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手册】“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 — 论路遥的“改革”写作
三个故事，三种精神资源，三个时代 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有一个简单而特别的开头。围绕着孙少平的吃饭问题，小说前三章将全书主要人物交代完毕。孙少平只能吃最差的丙等饭，为贫穷而感到自卑，在阅读中与郝红梅结下友谊。后来，他的同乡兼同学田润生替姐姐田润叶捎话，让孙少平去润生二爸、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田福军家吃饭，从而引出了田福军、田晓霞等一系列人物的出场。
伊格尔顿指出，我们之所以能掌握文学作品开头的含义，“完全是因为我们在阅读时借助了一定的文化参照系”1。《平凡的世界》的开头正与一系列人们熟知的文本相关。孙少平对吃饭的等级问题十分敏感，而在司汤达的《红与黑》中，于连当上家庭教师后首先关心的就是“我跟谁同桌吃饭”的问题；孙少平在政治课上偷看“反动书”《红岩》，被政治积极分子举报，却得到老师的安抚，这近似于刘心武《班主任》中的故事；孙少平第一次感受到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大世界，是在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时发生的。《红与黑》是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个人反抗故事，《班主任》是以读书修复伤痕并克服异化的人道主义叙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共产主义新人锻造史。三种故事指向三种不同的主体成长方式，也关联起三种不同的精神资源。但别有意味的是，这个开头又修改了这三种故事。孙少平的吃饭问题在田润叶的体贴关怀下得到解决，他毫无《红与黑》中于连的羞涩胆怯，而是为温馨的乡情感动。孙少平偷看的书也不是《班主任》中的《牛虻》，而是更为“正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他在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最不能忘怀的却是“富人的女儿”冬妮娅，甚至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2
《平凡的世界》就开始于这多重的暧昧混杂之中。首先，《班主任》指向80年代的核心文化命题：新人。《班主任》的关键，在于借助19世纪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思想克服“文革”带来的“异化”，建立一种全新的主体。但在《平凡的世界》开头，主体建构的资源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红岩》。通过孙少平阅读《红岩》，80年代与50-70年代不再是断裂的，而呈现为内在精神的绵延。其次，《红与黑》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代表着理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两种倾向：以个人为基点批判社会之恶，或者将个人融入无限的社会中去。李希凡写于1958年的一篇文章，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照《红与黑》，批判后者“个人反抗的反动意识”3。在《人生》中，既像于连·索黑尔又像保尔·柯察金的高加林就展现出这种矛盾。然而，在《平凡的世界》中，紧密联系的乡村社群关系抑制了《红与黑》中个人与社会强烈对立的倾向，对冬妮娅的关注也缓和了阳刚的革命叙事。路遥意在设计一种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取得调和的主体。此外，相较于从领导人的视角、在一个固定空间内展开的《新星》《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改革文学”，《平凡的世界》在描写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之外，将“改革”书写的重心落在了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田润叶、田润生等农村“子”一代的精神成长史上。
在80年代，路遥的写作与“社会主义新人”讨论联系在一起。当时不少评论认为，《人生》中的高加林有个人主义缺点，缺乏“社会主义新人”的高度，只是“新旧交杂”的人物。高加林身上的“新”与“旧”，联系着“现代”/“传统”、“城市”/“农村”、“个人”/“集体”等一系列二项对立。这些二项对立的出现，一面源自以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为导向的80年代改革，另一面与当时盛行的“人道主义”、“人性”和“启蒙”的知识分子话语有关。《人生》正暗合于这种80年代文化心理，因此也成为路遥得到主流文学批评最多认可的一部作品。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向《人生》之外，就会发现路遥在其他作品中并非对这些二项对立式亦步亦趋，而是尝试通过调用各种文化资源弥合其中的分裂。这种弥合与其说意味着路遥的“不够现代”，不如说是他对80年代分裂状况的尝试解决。80年代的开端是以“改革”取代“文革”，结尾是以1992年市场经济的正式降临取代了高呼“人的主体性”的80年代，巨大的转型也伴随着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急剧裂变。而路遥的写作生涯恰好连接起三个时代：他以一位前“造反派”红卫兵领袖、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开始写作，写作历程从70年代跨入80年代；又在1991年的特殊时期获得茅盾文学奖，在1992年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去世，从而关联起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折。如何在这两次剧烈转型中建立起某种历史连续性？跨越裂变的人们如何在新的时代安顿自身？是否存在一种“新人”，在迈入“现代”的同时并不彻底抛弃传统，既承担80年代的人道主义梦想，又不破坏稳定的共同体生活？路遥的写作并不如人们常以为的那样简单，从其作品的暧昧混杂处，我们会发现他对这些问题的尝试解答。
