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9.6%的高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8.52%，成为一个城镇化进程过半的国家。从长时段看，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真正实现了一场伟大的转型，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不仅带来城市的变革，更为根本的是投射到了乡村，均质化的小农已高度分化，长期依赖过密劳动投入的土地密集型农业已转向依赖资本投入的劳动集约型农业，承载乡土社会的村庄呈现分化，维系熟人社会的制度出现锐变。乡村巨变使这个古老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
从乡村变局观中国转型，两个维度是至为关键的：一个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另一个是农民与村庄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乡土中国的“根”，乡村的经济活动基本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展开；第二个维度是乡土中国的“魂”，乡村的基本秩序围绕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展开。在分析结构变革对乡村的影响时，本文重点考察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粘度变化——即任何一个阶段的结构变化，是否真正带来农民与土地及村庄关系的松动，以及这种松动的程度——这意味着农民是否“离土”、能否“出村”构成了“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关键。以此视角来看，中国已经发生的转型是历史性的，且具有不可逆性，即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这一分析背后的意义是，任何基于“乡土中国”或“城市中国”的公共政策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
| “乡土中国”的基本特征 |
《中国乡村》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九州出版社 （2019年6月）
乡土中国的根基是农本立国，农业始终在传统经济中占绝对比重。而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的约束增强，传统农业通过经验技术的累积性改进和制度演化，实现了“长期的自我维持”。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来自土的束缚还造成一种无法从土中挣脱的结构。城市拥有的商业功能主要是基于农村一层层向上集聚而成的中心市场。传统中国的城市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立于农业文明的“城市文明”，依然是乡土中国的组成部分。
传统中国何以养活如此巨量的人口并使帝国秩序得以长期维持？在农业技术仅仅依赖经验，并未发生显著进步的情况下，农业经营制度和土地制度可能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
具体而言，一是“家本位”。尽管学者对“小农经济”的界定莫衷一是，但一个共识是，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一个小农家庭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生产、投资和决策单位。“家本位”既体现于经济活动，也深植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
二是小农经营。随着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小块土地的自耕和租佃成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方式。三是农工互补。在传统的乡村生活中，乡土工业一直作为农业的兼业和补充。家庭手工业使那些土地不足的农家得以靠手工业所得的额外收入生存。
传统农业能够支撑整个帝国食物的供给和人口不断增长，是先进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与土地制度、发达的土地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土地私有产权促进了土地的有效使用与配置。传统中国在土地制度的基础性安排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二是国家正式制度对土地产权的保障。土地的登记与调查具有保障帝国收入的目的，同时也起到了保护产权的效果。
三是耕作权为大的产权结构。在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和家庭作为主要农作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耕作权的保障与实施至关重要。在保障私权的前提下，以“田面权”为中心的地权结构事实上奠定了小农经营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基础。
村庄在乡土中国承担着重要的功能。萧公权曾将之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宗教活动，如修建庙宇，举办各类仪式、庆典等，以解决村庄的部分宗教需求；（2）经济活动，如修建桥梁、道路、渡船、茶亭等基础设施，与水利、灌溉和防洪相关的各类事务，村民共同守望庄稼，以防盗窃或牲畜毁坏的活动，以及防止税吏敲诈勒索而在村内设置的自我保护类措施等；（3）与维护地方秩序与道德相关的活动，包括调解和仲裁地方争端，由士绅与平民共同制定并执行的“乡规”等；（4）地方防卫活动。
村庄制度事实上奠定了乡土社会的一整套规则、价值乃至公私秩序的基础。
首先，村庄在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上的双重性，使其在清晰和稳定的地理或地域界限内形成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且作为独立的文化单元和社会单元而存在。其次，差序格局下的合作困境。村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超越差序格局、解决公私关系与合作的功能。在“家本位”支配的乡土社会中，宗族、家族通常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村庄由作为“非正式的村庄领袖”的乡绅阶层与经由官方程序任命的各类“正式的村庄领袖”共同领导。
再次，礼治秩序与乡村治理。在微观层面的村庄治理中，村庄的两类领袖间存在精妙的关系。“一般说来，非正式领袖比起地位或多或少要依靠政府支持的正式领袖，得到乡邻更多的信任，也受到地方官更礼貌的对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村庄自己的领袖，对公共事务的影响，比经过正式程序产生的头人要来得大”。
《乡土中国》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正如费孝通所言，“人和土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即一种桑梓情谊”；“正是这种人地关系的力量支撑着这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如果将费孝通的观点再向外推一层，或许也正是这种强调循环往复、落土归根的观念，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传统地方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治理形态，因为后者正是以那些由“庙堂”而归隐“故乡”的士绅阶层为核心和枢纽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乡土中国的人与土之间紧密相连又无法从土中挣脱的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植根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中。
| 结构变革下的乡村转型 |
