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请允许我自甘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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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1

2018年1月

只有真正听命于内心，尽量“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使自己更加专注于有意义的事情。

刀哥

年届半百，按古人话说，已“知天命”。近年来，常思常想天命何为。虽然仍不清晰、通透，但多少有些体会和发现。新的一年里，我对自己的最大期许，便是自甘退步。

自甘，当然是自己甘心情愿。并非外在要求，并非他人期望，甚至也不是具体事情触动和引发，而是内心日益明确的认同和决定，是真正的“自我授权”：既意味着责任自担，也意味着功过自承。

退步，显然相对“进步”而言。很多年来，这个曾经“老牛拉破车”的国家，似乎迷恋于进步，痴狂于跨越，习惯于高歌猛进，而耻怯于激流勇退。多快好省，大干快上，赶X超X，跑步进入XX社会——置身其间，似乎每个人都患了“进步焦虑症”，“退步惶恐症”。有时做梦，仿佛都踏着“前进，前进，前进，进”的节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早已惯性地认为，不进步就是退步，退步就是落后，落后，就意味着被冷落，被抛弃。

十余年前，读过陈丹青的《退步集》。当时，他刚辞去清华大学教职。而他之所以决绝“辞去”，只因无法继续忍受、也不愿主动适应教育体制——正因如此，在那本书里（包括随后的《退步集续编》），他对教育的诸多功利而僵化的现象，作了痛快淋漓的批评。他所标称的“退步”，既宣示了自己的态度与立场，无疑也是对被奉为圭臬般的既有“进步观”的质疑和审判。

现在看，那不过是书生文人的激愤之语，自说自话而已。时至今日，他所批评的种种，并未有什么明显改观。体制是强悍的，个体总是渺小，卑弱的。在体制面前，个体或少量群体的态度，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庞大的社会，依然以进步和发展之名，强大和粗野之力，绑架和劫持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亦步亦趋，踉跄追随。

温州动车事故后，曾有人发微博吁请：“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但，尽管覆辙在前，血肉淋漓，那“飞奔的脚步”却依然故我，丝毫也未犹豫，片刻也未停留。时代的车轮，依然在不断“飞奔”，而且是以“加速度”的方式，一日数千里。

前几年，“民国教育”曾经很热。掀开历史的积尘，隔着不远的时光，我们居然发现，教育曾经有过那样美好的样子，不免各种“羡慕嫉妒恨”。跟朋友聊到现状和问题，曾有感而发：中国教育，其实并不需要什么进步，而只需要退步，退到民国时候，教育的面目和样态，或许都要好得多。但必须说，“退步”其实比进步更难，更不能指望。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来，再美好的盛世，后来者都只有凭吊、追怀的份儿。

似乎有点远，还是退回来说“退步”——社会和时代，没有退步的可能，甚至没有暂缓的意思，置身其间的个体，该当如何？

不甘随波逐流，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决绝“辞去”，并非谁都能做到，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叫陈丹青，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勇气和能力。但，面对喧嚣扰攘，尽可能安静沉默，不主动卷入，不寻求被裹挟，如屈原所谓“水清濯缨，水浊濯脚”，或如尼采所说，“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或许可以一试——就像高速路上驾车，尽量与前车保持距离，尽量按自己的速度前行，尽量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转圜的空间，我们都能做到。

这些年，受张文质影响较多。虽然川闽遥隔，但“江湖儿女江湖见”，几乎每年，我们都会有很多场合和场次的遇见。每次，都能从他那圆润、明净、恬然的脸上，感觉到他内心的从容、舒泰和圆融。他仿佛挣脱了命运的催逼，摆脱了生活的摧折，甚至能够化戾气为祥和。这或许要归功于他的“自觉边缘化”，如他所说“不与体制完全合体”——体制固然强悍，但至少不必朝思暮想，紧紧跟随，至少可以保持距离，甚至稍稍游离。

就我所知，文质早已深谙教育的症结，明白改变的艰难，但他并不空泛议论，愤世嫉俗，而是一直倡导和实践“生命化教育”，温和而坚定地践行他的“三退主义”，即：退到家庭，退到个人，退到生活——前一阵，和一帮新朋友言及此，新朋友皆欣欣然，但是我说：文质可以退，其他人却还不能。道理很简单，文质至少曾经“进”过，才会“心生退意”。有个成语叫“不知进退”，我的理解，不知进，也就不知退。倘若“进”都没有“进”过，何以知道“退”的方向，何以颖悟“退”的意味？就像子曾经曰过的：未知生，焉知死？

盲目的退，如同盲目的进，都可能让人进退失据，甚至进退无路。

禅门有则公案：襄州鹫岭明远禅师参学长庆禅师时，长庆曾问他：“你来时感觉怎样？”明远赶忙说，那我先退两步。长庆问他：“你怎么无缘无故退两步？”明远不知该怎么回答。长庆说：“如果不退步，怎么知道‘明远’呢？”禅师此话，语带双关：退后，能更明白远方；退后，是为了更好出发。

