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林兴 | 我所知道的莫干山会议【“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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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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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莫干山会议

朱林兴 | 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兼任市府决策咨询专家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朱林兴教授回忆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文章。这次会议，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思想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人之本

陶友之教授说：“写文章或写书有三种人：一种是为义而写，是为了表明自己信念、理想、志愿…为了传播知识或教育人而写；第二种人为义利而写，一手为义，一手为利，义利并重；第三种人是为利而写，不管写什么，都是为利，利字当头，不惜出卖人格、良心（求索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身历其间，积极践行，努力研究、探索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少不了把学习或研究所得形成文字，先后出版多部专著，发表文章上百篇。然而能列为曲水流觞，千古传唱的文字，几乎没有。如果按陶老师给出的标准，我可以不无惭愧地说，我算不上是纯粹的第一种人，但绝不是第三种人，而对这种人，我历来是深恶痛疾的。我曾经说过：“合格的经济学者除了具备较深厚的经济理论底蕴外，还应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理论批评精神，凡事当前，社会责任第一，德行、名声为先；对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应明辩是非，激浊扬清，坚持真理；绝不为一已私利，出卖学者的良心和人格（强化经济学者的社会责任.解放日报.2005.12.8）。”作为学者在改革开放中，任何情况下都应重德行，轻势利，避浮躁，始终不忘社会责任。“凡出言，信为先”，这是为人的底线，也是学者为人之本，我把它作为座右铭，努力实践之。

改革开放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当时是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工厂，1981年回到了母校财经研究所。考虑到比较熟悉企业情况，故我把企业性公司作为研究方向，按照出专著的要求，理清了研究思路、重点，确定了研究提纲，在很短时间内就写成和发表了5篇论文，朝着出专著的目标稳步前进。

当时有句口号曰：“若要富，先铺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交通运输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的情况，学习引进国际先进交通运输管理理论和经验，1982年9月10日至10月30日，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和上海国际管理学院于上海财大联合举办《交通运输项目培训班》。学校领导原打算安排另一位老师参加学习，后临时改变由我参加。就我而言，参加这个学习班确是学习新知的好机会，但会中断和延缓我原来的研究进程，所以有些进退为难。“舍小我，服从大我，共产党员首先应服从改革开放的需要。”校领导的几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便愉快地去参加培训班。给我们授课的大多是世界银行聘用的高级技术经济专家，是世行派往资本受援国的首席代表，一般学涵渊博，经验丰富，讲解的都是亲历过的投资项目，听后颇觉新鲜有用。有两点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关于现代投资项目的评估理论和技术。它有别于我国传统的评估理论和方法，其显著特点是，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政治、经济（宏观）、财务（微观）、生态环境和技术的多角度上研究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实践证明，这是一种科学而实用的技术方法。遗憾的是，我们在引进应用它时大打折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期出现的盲目建设，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严重相对立局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浮躁而有悖于这套技术办法。由此给人的启迪是，浮躁势利是引进、消化、吸收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大敌。

二是，加深了对计量经济学和模型的辩证认识。斯时，我对计量经济理论颇感新鲜，觉得很有用，有利于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问题，但对有人把它捧上天似觉不妥，然又说不清楚。一位授课的德专家（研究系统理论和技术）的课为我解了惑，他结合实际论证了这一技术的双重性。他说：“这种技术从宏观层面上来说非常有用，但也不是万能的，参数越多，精确性越差，所以需要其它技术弥补”。

为尽快引进、推广运用现代运输项目评估理论和技术，领导决定编写出版《交通运输项目经济评估》一书，编写组由上海交通运输局尚汉信先生和我任组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书稿，交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5年2月出版。

改革需要理论，理论在改革中得到验证、丰富和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和发挥城市经济作用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城市改革和经济发展迫切呼唤城市经济理论。1983年初，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先生要求上海财经大学尽快组织编写城市经济学教材，为本科生和市级经济管理干部培训班讲解城市经济学知识。为此，学校决定由财经研究所组建城市经济研究室，不久任命我为研究室主任，目标是两年内完成上述任务。

