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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遇罗克一家的故事
人性周报 · 社会杂谈
他被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当警察把他拉走去行刑时，他奋力挣扎，不肯把戴着脚镣的双腿移动一步。这时被召集来参与批斗的“红卫兵”与“革命群众”在台上主持者的引领下，发出阵阵怒吼。终于，那青年被拖了下去，送往刑场，惨遭杀害，时年27岁。他的名字，叫遇罗克。
遇罗克为什么被枪毙，他犯了什么罪？
判词，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有什么“现行反革命罪行”呢？因为他写了一篇题目叫《出身论》的文章。一篇文章送掉一条命，他不是头一个，但他的遭遇，似乎凝聚着更多值得探究的课题。
遇罗克早慧，不满18岁时，便高中毕业。他毕业于北京六十五中。他学习成绩优良，毕业后考大学时也考得不错。可是他落榜了。
头回落榜，他虽觉得蹊跷，但还尽量往自己方面想，是否有的考题自己以为答对了，却还是要被扣分？自己的志愿是否填得不够恰当、缺乏技巧，从而造成了“高分死档”？……
但他翌年、第三年仍报考，仍考得不错，并且十分注意填好志愿，也表示绝对服从分配，却还是落榜、落榜。
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自己屡次被拒之大学门外？后来他才明白，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他有“原罪”——出身不好。
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20世纪50年代是华北电业管理局的工程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60年代初回到家中赋闲。
母亲王秋琳，50年代初是私营“理研铁工厂”厂长，公私合营后此厂改名机床附件厂，她任副厂长，1957年也被划为了“右派分子”，撤销职务，但仍保留一份工资。
遇罗克考大学时，他家还有姥姥，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全家七口人靠母亲七八十块钱的工资维持生活。遇罗克对家庭物质生活的困窘并不在意，他只向往着自己的才能有一个充分发挥的机会，而且天真地认为，父母是父母，纵使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承担就是了，自己属于“祖国的花朵”，理应和别的所有花朵一样，在阳光雨露下结出丰硕的果实。
遇罗克连续三年考大学落榜后，先是到农场当农工，后又进工厂当工人，他希图从文艺上展示自己的才能，虽然许多投稿都因为“政审”时发现其“出身不好”而被退稿或不予理睬，但那时也还有些社会缝隙得以让他的某些尝试“穿隙而出”：1962年他在《北京晚报》发表了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1963年《大众电影》杂志刊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1964年他写了梅花大鼓《焦裕禄演戏》，由北京曲艺团演出。
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出身虽不算好，但党是重在表现的，因此，自己没必要看低自己，更没必要把自己的社会性参与限定在一个“应有自知之明”的框框内，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入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 参与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辩论。
文革初期，身为“资本家”“右派”的王秋琳，自然免不了饱受冲击，被剪了“阴阳头”，但每天还要挣扎着到单位里去接受批斗。
她是一个性格坚毅的女性，似乎很快就适应了劫难中的生存，给自己草草缝制了一顶“尼姑帽”，每天扣在头上，帽边长出些长长短短的“刺猬毛”，进出杂院，居然坦然自若，毫无自惭形秽的神色。
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没进屋就招呼子女们：“快，快，快点把大立柜腾出来！”子女们面面相觑，实在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只听她大声地对子女们说：“晦，这还不明白吗？——我把它卖啦！不卖它，咱们吃什么呀？”那口气，不像是悲愤怨怼，倒像是在叙说一桩平常至极的事情……
那时她已没了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虽说是大儿子遇罗克和女儿遇罗锦当时进了工厂有点工资，家中另外四口无收入的人，还需她想办法筹集食物填饱肚皮啊！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推向社会，主要靠一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一批出身革干家庭，后来被称为“老兵”的“红卫兵”，当时主要从事了以下几桩“革命行动”：
一是冲出校门，冲向社会，大破“四旧”。一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分子。但很快地，运动的冲击重点转移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面。
尽管“老兵”们对他们所在学校的当权派毫不吝惜，有的校长、党支部书记已作为忠实跟从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走狗”，被揪出狠斗，以致光是西城区的中学里，就斗死了好几个这样的“黑帮走狗”，但“老兵”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自己的老子竟也被猛烈冲击，而且，在冲击他们老子的人群里，竟有很不老少是出身不怎么样，甚至是“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子女。
这还了得！于是，他们有了“维护正常革命秩序”的心理需求，在这种越来越紧迫的需求推动下，他们组织了“纠察队”，开头是分城区的组织，如“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后实行了联合，称“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成立后所做的头一桩大事，就是到处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遇罗克大概是在“联动”的“对联”出笼时，便开始埋头撰写批判“血统论”（即“唯出身论”）的《出身论》。他写得很认真，思考得很深，引经据典，层层掘进地阐释他所认知的真理。
到1966年深秋时，他和弟弟遇罗文（当时是六十五中的高中生）一起，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将《出身论》油印了出来，拿到大街上散发。