政治新人：“德性统治”还是“人道主义”？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处理七八十年代转型的代表性叙事方式。通过将“文革”视为“伤痕”而予以“治愈”，历史便在走了弯路后回到正轨。路遥一度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在1966年被选为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代表，并在1968年以不满19岁的年龄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这使他不能将“文革”简单视为“伤痕”，而需要以别种方式讲述这段与个人经历紧密关联的历史。从路遥写于1978年、刊于1980年第3期《当代》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可以窥见他的独特之处。
这篇小说讲述的是县委书记马延雄以自己的死制止了“文革”恶性武斗。其中，“造反派”学生周小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配角。路遥特意在他出场时做介绍：“县高中六七级学生，运动初期造反，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以后批资反路线，他就拿造反当营生了……中学的工作组是县委派出的，由此他认为县委书记比反革命还反革命！”4同是“造反派”，学生周小全与前犯人金国龙却有些不同。周小全很漂亮，像个“庙童”，其行为具有“人性的光影”。金国龙则是丑恶的“凶煞”，行为蛮横凶狠。周小全质问马延雄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何他这个革命造反派被打成了“反革命”。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马延雄对“党的干部”的官僚主义进行自我批判的情节。路遥对周小全形象的有意回护，似乎意在证明其“造反”行为具有一定正当性。
曾作为学生“造反派”领袖的路遥写下这些细节或许并非无心。有研究者分析，“文革”前期“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和“血统论”的推行导致运动向排除异己的派性斗争发展，不仅未能实现批判官僚主义的目标，反而固化了原有的权力关系。“造反派”学生红卫兵的大量诞生，正是对这一结果的反抗。5周小全是“造反派”学生红卫兵的典型形象，他的“造反”是为了反抗官僚主义的打压，而不是像金国龙那样为了私利。在后来的《人生》中，高加林的悲剧源自农村官僚的利己和农民身份的限制，这也与“造反派”学生的处境和诉求有关。雷达和李劼当年关于《人生》的评论文章，都使用“血统农民”一词来描述高加林6，正道破了其中某种“政治无意识”的存在。
小说中县委书记马延雄与同样被“打倒”的县长高正祥相遇，高正祥痛苦地感叹：“党……大概不要咱们了……”在当时语境中，这很难不被认为在指涉《苦恋》中那段有名的对话——女儿反问“文革”中备受磨难的凌晨光：“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党大概不要咱们了”和“这个国家爱您吗”，背后的情绪是相似的。然而，比起无言以对的凌晨光，马延雄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党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一切遭遇都应被“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
这里的差别是明显的。马延雄依然对“党和国家”怀有坚定信念，《苦恋》展现出则的是“文革”后许多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的失望心理。其结尾处排成“人”字形的雁阵，寓意着新时期知识分子对“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强烈呼唤。颇有意味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中，使周小全得到感化并改过自新的原因，是马延雄作为一个“人”的英雄形象战胜了作为“反革命”的政治身份——“从路线上看马延雄是个‘三反’分子，而从人格上看，他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7，这让周小全自惭形秽。所谓“了不起的人”，闪动着“新时期”人道主义话语的光辉。县委书记马延雄的“人格光辉”更多地来自史华慈所称的中国共产党的“德性统治”品性，而不是像画家凌晨光那样，来自对“美感经验状态的沉浸”8。在史华慈的分析中，中共“德性统治”的内涵在于以领袖的美德来影响和指引群众，并通过将自己与人民融为一体，而将个人的美德上升为集体的“公意”，从而完成社会的转变。9马延雄对“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以自己的高尚人格和牺牲精神感化“造反派”、制止恶性武斗的举动，正是这种“德性统治”的体现。
