的研究课题。在此，将本次论坛主题内容陆续刊发，与大家共同关注和思考中国策展学的实践与理论建构。
2019/12/7 Major Winter
媒体和空间：一种广义展览学的视角
作者：唐克扬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独立策展人
2017年，我由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调任深圳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这是一所目前既无艺术学科也无艺术展览馆的新设大学，按照学校的定位，它是一所纯理工科的大学，和人民大学以人文社科为主正好相反——对学校的管理者而言，策划一个展览是一件虽不复杂但难以理解其必要性的事情。对我而言，它意味着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对我而言已经变成十分熟悉的“圈内”题目。
就在不久以后，四川美术学院邀请我在该校美术馆做一个新媒体艺术的展览。众所周知，四川美院有着培养艺术人才的雄厚实力，但这座城市火辣的文化和艺术展览所需要的某些氛围——仪式感，比如——往往有些拧巴，这种对比和我在深圳的处境有些类同。相对于重庆的日常和具体，在中国当代艺术圈里所讨论的“新媒体”，往往显得抽象，费解，缺乏语境。事实上，这种对比也不妨看作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新媒体”所针对的“旧媒体”是什么？或者，对于艺术家所熟悉的媒材（绘画工具，雕塑材料），“媒体”的宽泛概念意味着怎样的差异？将会对艺术世界带来怎样的冲击？“新媒体”如何侵入美术馆空间？或者，“新媒体”如何和日常空间共谋？因为各种网红“打卡地”的流行，美术馆空间的定义也已经变得十分模糊和不稳定。如今，艺术有可能用传统美术馆所不太习惯的方式，和传统艺术家的作品，或者干脆是和生活现实本身，[1]肩并肩地放在一起了。
我预测，在上述重庆的语境中，新媒体会显得格外的“新”，就像重庆人的问候语的字面意思和它的实际含义并不一样，它会诉诸于内容和形式间的差异性，在透露出强烈的反讽的同时，又消解了反讽本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的美术学院迎接了好几拨不同的观念的洗礼，面临着跨越式的发展。但是同西方不一样，“旧”媒体，或者说它所代表的，更传统的建制性的力量的存在，也不会很快消失。由于脚下的土地、眼前的风景和头顶的天空的共同作用，新媒体所吸收的能量不是充溢在外，而是往往向内堆积，或者互相影响，显示出复杂的多样性和“自言自语”的特征。
受到这种局面的启发，我在筹划这个展览的同时，也已经做好准备，想把最形而上学的和最日常的联系在一起，赋予诗意的东西以物质化的形体，为时代前列的文化——甚至艺术家们所不熟悉的“科技文化”——做具体而微的注脚。广义的空间和广义的媒体之间的关系，是“跨文类”的，但是又同时高度情境化（transtextural and contextual）的，既可能有“典型”的新媒体（运用计算、灯光、声音、机械装置的）特征，它的参与者，又可能是传统上不被定义为新媒体艺术家的参与者——比如我在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事或者学生。如此产生的展览对象，既直观地针对地方景观，比如再现重庆“江湖”特征的艺术，又包括有科技含量的装置与模型，趋于理论化，变得抽象。不管怎么说，用那句时髦的话来说，不管我们是否乐意，“未来已经来临”，空间和媒体的对话是严肃的，实在的，尽管谈论这个话题的人现在使用的语言依然是传统美术学院的师生们所不熟悉的。
在客场展览的前后，我在我的主场中也做了一系列小的展览，我或者我的学生，助手分别担任策划人。策展人并不将展览空间看做传统的“展厅”，而是一种粗放的“环境”，判断参展艺术家是否意图运用（新）“媒体”创作的关键，在于他（她）是否关心展场、城市、地域乃至国度的“语境”，是否注意到作品和“环境”的关系。参展作品希望在抽象和具体两个向度上勾勒出艺术的本地景观基底——“景观”是地方文化的直观的或间接的体现。它也将和我们选择的具有起码仪式感的展览场所，乃至展览场所内的其它展览和展品发生这样那样的、微妙的互动。
我以同样的心态介入了我所供职的大学机构内的某些空间-媒体变革。在远离北京798的这里，你无法只是为了展览而展览，你一方面需要最直观地说明你的行动的意义，另一方面，又需要潜移默化地改变环境中不利于空间-媒体变革的某些惰性机制。在这所学校，最受欢迎的社团是VR（虚拟现实）社，我们为该社团准备的展厅事实上毫无用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扩张领域，而是“收复失地”。图书馆的鄂馆长提出，让工作室帮着做一张图书馆书籍推荐的海报。我“好心“地提出了更多的意见，建议不仅仅做“平面设计”而是要立体地考虑这件事，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海报设计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益展览项目。