我们知道，城市具有聚集和开放性特点。所谓聚集，即是人口聚集、百业集聚；所谓开放，即是城市与外界具有天然的联系，是点和面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和理论兼蓄的学科，既不同于应用经济学，又不同于纯理论经济学。城市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城市经济学却很年轻。1965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尔伯.汤姆森编写的《城市经济学导论》正式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而我国则对城市经济理论的研究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要创立的城市经济学和西方城市经济学有共性，但又不可能完全相同。对它的理论基础，理论起始点、学科边界，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其它相关学科是什么关系，目前我国城市经济主要问题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当时都是一头雾水。而又必须搞清楚，它是建立城市经济学的基础和前提。

我室有七八个人，除了我和另一位老同志外，都是刚从高校毕业的年轻人，有两名还不是学经济专业的。任务艰巨和研究力量薄弱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我深感任务吃紧，担子重。洗星海说：“困难和挫折也许是有好处的，这是一种锻炼。这是继续推动我前进的动力。”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的叶孝理先生和金慰祖先生鼓励我们要大胆干，给予我有力支持。领导的支持一扫我畏难情绪。我们从三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走出去。向城市经济研究起步早的省市和兄弟院校取经学习，我带着两位年轻同志先后走访了东北财大，沈阳市经济研究中心，天津南开大学，太原城市科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城市所和北京城市研究所等单位，都得到了热情接待，他们毫无保留地传经送宝。这对于我们理清头绪，廓清思路，少走弯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积极参加各种城市经济问题研讨会，积极利用有关研讨会机会，在和市长们的交流、沟通和互动中摸清市长们在想什么，干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经济理论。同时利用图书资料，摸清我国存在的现实城市经济问题，从中分析研究城市经济活动规律。

2005年参加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组织的全球化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

三是发挥老专家作用。研究所里有几位建国前留洋的老先生，他们外文好，比较熟悉西方经济理论。我们就拜他们为师，并请他们翻译提供西方最新城市经济理论和研究成果。

人心齐，泰山移。在校所领导的支持和全室同仁的努力下，我们终于如期完成了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教材的任务。1986年上半年起正式为本校经济学专业学生和市级机关经济管理干部进修班开设城市经济学讲座，获得了好评。1986年6月，此书正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属国内首本城市经济学专著。该书由汪道涵市长题写书名，倪天增副市长作序。1992年该书获得全国城市经济学专著奖（由汪道涵先生任会长的中国城市经济学学会组织评选），全国评出三本，获奖单位是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的出版，为学校增了光。当然，此书不是我一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包括各地有关同行的无私贡献。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东北财经大学的饶会林教授，太原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坤石先生，他们是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最先起步者，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我室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如此顺利。遥祝饶、陈两位兄长在天堂快乐幸福！

莫干山会议长见识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开启的改革进入了城市，改革出现了歧见。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工业信息报》《商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的《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研讨会》于1984年9月3日一10日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经严格筛选从1300篇论文中选出120名论文作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后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王岐山、马凯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上报的8个报告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成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智力支持。“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集体发声”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步伐，这次会议被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开创性事件”。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发了一则关于征集论文举办莫干山会议的消息。当时我正在研究企业性公司问题，看到这个消息后，觉得这是个开拓视野，提升学术水平的机会，便立即把论文《关于企业性公司的几个问题》寄至大会筹备处，不久我就收到了与会通知。代表们大都来自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业等。上海代表有，华东师大的金润圭、陈伟恕、原财政局的黄汉江（现为上海立信金融会计学院）、上海大学的岑济民和《世界经济导报》的朱杏清等。

会议按专题把代表们分成七个组，包括理论组、价格组、企业组、金融组、沿海城市组、对外开放组、农业组等。我被分在企业组。代表分散在各别墅住地。

3日上午九时的开幕式在荫山街大教堂举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原省委副书记崔健、中宣部理论局贾春风，中组部青年局阎淮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经济学周报》总编王瑞荪主持，浙江省省长薛驹致欢迎词。他说：“这次会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标志着中青年学者在政治上理论上已经成熟。”下午由国家体改委徐景安作类似大会主题发言，他报告的要点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思路是以国企自负盈亏为中心，是以计划体制改革和价格体制改革为两翼逐步展开。后来会议重点转移到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上。