路遥这样定义马延雄：“不是大政治家，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先知圣人，他们只是一般的党的基层干部，既有党性觉悟，也有农民的朴素哲学。”10这种同时具备传统的共产党“德性统治”成分、新时期“人道主义英雄”形象和“农民的朴素哲学”的混合型人物，是路遥为80年代的社会转型设计的理想政治人物形象。在《惊心动魄的一幕》结尾，民众们要求为书记讨还正义，但国家机器已经失效，于是，成千上万人自发举行了“本县史无前例的葬礼”。要注意到的是，路遥点出这是“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为一个历史时段的“文革”远未结束。“新时期”初期的作品大都将“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等政策作为社会转变的开端，路遥却没有为任何政策背书，而是写作了在国家政策方针尚未转变的情况下马延雄通过政治德性使百姓启悟的故事。小说开头是动荡的政治运动中“一反常态”的乡村秩序，而结尾处百姓们自发举行的葬礼，则不仅是马延雄的葬礼，更象征着正义和秩序在乡土的复归。力挽狂澜的英雄领导人是80年代初“改革文学”中常见的，但在大部分作品中，这类领导人的正面性源自紧跟中央最新政策，对抗不愿改革的保守势力，而非像马延雄那样因自身的政治德性产生出感染人、改造人的力量。路遥在转折期写下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尝试将50-70年代的“德性统治”遗产与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对接，赋予“政治”以“人性”面貌。在80年代主流文学观念中，唯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启蒙主义文学才能感染人和改造人，政治则只能进行僵硬的“意识形态规训”。路遥创造的这种混合型政治人，逸出了这一框架之外。
农村新人：“社会主义新人”还是“鲁滨逊”？ 人们容易把《平凡的世界》中当过“揽工汉”和煤矿工人的孙少平自然当成“农民工”11，却忽略了他走出乡村的原因。
孙少平曾对田晓霞说：“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12孙少平还和孙少安有过两次争执，一次是他希望出去“闯荡世界”，不想在家帮哥哥经营烧砖窑。孙少安指责他爱“逛”，他立刻反驳：“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孙少平因这种“闯荡世界”的想法激动得像“打摆子式的颤抖”，说自己不出去闯荡一回就会“一辈子心平不下来”。叙事者的声音在这里插入评论：“虽然同是外出‘闯荡世界’，但孙少平不是金富，也不是他姐夫王满银！”13第二次争执，是孙少安在扩大经营后再次找孙少平回家帮忙，孙少平依然拒绝了邀请：“钱当然很重要……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14
通过乡镇企业致富的孙少安是80年代改革中典型的农村人物形象，孙少平却不是。孙少平充满着远走高飞的无名骚动，不愿继续土地上的安稳生活，这正像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有房子、种植园和家庭，却在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的召唤下去海上冒险。孙少平无法抑制的“闯世界”冲动也与之类似。
更值得玩味的，是孙少平、鲁滨逊与作为孙少平原型的路遥三弟王天乐15之间的稍许错位。王天乐高中毕业后没有出路，在老家农村教小学，1980年5月1日路遥曾为王天乐的前途给好友曹谷溪写信：
天乐来了一信，谈了一下他的情况，看来是很苦的，我很难受，把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抛在一个自谋自食境地里，实在不是滋味。16
现实中，王天乐被“抛在一个自谋自食境地里”，不得不出门寻求发展。而小说中，鲁滨逊式的孙少平却是在不安定内心的驱动下主动出走。80年代初农村承包制改革以“政府退出”和“甩包袱”的方式进行17，而到了80年代末，乡镇企业发展受挫，农民收入下降，农村劳动力被迫大量进入城市找工作，从而形成90年代初的“民工潮”18，这正是《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年代。路遥将“被抛”和“被迫”处境中的青年农民改写为命中注定要出门冒险的鲁滨逊，其中正寄寓了他的鼓舞和期盼。
瓦特指出，与浮士德、唐璜、堂吉诃德等因“自大、异常的才能和堕落的无度”而获得自由的漫游者相比，作为普通人的鲁滨逊，在荒岛生活中通过理性计划实现了“这一切理想的自由”19。路遥在孙少平身上融入了鲁滨逊元素，他不再是王满银和金富式的“盲流”、“逛鬼”，而是主动出走并通过理性计划在新时代获取成功的新型人物。这里的“成功”主要是精神而非物质层面的，在都市生活面前，孙少平从未产生过陈奂生在县城宾馆里的那种挫折感，而始终保持了昂扬、自信的精神状态。
孙少平与鲁滨逊的类比并非生造。1984年9月，钟惦棐在一次会议上提到电影《人生》时也谈到了鲁滨逊：
围绕着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恋爱所展开的戏剧冲突，实际上是一场“扎根农村”的传统思想，和不怕作“豆芽菜”的比较开放的社会思想之间的矛盾。我说“比较开放”是因为他还没有开放到鲁滨逊那种程度。20