2017年初到南科大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想过，如何让展览成为推动师生公共交流的媒介。众所周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移动平台极大地冲击了当代人的阅读习惯，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在屏幕上“读书“已多于在书架上取阅了。这种”进步“不是没有代价，正需要广泛阅读的大学生们，对传统书籍的兴趣就更淡薄了。姑且不论哪种学习方式更有益一个年轻人的成长，电子阅读进一步挤占了本来就稀缺的公共交流的空间——结果，便是社会学家口中的“一起孤独”，大家各人捧着自己的手机坐在一起，“岁月静好”。
图书馆中并不缺乏归类为“高等艺术”的传统陈设，比如某些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但是它们对改变上述这种局面并无太大作用，它们作为使人仰视的“物”的确存在，然而对于普通人毫无影响——甚至，因为环境的“噪声”，还不如一个三流美术馆中的作品给人印象深刻。
在诞生了大芬村的深圳，“艺术品”和“商品”的关系，也就是抽象意义和实在的物质-经济属性的关系，亟需重新评估。两件空间和媒体互动的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一是记忆中图书馆中“借书卡“引发的故事，某人某人，可能因为同读一本书在借书卡上相识，小物从而改变了大空间；二是当代的“网红书店”，最近我也有机会在深圳设计了一座这样的书店，虽然空间中一样盛满内容，在其中“书”毕竟是主角，于是商业空间也产生了文化气息。这两者的由来其实各有历史因缘，背后的动因可能背道而驰，一源于物理限制中的偶然联通，一发自主动营销的积极需要。但是，“借书卡“和“网红书店”却在我的脑海中“不谋而合”，无论是借书卡和书店空间本身都不是展品，但是它们却具有某种新型“展示”的功能：能否以“荐书”“识书”为契机，使得年轻人们“相聚”“相识”，乃至让“万物互联”“喜悦重组”？
不夸张地说，这已经成了我如今专心思索的一个科研话题。从2015年左右开始，我放弃了单纯的“展览艺术范儿”，越来越多地回到“日常生活的展览创新”中来。2016年帮助学生在北京五道口开设的WeCAFE，具备艺术画廊的功能同时，也是一个共享工作-活动空间；同年设想过的清华东门“吃辣”餐厅，计划可以借着餐桌灵活重组年轻人的社交习惯。到了深圳之后，我对“共享”和“灵活使用空间”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基于社会交往的艺术空间设计，不仅是声色多矣，它还得有扎实的行为模式和现实制度的内核。
我在多个场合向朋友展示过，图书馆图书装置诞生前后的半年，我们微信小组中竟然有着数千张各式各样的讨论图片——有必要如此小题大做吗？似乎，不过是各位教授名家，写下对于某本书的隽语，然后将他/她的话，连同书和推荐海报拿出来晒晒而已。可是事实证明，小题目确实可以作大文章。
首先，我相信这里要有活化的空间。作为一座“学习之城”，这里不仅仅是暮气沉沉适合睡觉的“知识宝库”，当代大学的图书馆中理应有日常化，轻松活泼的空间，使得读书跨越仪式的边界。所以我们提出要做一件读书的家具，同时也是一个迷你的空间，一座袖珍艺术馆，兼有展示、阅读、交流，贮存的功能。鄂馆长问起这件家具的用意，我随口答道：那就是知识的“壁炉”吧！书架无须太满，展示不用过多，只有火花迸溅，产生温度，明亮爽朗的图书馆，才是当代的年轻人们真正需要的。
落实在具体的设计中，这件“展示家具”聚焦了图书展示的功能。不再是原有书架的琳琅满目，随着向下投射的灯面，它让全部的注意力转向那张宽大的木桌上。原计划在“图书馆家具”的各个面上都贴满海报，实则只有楼梯一侧，迎着最高强度人流方向的阔大墙面，才保留了“琳琅满目”。在别的地方，我们需要留白，需要隐藏，需要保留一点“绘事后素”的仪式感和庄重感，给已经“很设计”的深圳空间一点神秘，希望用美术馆一般的布展方式，抢夺学生们的注意力，后者也许已经被“像素墙”“动力感”“工业风”……这些滥汜的“文艺范设计”搞乱了。本质上，这个装置首先是一件有如日常生活式样的家具，可以坐下来，可以驻足，可以互动，其次才是一堵“海报墙”。
如果说，仅仅这样就算是交差了的话，那么它对我们，尤其是我工作室的同学同事们的设计思考的刺激也是极为有限的。毕竟，大家现在也不少见这样的现代设计了，极简，线条，不是这个构思全部的用意——而且，在大学的体制和资源下做这件事，是否能真正接上“地气”是个问题。这其中有些非常技术性的议题，值得每个搞展览设计的同学和管理美术馆空间的人思考——比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拿着两张过程图问学生，看出来哪个才是真实的展陈家具设计的思路？从头研发设计一件家具，对于成熟的企业而言，可能是一两年的时间更多。那么我们何以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和他们竞争呢？首先需要简单，尽可能地简单，去除一切不必要的装饰和功能，才能保证每个细节的聚焦和到位；其次，没有实际做过一件东西的“纸上设计师”可能不知道，“极简设计”并不意味着降低设计的复杂性，比如，如何才能使得新加的展示部分和原有的柱子和墙体咬合精密，不会晃动？如何让两个块面90度拼合的时候不露痕迹？有过不少施工经验的我深深知道，说得容易做起来难。果然，实施“极简设计”的过程中出现了无数的“状况”。至少，对于意识到理念与实际差距的设计同学而言，这将是一轮终生难忘的课训。