小时在农村，曾有插秧的经历。插秧兹事，说来简单，但要略有二，一要端直，二要稳当。端直很容易，绷根绳子，靠绳而插。稳当却不易，必须保证泥田平坦，必须以退为进：插一排，退一步，先用手抹平双脚站过、踩过的地方——前进时，脚印总留在身后；要抹掉曾经的脚迹，最好的方式，就是那首禅诗所示：“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显然，这样的“退步”，这样的“向前”，与我们所熟知的意味，有截然的不同，而与文质的“三退”，有着实质的相连和相通，都是以退为进，都是为了再次的出发，为了更好地抵达。

仿照文质的“三退”，2018年，我也将将努力践行自己的“三退”：

一是退到常识。这个时代，有太多主义、思想和理论招摇过世，却稀缺对常识的坚持和坚守。原因有二：第一，对常识，我们常常不识；第二，在常识面前，我们得分不多，甚至失分严重。以教育而言，不断玩改革，不断耍花招，不断搞文字游戏，概念换代，理念升级，看起来热闹热烈，似乎业绩不少，成绩不断，实际呢，业绩往往成为“孽绩”，成绩往往成为“陈迹”，违背教育规律、有悖教育常识的现象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坚持常识的人，却往往窘迫难堪，难以支绌。所以我曾说：“在充满欺骗的社会，说出常识，需要深刻，坚持常识，需要胆略，捍卫常识，需要勇气。”

也许，我还不够深刻，也缺乏足够的胆略和勇气，但新的一年，我期望自己能够更多一些对常识的言说和持守。我将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观察和剖理教育现象，尽可能退到教育的常识和常理。我相信，没有永远的时尚，而只有永远的常识。我甚至觉得，教育不需要那么多狂热和妄想，不需要那么多创新和改革，而只需要回到常识，遵循规律。倘能如此，就算难以改变面貌，但至少可以减少许多反教育、反人性的极端现象。

二是退到常务。所谓常务，即通常事务，正常工作，或者说，是一个教育人的本职和本分。过去很多年，除教研员身份外，我还是“材料机器”。各种层面的材料，文件，方案，意见，总结，讲话稿；粗略估计，不下百万字。描述生存状态时，我曾说自己“在公文里扑腾”。尽管我也说过“能通过公文形式，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渗透进去，通过上传或下达，影响和改变教育的面目，尽管可能微茫，却也是一种功德”，但这些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几乎一无功德，几乎毫无意义。

所以，新的一年，我将彻底退出命题式的公文类写作，坚决拒绝那些应景的、应付的、毫无意义的材料撰写。恰克•帕拉纽克曾说：“我们终究会死。所以我们的人生目标不该是长命百岁，而应该做点自己想做的。”我拒绝那些有我不多、无我不少的事务，只是觉得，世界广阔而个体渺小，年过半百之际，自己精力有限，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有限，只有真正听命于内心，尽量“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使自己更加专注于有意义的事情。

三是退到常态。常态即日常状态，或正常状态。这两年，一直看“老树画画”，觉得他笔下，他画里，有我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切的感受。尤其是“三十年江湖游走，见各等人物，做诸般事情，看明白，也就几碗米饭。五十载人生经验，得多少利益，争什么功名，说到底，不过一握烟云。”这段话，简直说到我的心里。

尽管我知道，这世间不会有真正的“桃花源”或“世外境”，但老树的画，为我们的生活，赋予了某种超脱和超越的可能——我曾说过，很多事，尽管不能完全摆脱，但至少可以适度超脱。新的一年里，我期望自己能够像他那样，“冷眼看看世界，细心嗅嗅梅花”，像他那样，“认真做点事，吃好每顿饭，有空多睡觉，无聊少扯淡”，至少不让自己的生活过分失态，不让自己的工作过分变态。顺其自然，不贪恋，不执念，不强求，至于其他，就像老树说的，“青山在远，秋风欲狂，世间破事，去他个娘”吧。

这样的“三退”，说不上抗争或逃离，也不意味着沮丧和绝望。这样的“退到”，只是内心的自我觉醒，只是想再次“自我授权”——我期望自己能够更专业一些，更有勇气和毅力，去照顾日常的工作，去安顿正常的生活，作真实的自我，而不是附庸或侍从。

这或许会很艰难。但我记得，多年前看《飞越疯人院》电影，一直感叹其中的一个细节：为了看一场棒球赛，因躲避惩罚而进入疯人院的流浪汉麦克默菲曾跟“病友”打赌，扬言要用病房里的花岗石洗脸池砸碎窗户。他使劲去抱，那沉重的池子却纹丝不动，再次用力，依然没能搬动。他只好黯然退下。但是突然，他大声叫起来——

“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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