1981年《文艺报》的一篇文章则将鲁滨逊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命题联系在一起：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再概括一点说，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应当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最本质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一点，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呢？鲁滨孙和贾宝玉，都各是他们那个历史时代的新人，但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新人。21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当时《文艺报》和《文艺争鸣》正展开的“社会主义新人”讨论。这一讨论逐渐延伸出“农村社会主义新人”是什么、为何不如“城市社会主义新人”典型的问题。其中，雷达指出，为什么新时期文学在其他领域产生了乔光朴、陆文婷、张思远等公认的新人形象，却没有产生出“比较成熟的、公认的当今农村的新人形象”？为什么农村改革的繁荣走在社会前列，但在精神上，农村人物总比其他领域的人物基点要低？22
“社会主义信念”如何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表现？由于“单位制”的维持，城市改革中人物的“社会主义信念”可以通过其集体属性和精神境界表现出来。但农村题材就显得有些尴尬：在以“包产到户”的去集体化方式展开的农村改革中，“新”意味着否定“集体”、强调“个人”，“农村新人”的社会主义品质也就无从表现。在80年代“现代化”意识形态和“新启蒙”思路中，农村已经先在地被想象为封建意识盘踞的场所。在文学作品中，农村改革的成果往往体现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却殊少展示农民的精神境界。“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一词包含着丰富的层次，要求协调“农村”与“现代”、“社会主义”与“改革”、“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缺失，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显露出新时期文化结构中农村和农民的尴尬位置。
孙少平正是路遥创造一种混合型“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尝试。孙少平具有比高加林更彻底的鲁滨逊式冲动，但也一直通过乡土社会网络得以生存、得到抚慰，而非像高加林那样只能在城乡之间二选一。孙少平“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位置上”，“敬老、尊大、爱小……人情世故，滴水不漏”，打工宁可少要钱，给奶奶买眼药水，给父亲箍窑洞，给妹妹置办行李。这是农村的传统礼义规矩，也是对“共同体”价值的肯定，“社会主义”其实本就包含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23鲁滨逊的孤独处境被视为现代个体的普遍命运，而所谓“社会主义新人”的提法，在迎接“现代”和“个人主义”的80年代，必须思考超越“个人”/“社会”之分裂的可能。孙少平身上体现了这种理想，路遥对这一问题的更深探索则体现在他对“献身”的强调中。
新青年 ：改革时代与“献身精神” 路遥如此解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主旨：
我在这篇小说中主要的着眼点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我觉得，不管写什么样的生活，人的高尚的道德，美好的情操以及为各种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应该是作家关注的主要问题。24
“献身”是这段话的关键词，也是路遥其他小说同时具有主题性和意象性的关键词。路遥1973年发表的《基石》讲述了一位外号“硬过刚”的残废军人在水库工地苦干的故事。小说突出描写了“硬过刚”的身体形象：他有着“碇石般的脸”、不怕流血流汗、虽然左手只有三根指头依然用钢钎打石头，如同“一块比钢铁还硬的基石”。类似的形象屡见不鲜，比如《优胜红旗》中的石大伯“就像一块‘金刚石’那样，实扎扎地铺垫在革命大道上”，比如《在新生活面前》中曾用舌头当浆糊刷子张贴革命传单的得顺老汉和在解放战争中断了一只胳膊的冯国凡书记。他们肉身承道、化柔为刚，将躯体和精神都奉献给革命事业——这是革命美学的经典风格。
根据路遥的传记，在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儿》和莫伸的《窗口》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路遥备受刺激，“调整创作战略，精心创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25。然而，细察这一过程，真正可供玩味的不是《满月儿》和《窗口》与《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关系，而是它们与路遥此时创作的另两篇小说《在新生活面前》（《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和《匆匆过客》（《山花》1980年第4期）的对应关系。《满月儿》写的是农村姑娘搞科学实验，《在新生活面前》写的是老工人学习新技术；《窗口》写的是车站售票员，《匆匆过客》写的是买票风波。内容虽相似，路遥的写作主旨却与贾平凹和莫伸不同。《满月儿》和《窗口》强调的是爱岗敬业精神，这不仅是80年代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对于“文革”中政治挂帅、否定“白专”道路的反拨。但路遥强调的却是道德品质：《在新生活面前》中，德顺老汉凭借曾经的革命精神学习新技术，重新成为“现代工人”；而《匆匆过客》则通过“我”的道德挣扎，将车票让给更需要的人，以此解决问题。于是，路遥建立起一种80年代与50-70年代的连续性叙事：革命献身精神与新时代的职业伦理竟同根同源，当年能献身革命，现在便能献身“四个现代化”。所谓马延雄“为各种事业献身的精神”中的“各种事业”，就体现出这一内在逻辑。
