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心就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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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泓，曾名贺俊山，念高中时改名为“贺泓”。泓，形容水深而广的样子。从“山”到“水”，他便与生态环境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时候，他站在邯郸丛台公园赵武灵王的点将台上，看着眼前昔日辉煌不再的景象，决心用知识改变命运。如今，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城市环境所”）研究员、所长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想起这一路走来的日子，他说：“不回国可能有另外一种精彩，但回国我的心就安了。”

贺泓

密，是厦门6月的雨，也是贺泓短短24个小时内的行程。6月4日14时，贺泓出席国科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评估会并致辞，19时04分乘上从厦门北站到广州东站的高铁；6月5日上午，他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沟通臭氧等污染物常温分解技术在全运会空气质量保障中的应用，12时33分乘上高铁返回厦门。在高铁抵达厦门北站15分钟后，开始和到访城市环境所的厦门市生态环境局一行讨论推进落实给市委的请示。

忙，是贺泓生活的常态。采访贺泓的时间也并不宽裕，原定于第二天9时采访，但在前一天23时左右，秘书发来短信：贺所长明早要紧急处理一项所里的事务，采访时间推迟到9时30分开始。次日9时30分，贺泓准时等候在城市环境所综合楼1809会议室。

争分夺秒，只为一件事。城市环境所的优势在哪儿？我们与其他科研院所的不同是什么？对类似问题的不断追问，让贺泓逐渐探明了城市环境所未来的“主攻方向”——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如何做？提升城市环境自净能力，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污染与自净平衡”的新质生产力。2023年10月，贺泓提出“自净城市”，让城市环境所广大科研人员共同研讨。城市环境自净强化技术，源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区别于经济代价巨大的污染源治理，“自净”理念更为低碳、成本更低，有望成为城市环境所一张亮丽的“名片”。

自净城市从哪儿来

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生态公园，有5000平方米的墙体与别处不太一样。浅灰色的墙面，摸上去凹凸不平的触感，仿佛和普通的外墙没什么差别，但因为一层薄薄的特殊涂料的存在，大大降低了附近空气的臭氧浓度。

这是贺泓团队与企业合作，开发的一种能分解臭氧的特殊涂料。“我们连续观测了3年，全年下来臭氧质量浓度降低了约10微克每立方米。”贺泓介绍，“我们知道在控制大气污染时，比如PM2.5，是按1微克每立方米逐步控制的，可想而知下降10微克每立方米其实是非常难的。”以这个实验点的结果外推，如果北京市在全市范围采用这种涂料，或可使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增加15天。

然而，制备这种特殊涂料并非一夜之间灵光乍现，在外场实验之前，贺泓团队已经做了很多关键工作。起初，他们将目光放在了净化室内空气上。

当站在正在工作中的打印机旁时，不少人会闻到刺鼻的味道。这就是臭氧的味道。它作为一种室内环境气态污染物，超标时对人体健康有极大危害。“你们可能没太注意到室内有臭氧污染。”贺泓说，“像我们的打印机、复印机和空气净化器，只要用到了高压静电，就会产生臭氧。”

如果不进行催化，臭氧在大气中的分解速度较慢。根据不同的气象条件，臭氧分解的时间，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贺泓团队开发的催化剂，让这个时长降低到毫秒级别。

贺泓（右）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更具体地说，贺泓的研究内容用4个字概括，就是环境催化。催化，是化学工业的基础，80%以上的化学工业过程涉及催化技术。生产、生活和交通运输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污染，而旨在将这些污染物消除的“环境催化”应运而生。在环境催化中，消除污染物的过程，既可以是人为推动的，也可以在自然界中自发完成。“我们的大气颗粒物表面、建筑物表面乃至整个地球表面上。”贺泓说，“这些地方都可能催化大气中的化学过程，这就是自然界里发生的环境催化。”

一般的工业催化过程，都需要一定条件，换言之，有“门槛”。而能够在日常室温或自然的环境温度下进行的催化过程，才能使自动、自发、自然净化环境污染成为可能。贺泓团队目前开展的自净城市研究，就是通过技术和工程的手段，提升城市环境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

在此基础上，贺泓提出了“环境催化城市”的概念——介于人为的催化和自然的催化过程之间，在城市中用人工的方法提升空气的自净能力。不仅是墙面，城市中高楼林立，道路纵横，桥梁四通八达，地面硬化，提供了渗透入城市“毛孔”的多元催化场所。

在贺泓眼中，即使实现碳中和，如果城市本身的自净能力不能得到提升，人口的聚集和产业的聚集仍会使城市的污染物超标。因而，基于自然、利用人工强化，提升城市的自净能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破局之道。

两个决心

如今的贺泓，身兼多职，眼神中透着坚定；而当时光倒回到40年前，河北邯郸，丛台公园中心处，赵武灵王的点将台旧址，经常有一个小男孩站在台子上，看着昏暗的路灯，坑坑洼洼的小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那时，他只能在石头上写作业。到了冬天，冻得连手都掏不出来。