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转型。百余年间，中国先后历经了近代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乡村工业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沿海为主的工业化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在不断扩展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空间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村庄制度发生转型。随着不同代际的农民“离土”、“出村”，不仅村庄功能及其在国家工业化阶段所强化构建的“集体”等制度安排发生蜕变，而且传统村庄的非正式制度也在农民异质化中迈向其现代转型，进入“城乡中国”阶段的村庄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化加剧、衰而未亡与复活并存的格局。
内忧外患之下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被动开始了工业化，上图为洋务运动时期的汉阳铁厂如何评估近代工业化对传统经济与乡村地区的影响，因缺乏系统性的经验证据而难以下定论。西方学者基于近代沿海等区域农作物商品化和部分传统手工业部门的相关研究，倾向于肯定近代商业化与现代工业发展对传统部门和乡村带来了积极影响。与之相对的中国学者则不约而同地强调，在西方冲击与本国工业化发展严重不足的情形下，商业化与工业发展导致了近代中国的乡村陷入更严重的“内卷化”陷阱，乡土社会的分化与不平等加剧、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并威胁政治社会秩序。回溯来看，由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程度都太过有限，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乡土中国不仅没有受到撼动，反而在内外交困中陷入无序。
建国初期的工业化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以实现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总的来看，在国家工业化时期，人民公社体制与户籍制度作为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两项关键制度，结合集体化村庄制度，将农民牢牢“绑缚”于集体土地之上，限制其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剥夺了农民参与工业化的机会。割裂的城乡二元结构也造成中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使得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深陷牺牲乡村、发展城市和工业的困境（周一星、曹广忠，1999）。国家工业化时期虽然有结构转变，但整个中国并未真正摆脱费孝通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它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结构转变阶段，仍然是一个“不松动乡土的结构转变”。
1978年改革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进入乡村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的结构转变得益于改革对乡村经济权利的开放。乡镇企业最重要的意义是使农民得以参与结构转变、参与工业化，不再像前一时期那样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不过，乡村工业化时期的结构转变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本乡本土型”的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并未对人地关系的紧张有实质性缓解。乡村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劳动力有大约1/3到1/2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农业依然面临“过密化”问题。乡村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分业未离土”，即农民在本乡本土搞工业化，没有真正脱离“乡土中国”。而这一阶段的村庄制度更多表现为，在集体力量渐趋弱化与瓦解的情况下，传统村庄制度与规则续存并部分转向复兴。
每至年关及年后便会出现农民工返乡、务工大潮，他们如同候鸟一般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与前一时期的乡村工业化相比，沿海工业化阶段的农民开始真正“离土”、“出村”，城乡之间的大门被撞开。根据农业普查以及历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相关数据，1996~2010年，跨省份流动农民工从2330.9万增加到771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从32.5%提高到50.3%。但是，“农一代”的跨区域流动，不是向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方向发展，而是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两栖人口”或所谓“候鸟式迁移”，使他们季节性往返于东部地区和内地农村之间。
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变，尽管发生了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以及农一代与土地和村庄的特殊关系，高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实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但没有根本改变农民 “依恋于土”，“乡土中国”下农民与土地的黏性在经济上有所变化，但在制度、社会和文化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 “城乡中国”的特征 |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进入我们所称的“城乡中国”阶段。做出这一划分的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
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
近10年来，80、90后出生的“农二代”开始成为进城务工的主力军。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出现一系列显著的代际性变化。
首先是在经济特征上明显体现出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经济的倾向。较之农一代，农二代对工作类型与职业的重视超过单纯的现金收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收入已不再是影响农二代迁移动机的唯一和最重要因素，更多的因素，诸如扩大阅历、积累经验、提高个人素质，学习专业技能，甚至期望工作本身要“有趣”等等，都成为职业选择的参考因素。另外，农二代的职业流动性远高于农一代，维权意识也显著增强。
二是农二代在人力资本积累方式上也表现出与农一代很大的差异。农二代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农一代，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主要在城市完成，他们更多地借助社会关系等资源以及信息化手段寻找工作，更具有人力资本积累的意识，同时获得工作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远高于农一代。