使“献身”问题复杂化的，是欲望角度的加入。路遥1979年的小说《夏》一开头就是郭沫若的《炉中煤》：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郭沫若诗作中“我”所献身的对象，既是祖国又是爱人。在《夏》中，当“土包子”杨启迪在恋爱竞争中不敌“大城市型”的张民之时，他决定将自己的爱献给祖国，以此排除爱情的苦恼。1981-1984年间，路遥连续写作了三部中篇：《人生》《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三部小说讲述了几乎相同的故事：到底是坚守乡村，还是走向城市。这种在城乡之间的选择，通过所“献身”的不同对象——选择事业和选择爱人——表现出来。《人生》中，高加林认为记者的光荣在于“无畏的献身精神”。《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提到卢若琴来帮助困境中的高广厚父子时，说她像“宗教神话中上帝所派来的天使”。《你怎么也想不到》中，郑小芳试图说服男友留在贫穷山区工作，给出的理由是：“人，应该永远追求一种崇高的生活，永远具有一种为他的同类牺牲的精神……”26
“献身”当然不新鲜，为革命、事业乃至爱情献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就讲过的故事，但路遥在改革时代重提“献身精神”，则是因它构成了对改革时代的青年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
80年代不仅发明了“个人”话语，也在农村改革中释放出真实流动的农民。有研究者指出，80年代以来从农村流出的个体，其“个人意识”的诞生是市场经济和物质欲望召唤的结果。比如被铅笔盒和发卡、纱巾所诱惑的香雪、凤娇（铁凝《哦！香雪》），被性感衣裳、新房子和城市生活所诱惑的英芝（方方《奔跑的火光》），丰裕物质成为他们发现自我“个人意识”和“主体性”的起点。然而，由于缺乏内在的精神根基，这样的“个人”最终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之中，最终被召唤他们的“欲望”所摧毁。27同样，在《人生》《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这组小说中，青年人在对城市物质生活的渴望中离开农村，也迅速陷落于物质欲望之中。即便是看似追求城市所代表的“高级文化”的高加林，“高级文化”在他那里也依然以物质的形式呈现：比如刷牙、听苏联音乐、拍照片、看电影，甚至阅读书报也是为了炫耀国际政治和科学知识。路遥在这里对“现代”持有一种卢梭式的忧心，认定“现代”在带来文艺和技术的繁荣之时，也容易产生道德和心灵的败坏。28他笔下进入城市的青年无一不面临着道德堕落的风险。除了抛弃巧珍的高加林，《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改嫁后发现局长丈夫其实是伪君子，《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也在城市关系网络和“现代派”生活方式中迷失。
相比之下，孙少平主体性的诞生则与物质欲望毫无关联。他发现“外部风景”和“内面自我”，是在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刻：他感到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29此后，孙少平迷上了看苏联小说，路遥特别点出他阅读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又是一个关于“献身”、却排除了欲望的故事。《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年轻一代因为上学、打工、参军等原因有了进入城市的机会，但他们没有被物欲捕获，而是“献身”于事业和爱情。这里的“事业”不是为了名利，如孙少平毫无抱怨地投入苦力劳动、孙兰香追求航天梦想、田晓霞在抗洪抢险中牺牲；“爱情”更与欲望冲动相去甚远，在田润生与郝红梅、田润叶与李向前的结合中，责任的成分远高于欲望冲动。路遥推重的是其中“勇于牺牲”的维度。而在“盲流”王满银、“现代派”文学青年杜丽丽与古风铃等人身上，路遥也对没有“献身”精神的人提出批评。通过“献身”，路遥希望为新时代里诞生的“个人”找到切实的根基。
“献身”问题与路遥的契合点，正在于探寻“个体”的归宿。革命“献身”与爱欲“献身”有一共同点：“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而且都嘲笑怯懦、向往赤诚。只不过，爱欲是对个体身位的巩固，而革命将个体的有限偶在融入无限恒在。30“献身”包含着个体之“身”与一个更广大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个更广大的对象，在《平凡的世界》里就是“生活”。小说反复使用“生活向他/她提出了问题”、“生活使他/她成熟”等句式。作为宾语的“个体”因而拥有了与作为主语的“生活”的动态促进关系：个体献身生活，也在生活中成长，然后有了更好的生活。有意思的是，《人生》中也出现了“生活”：高加林被称为背叛了“生活的原则”，巧珍承认必须“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生活”在《人生》里呈现为刻板的、不可违逆的原则和条件，与“个体”出于自然正当的要求形成冲突。而《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虽认识到自己是普通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但他可以在平常生活中保持不平庸。31“生活的条件”虽然客观存在，却并没有成为“个体”发展的阻碍。