他的朋友任众当时也参与了散发，方式是在骑自行车上班的过程中，看哪儿人行道上人多，便往他们脚底下一抛——总有人争着捡拾阅读。1967年年初，他们又假借“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的名义，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将《出身论》“正式”发表了出来（文末注明：1966年7月初稿，9月再稿，11月定稿）。
这张小报当时张贴在城区很多地方，吸引了很多人驻足。笔者当年就是在地安门一处报栏上头一回读到它的。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当时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初中生）及他们的一些同学到街头卖报，销路极好，1月18日首印的“创刊号”两万份被一抢而空，以至于不得不在2月又以“专刊”形式再印了六万多份，依然是供不应求；这份报纸也很快传到了外地，《出身论》被以各种形式翻印、传布。
《出身论》刊发时，前面有个“编者按”，其中说道：“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欲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
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反动的唯出身论……反动的唯出身论者，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致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的新压迫……”这个“编者按”，其实也是遇罗克写的。
《出身论》的文本值得仔细地进行研究，它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强调“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第二部分“重在表现问题”，其中又有几个小标题，（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这个话题是从“黑五类子女（对于革命）不保险”的说法引出的；
第三部分“受害问题”，从大学招生、工厂提干、农村给地富子女划成分、街道办事处改选居民委员会等几个方面得出如下结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
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文章后面还有六条注解，其中第五条提出：“我们建议……做一下社会调查。可以在本单位调查一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是多少？党团员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因出身不好而限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
196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日。遇罗克一早到邻居任众家对他说：“任老师，我们要去香山玩，您也去吧！”任众很高兴，背上借来的手风琴，跟他们骑上自行车，到香山去了。一行人中除了遇家三兄弟，还有三四个中学生。
爬山的途中，遇罗克断断续续地对任众说，《中学文革报》恐怕出不下去了，听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已经在小范围表态，说《出身论》不对；遇罗克还说，感到这些天在上班的路上，似乎有人跟踪他。
不过那天总的来说遇罗克的情绪还是不错的，跟大家有说有笑，任众拉手风琴，他也很喜欢听。
当时任众以为他们藏匿的是日记，很多年后，提起这事问遇罗文，遇罗文证实，他们藏的并不是日记，而是遇罗克与另外两个人合写的一部诗集《凝秀集》。
为什么要藏匿这部诗集？集子里“凝”了些什么“秀”？遇罗文说连他也没读过这部诗集，哥哥平反后，他曾重登香山，找到那个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几个本册了。不知后来是何人取走了？
在沧桑世道、攘攘人寰中，这《凝秀集》还默然存在么？那黄脆的纸片上以褪色的墨迹书写出的诗句，谁还记得？
1980年，在为遇罗克平反的通讯中，引用了由同监难友背诵出的遇罗克诗作《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遇罗克被处决后，有关部门通知家属去领取遗物。遇崇基和王秋琳夫妇去了。所谓遗物，是几本马列著作，和一件遇罗克始终舍不得穿的新衬衫。
人亡物在，宁不心碎！遇崇基难以自持，欲哭无泪，几乎倒地，王秋琳却紧紧地搀扶着他，大声对他说：“咱们孩子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哭，不在这儿哭，走，咱们回家！”
两人挣扎着走到街上，遇崇基泪流满面，神魂恍惚，终于挪不动脚步，在一个墙根蹲了下来，王秋琳俯身安慰他：“咱们回家，回家……”他们终于回到家里，亲人们都在凄然地等待着，王秋琳把门一关，全家轰然放悲，遇崇基哭得倒地打滚……
在那个时代，家里有人成了“现行反革命”并且被公审枪决，政治上是备受歧视的。遇家不仅遭受冷眼，还常有人朝他家门窗投砖石瓦块，姥姥只好转移到亲戚家，不久在惊恐中病亡。
遇崇基到东北一个尚愿收容他的朋友家暂住，后来连一贯倔强的王秋琳也不得不辗转躲避。
大妹妹遇罗锦早在哥哥被枪毙前，就因日记被查抄，并从中发现了她“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反动言论”，被送往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一度家中只留下小弟弟遇罗勉（王秋琳本想与他相依为命，却被单位揪去给她办“学习班”，不许回家）。
那时遇家窗户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屋子里一派破败景象，桌子上的灰土足有一厘米厚，用手指一划，能留下深深的凹痕。遇罗勉靠一些同学给些食物充饥；那时遇罗锦给家里来信，说实在不够吃，想吃点香的，遇罗勉就把家里面缸倒扣过来，把所余存的白面归拢到一起，在热锅里搅和熟，兑上些糖精，装了一小口袋，扒火车，给送了过去。
1979年，遇崇基和王秋琳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时一些人回忆起遇崇基的才能与贡献，他曾在50年代国家钢材匮乏时，开动脑筋，反复实验，发明出一种用竹材替代钢筋建筑楼房的方法，并在房山县的良乡镇推行，取得成功，所盖出的一批“竹筋楼”，至少在70年代初仍被安全使用。
可是恰恰在他发明了以竹筋代钢筋的建房办法不久，就被划为了“右派”，给他改正时已然67岁，身体虚弱，纵使再想为国为民奉献聪明才智，已力不从心，他于1988年去世。
王秋琳平反后在区工商联、区政协发挥了一些作用，虽性格刚强，为人豪爽，但多年的苦难煎熬，使她多种疾病并发，比老伴还早逝四年。
遇罗文、遇罗勉兄弟历尽劫波，前者还曾被判刑入狱，1980年官方为遇罗克公开平反，在报纸上作了宣传，才连带着把他解脱出来。
他们哥俩继承了父亲那种喜欢理工、乐于发明创造的禀性，近年来专心研究“水刀”，已取得可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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