三是与农业经济活动的关系疏远。据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二代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1.7岁，农一代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35.9岁，二者相差14岁；农二代每年平均在外时间为9个月，比农一代（7.9个月）多出1个月时间；在务农经验方面，农二代远远少于农一代，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87.3%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的时间，农一代平均为1.8个月，农二代仅为0.7个月。
一是在迁移模式上，农二代不仅如农一代那样，一如既往地离土出村，而且更多选择跨省份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二是农二代对在城家庭生活的重视以及对加强子女教育、增强社会流动的期望提高。有研究表明，在长三角等地区，改善子女教育是农民工选择家庭迁移的首要动机。三是在城里购房与在乡下建房呈此涨彼落之势。农二代购房意愿也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
四是更重视下一代教育以期增强代际社会流动性。与农一代出外打工挣钱、孩子留守乡村的模式相比，农二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减低家庭分割对孩子教育的伤害。
最后是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普遍对城市价值更为认同。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表明，农二代对城市的融入意愿显著高于农一代，但同时，他们所感知到的不被城市接纳的排斥预期也显著高于农一代。作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批离开村庄的人群，他们的 “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中国日益变为回不去的“故土”——乡村制度、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以“礼治秩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规范都在这一场村庄转型中面临严重的冲击与挑战。
从根本上说，农二代的经济和社会行为表明农民对乡土的观念正在改变。他们与土地、与乡村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将对未来的农业、村庄以及整个乡村现代化走向产生根本影响。他们不再依恋土地，而是更适应和依赖城市经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已发生从经济依赖性下降到土地观念层面的重大转变。
进入21世纪以后，长期依靠高劳动投入提高土地单产的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正在衰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正在兴起。伴随农业的这一历史转型，农作方式、农地权利安排、农地流转市场、农业经营模式、农业功能都在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农作方式的变化。在农业投入结构方面，机械加速替代人力。随着快速非农化与农业用工同工业、商业等非农业用工的竞争加剧，劳动力价格逐年上涨，主要农作物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反映在家庭用工价和雇工工价两方面，都出现迅速增长。加上2004年以后中央政府出台的农机补贴政策等因素，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户家庭基本采取了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机械和资本投入的策略。
其次是土地流转与土地租赁市场发展。土地细碎化长期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农业效率和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因素。随着更活跃的城乡迁移，土地流转成为农业经营者扩展经营规模的重要方式。从农地流转的形式看，以转包和出租为主，其他形式——股份合作、互换和转让也存在。
第三是农户的分化。不同农户在卷入非农经济活动中出现高度分化。近期研究比较了4类农户（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在2003~2012年间的变化趋势，发现：纯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的比例在这一时期都有所下降（分别下降了2.5%和12.39%），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比例则有所上升（分别上升了4.25%和10.36%）。
土地流转和农户分化也带来农户经营规模的差异，而农户经营规模的分化对农业生产绩效也产生一定影响。研究者通过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无论在劳动生产率还是土地生产率方面，纯农业户都高于其他3类农户。这可能说明存在因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农业开始转向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模式。
第四是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近年来，农业经营主体除了作为主体的家庭经营外，也出现了专业合作社、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经营主体，中国的农业经营开始向多元化经营主体的方向发展。
最后，农业本身的功能与形态也发生变化。进入城乡中国阶段以后，农业已经开始从过去功能定位单一的粮食农业拓展到健康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强调农业多功能性、复合型发展的模式。农业的功能变化本质上是城乡互动加深的结果。不同于传统农业，生态农业园以旅游休闲及高科技农业为重心，兼具娱乐与产出等多种功能
进入城乡中国阶段，不仅农民与土地的粘度发生变化，而且农民与村庄的粘度也发生变化。村庄的变革首先表现为数量和空间上。村庄数量的减少，一方面与农作方式变化带来的村落耕作半径变化有关：原来以高劳动投入为主农业形成的村落与土地之间的半径很近，随着农业投入转变为机械投入为主，劳动力投入下降，村庄与耕作土地之间的半径发生变化，村落半径有扩大需求。另一方面，村庄数量的减少与村庄劳动力外流直接相关。绝大多数村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外流现象。人的流动也带本的流动，这种人走资本不回的趋势对于多数村庄所带来的可能将会是进一步的衰落。
城镇化对于不同类型村庄未来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会出现很大分野。在近期的一篇综述中，社会学学者将转型中的村庄归纳为4类典型形态：（1）土地城镇化的“城中村”；（2）就地城镇化的“超级村”；（3）人口外流的“空心村”；（4）治理社区化的“转型村”（任强、陈佳俊，2016）。
在我们看来，类似“城中村”或“超级村”这类村庄，未来基本会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还有一批村庄可能发展成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或者说“驿站”，这些地区也会成为整个城乡中国的人口、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最活跃的区域。多数村庄属于传统农区，这些村庄中的一些已经呈现出复兴的可能性，它们具有一些特征，例如具有很好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能够提供独特、优质、健康的产品；拥有好的带头人；能够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乡村，等等。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很多传统农区的村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处于“衰而未亡”状态，面临破败和消亡的结局。