“献身精神”的另一资源来自《牛虻》。孙少平在煤矿事故中留下疤痕，而《牛虻》的主人公也在漂泊中留下疤痕。孙少平在黄原做苦工之前，从贾冰的书架上选出了《牛虻》，这是路遥为即将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孙少平提供的指引。
作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喜爱的书，《牛虻》是“十七年”里发行量最高的英美文学作品。3280年代，这本书重新风行。许子东在一篇写于80年代的文章中指出，当时的青年向于连和牛虻等人学习的，是对社会畸形和庸俗现实的“以恶抗恶”的姿态。33同样的思路存在于刘小枫1998年的《牛虻》释读中，他发现“牛虻”实际上将“私人的痛苦”转化成了“革命”的正当性，在革命、自由、人民等口号背后是牛虻的个人复仇心理。34这里涉及的是个人如何处理苦难的问题。孙少平与许子东笔下学习“牛虻”“以恶抗恶”精神的青年们处于同一时期，但他更接近于50年代的保尔·柯察金式读法。保尔喜爱“牛虻”的原因是：
我赞成他的忠诚、他那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我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35
这正是将个人融入全体的“献身”逻辑。“私人的痛苦”在“全体”的框架中得到克服，不再具有向外的破坏性，不再导向对社会的憎恨，而是被理解为“考验”。路遥描写孙少平在黄原做苦工的前三天是“闯过了第一关”、“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孙少平也将他的遭遇视为“这就是他的生活”36；在留下疤痕后，孙少平迅速接受了自己的“新形象”，并用墨镜和风雨衣将自己打扮成一位充满魅力的“男子汉”。“私人的痛苦”被内化为个人成长的精神资源，而不是进行“以恶抗恶”的复仇。孙少平虽在80年代阅读《牛虻》，路遥却为他赋予了50年代的读法。而只要想起马延雄也曾将“文革”中的遭遇看成“党的考验”，我们就会发现路遥一以贯之的逻辑。“考验”一词的微妙之处在于将遭遇的困难理解为某个神圣主宰对个体的试炼。个体无需怀疑目标是否有错，也不能责怪灾难的施加者，只需坚定不移地挺过眼前的困难，即可获得最终的幸福。这种宗教式的逻辑可以抚慰痛苦、强化信仰。路遥曾用它抚慰经历了“文革”岁月的马延雄们，恢复他们对“党和国家”的信念，又用它抚慰改革时代的迷茫青年，使他们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80年代安顿心灵。小说结尾，“不管有多少含义复杂的目光在他脸上扫射，他也坦然如常”37，通过种种考验的孙少平已成长为成熟、自由的主体，而不再是起点处那个和高加林一样自卑、易怒的青年。
结语 20世纪中国每一场变革的发生，都以一批“新人”作为推动力量。然而，何为“新”？如果“新人”只是某一新理念的传声筒，那么，当理念更新换代，“新人”也就成了“旧人”。80年代的“改革”题材写作中大量出现的正是这种依附于理念的新人，他们是权力体制的人格化，其“新”是改革政策之“新”，而内在的精神依托是单薄的。《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军、乔伯年也属这一人物序列。这种单薄的新人后来迅速被遗忘。但路遥也创造了另一批极具复杂性的新人，包括《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和《平凡的世界》中以孙少平为代表的、走出双水村的青年一代。他们看似保留了不少50-70年代的特色，如“德性统治”、“社会主义品质”和“献身精神”，因而在当时被视为不够新潮。不过，一方面，这种内在资源的复杂性使他们有别于那种理念化的新人；另一方面，正如某些研究者的质疑，80年代是以“多元性”取代了50-70年代的“一体化”，还是形成了另一种“一体化”面貌？38从这个意义上，路遥笔下这类“新人”对“旧”的保留，恰恰使其成为80年代文学中真正特殊的形象。
如何理解“新人”关系到如何理解历史发展的问题。路遥提供了一种不是在“突变”中诞生、而是作为50-70年代文化自然“成长”结果的“新人”形象。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列文森所谓“历史与价值”的冲突因此得到缓解：我们既可以迈入“现代”、成为“新人”，又不必告别历史、摧毁传统。在路遥从7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写作生涯里，中国社会几经转折，一直伴随着这种“历史与价值”的冲突。由于历史链条一再断裂，80年代的新潮写作中充满着《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种无功而返的成长模式。路遥却缝合了这种断裂，在《平凡的世界》中重新展现出那种具有清晰线索和坚定方向的成长故事。对作为80年代主题的“社会主义改革”而言，这是对“改革”性质的证明——“改革”不是全盘颠覆，而是有扬有弃的“成长”；对经历着急剧变化的人们而言，这是一种深深的慰藉。
1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范浩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2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3 李希凡：《一种“似是实非”的有害观点》，《读书》1958年第11期。