七天会议大部分时间是分组讨论。各组讨论重点如下：①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同所有制的融合问题等；②价格组：价格改革目标，价格改革几种思路及其利弊、条件等；③企业组：企业改革方向，企业与政府关系，改革途径，配套措施等；④沿海城市组：率先发展与带动内地之间关系，对外开放目标选择，方案，投资环境改善等；⑤金融组：汇率政策如何吸引外资，沿海优惠汇率问题，中央银行与地方银行分权限问题；⑥农业组：粮食体制改革，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⑦对外开放组：目标，如何实现宏观调控和独立经营统一，提高国家实力，同时从开放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开放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开放条件和环境改善问题等。

这次会议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会风纯正，争鸣气氛浓烈。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项改革亘古未有，是项全新课题。会议组织者开宗明义地要求与会代表解放思想，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古，不唯洋，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我当时四十多岁，大多数代表在二三十岁左右，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家都能畅开思想，各舒己见，展开争论。因为这里没有领导，没有专家权威，都是代表，一律平等。当时，发明了一个“头脑风暴法”。把要讨论问题分成若干要点，事先让大家准备。到小组讨论时，大家按问题要点，逐个切入，相互刺激，相互补充，相互推动，你提几点，他补充两条，我谈不同看法纠正，这样，一个个改革难点被攻克，一条条科学完整的改革思路被形成。还有一个方法曰“小组挂牌讨论”，一人主讲，欢迎其它组人员参加，提出意见。如6日下午价格组挂牌讨论价格改革思路，由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主讲，双轨价改方案主要是由他提出，其它代表争鸣、补充而成的。初秋的莫干山，已是寒意乍起，晚间睡觉尚需盖被，然激烈争论让满屋暖意浓浓。

会议经过一周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于10日下午闭幕。《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作总结发言，她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是：开出了青年人的精神；提出了一些可供中央决策参考的重要成果；提出了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

这天晚上，为庆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偕中秋佳节，会议举办方为代表加餐，品尝月饼。代表们普遍很高兴，为一周辛苦得到了最好补偿而深深感谢举办方。第二天，会议主办方组组织大家观钱塘江潮。这天，潮水汹涌，由远及近，后浪推前浪。代表们心潮澎湃，联想浮翩，期待着中国改革尤如潮水一样排除阻力、奔腾向前。

下面是一些与这次会议有关的几个问题：

1.关于“民办官助”的问题。外界对此会一度神秘兮兮，有人问为何如此重要的会议由民间发起？我们上山后也多次听到主办方称这次会议是“民办官助”。昔时听了，也没有深究。这里涉及会议背景问题。当时改革阻力很大，主要来自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和意识形态原因，党内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批判，整个改革举步维艰。稍有不慎，就会踩雷。改革需要谋士，良策自在民间。会议之所以决定由民间发起，经浙江省委政府支持安排在莫干山举行，其因就是出于对当时政治生态上的考虑，同时考虑仅靠民间力量办不了这样的事，须民办官助，唯有这样，开会才有合法身份、地方和物质保证。这里插个花絮。记得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代表所在单位对他与会采取“三不”态度（不支持、不给假期、不给经费），他最终通过艰苦努力才到达会场。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会议的性质，折射出从上到下存在的严重改革阻力。

2.关于会议地址问题。一百多号代表参加的会议为何上山召开？山上环境清静，空气新鲜，负离子充足，宜于研究问题出良策，这是原因之一，而主要原因是与背景有关系。这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开了一个《世界新技术和中国改革研讨会》，由温元凯等发起，安徽风阳县委书记翁永羲，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开得活泼生动，然锋芒毕露，遭到了来自高层的严厉批评，甚要严查。开这类改革会议有风险，非常显眼，为避免风险，务必低调行事。这就是会议上山开的根本原因。