中国村庄的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作为制度装置的功能。不少研究注意到村庄空心化带来的乡村社会原子化问题，村庄在人村关系变化后，集体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也有研究提出，通过鼓励村庄精英成为集体合作的领导者，遵循公平原则制定可行的激励、惩罚和监督措施，村庄仍有可能通过合作完成村庄的公共品提供。当然，从基本态势看，尽管许多乡村的“衰”无法阻挡，但这一凝聚农民关系的基本制度装置也不会迅速“亡”，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
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基本外出务工，仅剩老人留守村庄，甚至出现人走村空的现象
最后，在城乡中国格局下，乡村的公私秩序会面临重构。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在不少村庄，不仅是人走带来的空心化，实际上“公”的部分本身也被抽空，结果带来的是大量村庄以私侵公或以公肥私等现象。另外，人口流动是否会将城市社会基于陌生人规则的人际关系模式带回乡村，或者是否会生成新的规则和公私秩序，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都可能意味着传统乡土中国那种以人情维系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等为统合规则的乡村社会将面临不可逆的重大变化，村庄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规则必将发生重大变迁。目前进行的未来村庄能否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党支部、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三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置；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体系如何构建等，都是未来村庄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过半，长期困扰转型的城乡关系也出现改变，一些新的特征已经显现，且在城乡中国阶段越来越明显。
一是城镇化模式从单向城镇化转向城乡互动。近年来，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配置与互动在增强。要素流动和互动活跃，人口在城乡之间对流，资本在城市寻求获利的同时资本下乡加快，土地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和资本化加快，将成为城乡中国的基本特征。而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是消除城乡之间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城乡分工的进一步明确与合理化。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强，大城市、城镇与乡村的分工更加明确，发展各自比较优势的时期到来。在城乡中国阶段，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从快速的外延扩展转向内涵增长与质量提升，大城市因为其集聚、效率、创新、知识、产业、就业的优势，成为城乡人口就业和创造收入机会的场所，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圈或城市带；乡村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部分乡村将在城乡互动中复活与振兴；在城乡之间，将有部分县或镇承担城市产业转移等功能，并发展成为城乡之间的驿站或过渡地带。三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融共生。直到现在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只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存在谁优谁劣，而是相互需要、互为补充的关系。在城乡中国阶段，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与呼应是基本特征，实现两种文明的共通发展不仅是为了乡村，也是为了城市。
对于分化和加速变革的乡村，一方面要看到，当前乡村如此大面积的、急速的衰败，根源于中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使得乡村没有足够的发展权利，毕竟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演变，绝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作为代价的。因此，面对大部分乡村衰而未亡的状态，应该通过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降低乡村“衰”的程度。另一方面，村庄需要适度的集聚。由于农业发展方式变化带来的耕作半径变化，使原来以自然村落为主的村庄面临公共服务成本的提高，公共服务可以通过适度拉大半径，从原来以自然村落为半径的村落，转向未来适度拉大半径的村庄的集聚。对于村落居民而言，这意味着仅仅是离开自然村落，但未离开原有村庄，也不会因此感到陌生。
最后，对于在城乡互动与融合的过程中，借助于历史文化资源、地方特色产品与工艺，以及实现未来农业现代化的村庄，是可以复兴的。当然，乡村与城市的互动与融合也必然意味着乡村要对城里人适度开放。
| 历史教训与公共政策含义 |
经过近百年的转型与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构变革，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一方面，中国的农民高度分化，不同类型的农民与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业在告别过密化的同时也在多功能化。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结构形态已经告别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另一方面，城镇化从 单向转向城乡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活跃。城乡之间的分工与互联互通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城乡两个文明彼此需要与共生共荣。这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构成城乡中国的基本特征，与作为成熟形态的城市中国相比，呈现出了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城乡中国将成为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阶段。城乡一体化并非扩展城市消灭乡村，而是城乡共荣，平等发展
在城乡中国阶段，首先要矫正单纯城镇化导向的公共政策。单向城镇化的结果不仅导致大量的城市病，而且导致乡村问题加剧。城乡中国阶段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
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二元体制的存在使中国在转向城市中国的过程中扭曲更大。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因此，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说明：本文原载于《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作者刘守英、王一鸽。东亚评论转载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篇幅原因存在部分删减，详见原载。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