他想，邯郸古城，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春秋战国时就是一个“国际型大都市”，但眼前怎仍是这样一幅景象？“在那种情况下，你会有强烈的愿望改变现状，要改变自己的人生。”眼前的贺泓说出这句话时，眼里不乏激动。

贺泓

与当时多数同龄人一样，贺泓也抱着一颗知识改变命运的心；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贺泓在初三跳级又没有选择上高三，高考分数却高过重点线几十分。填报志愿时，他的前四个志愿都是重点大学，最后一个志愿填了本省的河北师范大学，并随手填了化学专业。

贺泓估计，被前面填报的几所重点大学录取是没跑儿的。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当时的师范和部队院校一样，是提前批次录取。阴差阳错，贺泓学了化学。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贺泓大吃一惊：“我心想，那就不上了，反正之前跟我同班的同学们也正准备上高二。”但是，家里人很高兴他能考上大学。“那会儿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那时候我们邯郸的升学率只有个位数，而且师范院校不交学费，还管吃管住、有助学金。”

16岁，贺泓走入大学校园。他也逐渐走入了科学的世界。几年后，他考到北京理工大学读博，研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并拿到公派留学的机会前往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联合培养。贺泓当时所研究的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是地地道道的高技术。从合成高分子，到纺丝、碳化，然后做成复合材料测定性能……贺泓现在想来，这些内容的技术含量都非常高。

那时的贺泓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中国落后在‘技术’只是表象，我们落后的根子在‘科学’，在于我们的基础研究里没有原创的东西。”

正因此，贺泓放弃了公派留学身份，征得当时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朱鹤孙教授的同意后，转学到东京大学。“我想学科学，我想到东京大学学习，也通过了考试。”贺泓说，“但是日本的文部省不同意，一个电话打到了东京大学，说不能接收这个留学生。”

接着，东京大学找到了贺泓联系的导师田中教授，表明不能让这个学生在这里学习。田中教授直接找到文部省的相关课长：“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是这个学生想学，第二是他通过了我们学校的考试，我也想教他。还有什么问题吗？”一通电话，贺泓算是转学成功了。

然而，他之后一段时间的日子并不好过。“转学后，原来国家给的奖学金就没有了，要靠我自己挣。”在餐厅端盘子、在公司打零工，这些贺泓都做过，只为攒学费、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

花这么大的力气转学，贺泓只为3个字——学“科学”。

现在的他回想起自己之前的选择，用“不可理喻”来形容。而当他今天娓娓道来时，显得很平静、安心。贺泓的这段故事，也流传于城市环境所的老师和学生们中。

贺泓讲解所史

国科大博士生导师、城市环境所研究员刘云，是贺泓从德国马普学会弗里茨哈伯研究所招回来的“海外优青”。“去年，贺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个幻灯片，讲他从博士期间到出国留学、回国的一些经历。他本来不是做表面科学的，自己放弃了在日本一个学校的学位，基于自己的兴趣，转到另一所很好的大学，从事表面科学研究。”刘云回忆，“但是后来他又面临一个抉择，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国？”

那时，他在加拿大的合作教授是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翰·普兰尼（John Polanyi），他可以在那里继续从事他感兴趣的、更为基础的表面科学研究，且生活安定富足。

只是，1998年那次回国的经历，让贺泓在很多个不眠之夜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服务国家

他坐在飞机上，云层清晰可见——非常纯净的空气在对流层上方，随着飞机一点点地下降，他更清楚地看到一个大“锅盖”罩着我国的城市上空。经过与国内学者的交流，贺泓发现柴油车尾气污染问题亟须解决，而这正好是贺泓博士毕业后在日本一家企业工作时做的研究方向——柴油车尾气净化。“在回国的座谈会中，我也贡献了一些智慧，甚至把一些经验资料都给国内了，但是你人不回来终究还是不好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贺泓回忆道。

贺泓与普兰尼教授聊过很多次，普兰尼教授对他说：“你回去是因为想做应用的研究，我理解你要为国家服务的心情；但你如果继续做基础研究，没有其他地方比在我这儿更好的了。”

十年前，贺泓凭着对“学科学以报国”的信念，毅然放弃公派留学机会，课余时间端盘子、打零工，只为从事自身感兴趣的基础研究；十年后，贺泓在国际顶尖的科研团队从事着年少时梦想的基础研究，却又亲口拒绝在那里继续做科研的机会，回国解决污染防治的实际问题。

“回国我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这辈子没有那么纠结过。”贺泓坦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很正确；如果不回来，那会是终身的遗憾。”

2000年，贺泓入选中国科学院海外引才计划，次年回国。

他想还祖国一片蓝天。在北京生活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记忆：2012年左右的北京，蓝天不常见，出门一度需要佩戴防霾口罩，PM2.5这样的专业术语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挂在嘴边的词。