4 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5 参见[韩]白承旭：《文革的政治困境：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延光锡译，“国立”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6 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李劼：《高加林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7 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第209页。
8 祝东力指出，新时期初期，“人性的完美范例就是这些具备精致趣味、经常有机会沉浸在美感经验状态中的美学家”。《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9 参见史华慈：《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史华慈论中国》，许纪霖、宋宏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40-157页。
10 路遥：《致刘茵》，《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73页。
11 如金理曾将孙少平视为“农民工”加以论述，金理：《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重读路遥》，第103页。
12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313页。
13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90-93页。
14 同上，第345页。
15 王天乐是“孙少平”原型一事，参见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35页。《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手记》也题献给了王天乐。
16 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17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18 同上，第117页。
19 [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89-90页。
20 钟惦棐：《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更新——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届年会上的引言》，中国电影艺术编辑室编：《电影观念讨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21 余斌：《新人的概念与文学中道德主题的出现》，《文艺报》1981年第24期。
22 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
23 贺桂梅在分析《三里湾》时指出，赵树理的社会主义想象与乡村共同体和“礼乐”传统之间存在紧密关系。《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24 路遥：《致刘茵》，《早晨从中午开始》，第572页。
25 厚夫：《路遥传》，第121页。
26 路遥：《你怎么也想不到》，《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27 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28 参见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 2011年。
29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1页。金理也曾指出这一段作为“风景的发现”对于孙少平主体性的生成具有关键意义。《心态·身份·际遇——小说中的阅读史分析》，《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30 刘小枫：《记恋冬妮娅》，《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31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33页。
32 倪秀华：《翻译：一种文化政治行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译介〈牛虻〉之现象透析》，《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33 许子东：《当代中国青年文学中的三个外来偶像》，《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
34 刘小枫：《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0-73页。
35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54页。
36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108页。
37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418页。
38 洪子诚、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