我们值得骄傲的设计概念，毕竟，还在于那些貌似设计之外的东西，是它用于展览的中心功能：如何使得“设计后”这个装置真正可用？说起来简单的设计概念，实际还是相当复杂的：
1）需要展出书——而且是任意大小和形式的书籍；
2）需要使得书和推荐书语可以彼此分离；
3）需要张贴不同海报的区域；
4）更需要方便维护更新。
为了使得将来的展示能够达到和我们相同的水准，采用同样的方法上墙装置。不要说对美术馆相当熟悉了，目前，图书馆的员工中实际并没有专门的美术老师，他们上班的压力也已经够大，这项并不轻松的工作究竟要交给谁呢？
在我们自己的行业中，设计的方法论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设计是为生活添加某种装饰吗？
设计是for I（设计师），for you（委托人）还是for them（大众）？假如前两者还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已经显然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完全放任大众的设计思路，在美术馆的标准而言也是行不通的，设计之所以具有价值，就是它高于日常生活，创造出了后者本身不具备的价值。在我们的国情和资源限定下，设计的理想和日常生活之间需要取得一种务实的平衡——出路在于曲高和寡和放任自流之间。
如果说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思路并不容易完全落实，我们至少沿着这种思路取得了两个方向的突破。第一，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重新塑造其形式的展示台，它由若干模块组成，就像乐高一样，可以在现有展示台上组合叠加，直至灵活形成符合需要的新的展示表面，如此，理论上可以展示几乎所有不同类型的展示对象，构造出千变万化的组合“书架”或者“展台”。第二，我们需要一个零维护成本的宣传栏，图书馆的老师可以套用我们设置的海报模板，只需改动几个字，添加新图像，更换颜色，打印出无须裁剪的同样式样的新海报，很快地更换到展示墙上，连图钉都无需一个——其中的秘密在于，提前做好的亚克力海报画框，已经设置成了配合办公打印的尺寸，用作母板的底板，事先已整齐地固定在白墙上，面板和底板之间，可以靠磁铁紧紧吸附在一起。这样，即使一个对于展示专业没有多少经验的人，也可以方便地维护和更换这样一个书籍推荐装置。
有没有更好，更优美，更“高级”的书籍展览装置呢？其实在我的头脑中常常浮现出一件艺术作品：吕胜中的“山水书房”，那件作品一样探讨了图书、展览空间和人的行为模式的复杂关系，包括艺术图像读解、阅读，空间起居和知识结构搭建的“跨界”问题。早在2008年的德国国家收藏馆，在范迪安先生发起，我策划的“活的中国园林”展览中，这种多媒体协作的装置思路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那时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只要善于变通，昂贵的艺术其实也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时常对参与工作室工作的同学发问，不要仅看美术馆严酷紧绷的外表，日常创新和美术馆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两者又可以如何相互打通？也许在未来，我们的种种图书馆“小发明”，还需要各种试错和优化，还需要真正的美感予以熏染。然而它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它让同学们意识到，既没有孤立的艺术，也没有仅具票面价值的日常，智慧的容器本身也需要某种智慧，思想在空间的重组中本身得以更新。这样的创新无须十分优渥的条件，日常空间的问题和现象，本身就是更“高层”的艺术创造的动力和源泉。
[1] 2013-2015年笔者担任K11项目的艺术顾问时，已经在“艺术购物中心”的语境里探讨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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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昭一
责编：小清
供稿：“策展在中国”项目组
校对：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