那时，早上拉开窗帘，灰蒙蒙的天空早在意料之中，偶尔天空泛蓝，是值得发个朋友圈庆祝的新鲜事。

同年，中国科学院启动“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B类先导专项，贺泓作为首席科学家牵头负责。不同于伦敦的烟雾污染、洛杉矶的光化学污染，我国的大气污染具有特殊性和更高的复杂性。2017年，专项结题总结研究成果时，研究团队在学术委员会指导下总结凝练出“大气霾化学”的理论成果。

“当时只是有一个理论框架，之后我们在2022年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础科学中心的支持，由我来牵头继续发展和完善大气霾化学理论。”贺泓说，“基础科学中心是基金委最大的基础研究人才项目，等于又凭兴趣误打误撞回到基础研究上。”

贺泓在烟雾箱实验室

回国后，贺泓的目标很明确——大气污染防治，解决实际问题。

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柴油车排放污染的控制问题。”贺泓说。

1986年3月，我国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下简称“863计划”）。“十五”期间，863计划首次将资源环境技术纳入部署领域。那一年，贺泓刚好回国：“第一批环境863计划，我就拿到了一个课题，作为首席科学家研究柴油车尾气净化。”

柴油车在运行中排放的氮氧化物是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之一。排放到空气中的氮氧化物是产生细颗粒物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对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国科大硕士生导师、城市环境所研究员连志华2015年从贺泓团队博士毕业后，加入城市环境所，一直从事氮氧化物催化净化的研究。

“我们研究催化技术，通过选择性催化还原，将氮氧化物转化成无害的氮气，来减轻氮氧化物排放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连志华说，“对构效关系、反应机理进行研究，设计合成高效催化剂，实现氮氧化物的催化净化。”2019年，贺泓团队研究成果“燃烧废气中氮氧化物催化净化基础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十余年过去，北京的蓝天已不再“新鲜”。2013年到2022年间，我国PM2.5平均浓度下降57%，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治理PM2.5污染的发展中国家。贺泓看到这样的变化，备感欣慰，他说：“蓝天常见，这里面有我们的贡献，我觉得这辈子，在国外作出再大的成就，也没有这样的满足感。”

贺泓在听汇报

用童心做科研

贺泓招学生的标准有两条：第一，你是不是热爱科学？第二，你是不是热爱国家的环保事业？

“你不爱科学，那咱们免谈。”贺泓说，“其次，要热爱祖国的环保事业，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崇高的事业，而不单单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热爱，体现在点滴之中。国科大资源与环境学院2022级博士生吴友斌是贺泓的学生，他说：“贺老师之前读书的时候，到国外一个新的城市，在那里工作了两三年，也从来没有在休息时间逛公园或逛街。只要有时间，哪怕周末，他都全部在实验室。”

回国后，贺泓的组会安排在周六，基本上一开就是大半天。头几年，他一直住在研究所里。“早晨吃完早餐后上班，中午回家吃午饭，下午继续上班，晚上吃完晚饭后，继续上班，基本晚上11点多回宿舍。”贺泓描述起刚回国时的生活。

有趣的是，那时他少不了“翻窗户”。所里实验室大楼晚上11点半准时锁门，贺泓总被锁在楼里，时间长了，他发现卫生间的窗户刚好可以跳出去，便也十分熟练了。

刘云（中）向贺泓（右）汇报实验结果

学生们都认为，贺泓在专业的指导上十分严谨。“贺老师对数据的可重复性和误差要求非常高，如果没有比较好的可重复性，或系统误差较大，贺老师都不会允许我们在论文中使用这个数据。”国科大资源与环境学院2024级博士生白思佳回忆起自己的导师说。

刚回国的几年，贺泓有很多想法，想尽快着手展开，对待学生就较为严厉。现在，贺泓觉得自己温和多了，一般周六下午开完组会，如果时间还早，他会跟大家一起打球。国科大资源与环境学院2022级博士生林春锡笑着说：“贺老师也是运动健将，乒乓球、羽毛球、台球，这些他都很厉害，反正我们都打不过他。”

贺泓团队部分成员合影

回忆起城市环境所首任党委书记赵景柱，贺泓感叹：“他常说，我们搭台，你们唱戏。他认为给刚引进的年轻科技人才发展‘搭好台’，比他自己‘唱好戏’更重要。”

现在，贺泓带领城市环境所，正站在前辈们搭好的台上。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为国建言献策；作为城市环境所所长，他探出了城市环境所未来的路在何方——建立城市环境自净理论，一步一个脚印打造基于自然过程的低碳、低成本人工强化自净技术，引领国际前沿，建成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关键技术高地，让“自净城市”成为城市环境所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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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微之光，可明远方

出品/国科大记者团

文字/陈文焕

图片/康鑫

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美编/何邦彦

责编/许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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