3.关于莫干山会议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为何这次会议评价如此高，其因主要有：一是，这次会议从理论上讲清了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改革阻力主要是来自改革理论滞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界限不清。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据说，国务院领导人在莫干山会议前，讲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只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只强调搞活，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此后就改变了说法。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发展商品经济。此次会议成果被中央采纳的还有：①价格改革实行调放结合，最终放开，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建议；②农村粮食供销政策和产业结构改革建议写入了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③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自负盈亏的建议，后来才导致成立国资委，国资委委托经营者独立经营；④改革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建议；⑤沿海开放带，中心城市多功能，金融体制改革等建议在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中都有不同程度地体现。二是这次会议开了个“重视中青年经济人才”的好头。会议之后，一些代表进入了政府决策层或智囊团，大批中青年人才纷纷被政府聘用，从中央至地方纷纷建立经济研究机构，等等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

4.关于会议信息迅速上递的问题。在会议闭幕会式上冯兰瑞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其实不只是她个人的看法，更是反映了中央高层的意见。会议期间国务委员张劲夫坐镇杭州（他不上山主要出于政治考虑），加上浙江省委，国家体改委等几条线均直达天听，所以中央高层随时可了解会议情况。会议期间，张劲夫几次召见组织者和部分代表座谈。我组一位代表也参加了一次小型座谈会。这种座谈会用张劲夫的话来说，是“两代人对话”。正是这种对话通过官方和学者的互动，鼓舞了与会代表，使这次会议开得有声有色，会议成果迅速转化成高层决策。

5.关于会议名称问题。当时，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青年人才，他们改革热情高，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容易吸收外来先进理念，如中国社科院的黄江南，经济学周报的张钢，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仁等。会议就是由他们这几个所谓的“四君子”最先倡导和筹备的。那天开幕式上王瑞荪对这点表达得很清楚：“改革活力在中青年，改革动力在中青年，改革希望在中青年学者。”他还说：最初会议定名为“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家研讨会”，后来从有利于中青年学者成长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现在这个提法好。后来，张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次会议冠以“中青年”是一次晚上翻身时屁股碰墙才想到的。

就我个人而言，收获也不少，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结识了不少学界朋友，如天津社科院工经所所长孙鸿武教授，重庆社科院工经所长陈永忠教授等，这对于沟通信息，学术上切磋提升，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后来，我曾亲自成功地组织过几次大型全国性学术会议（不以赢利为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得益于莫干山会议。

时间如白驹过隙。莫干山会议已过去三十多年，但由于它是我人生中值得记载的一笔，故久久难以忘杯。现吟拙诗纪念之：

莫干山峰草木青，百名书生图革新；

 八个报告①响春雷，双轨价改显雏形。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学者职责

我国曾发生两次圈地运动。一次是1992年前后，一次是2000年前后。就好的方面来看，这两次圈地运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在改革开放中财力不足的问题，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但负面效应是官商结合，“空麻袋背米”，严重地侵犯了农民的权益，破坏了生态环境。按我国宪法规定，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是有严格征用程序的。但是，我国圈地运动，尤其第一次圈地运动，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谁看中了某块地，不需要农民同意，也不需要付钱，只要得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认同，那块地就属于他的。活像当年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马蹄所到之处，土地主人便换上了骑马者。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圈地，这要看与地方政府关系，看官位、权势。当时，我的一位朋友掌握圈地大权。有人劝我向他“要个10亩地，就发了，够下半世过神仙生活”。据了解，我国现有的亿万富翁5成以上是靠炒地炒房生成的。

面对丰厚的利益，我不为所动，出于一个经济学者的责任，或出于农民子弟的敏感性，深感经济要发展而如此征地不可取。于是，我通过学习宪法，学习马克思著作，基本搞清这个问题。造成乱征滥用农地，损害农民权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集体土地制度存在缺陷，所有者主体不清；地方政府权限偏大，“秃子打伞无法无天”，黑箱操作；农民缺乏话语权、参与权，等。有的放矢，奋笔疾书。在这十年中，我就规范征地制度，保护社会转型中农民利益，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苦于研磨，勤于笔耕，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社会反应甚好，有8篇文章为多家权威文摘刊物转载，有6篇被编发内参上报。有一篇《维护城市化进城中农民权益》（经济参考报.2000.1.12）被收入《观点中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100名专家的前沿观点》（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6）。

乱征滥用耕地的严重结果，除了大肆剥夺侵害农民权益的同时，原先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日趋恶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发展后治理”成了各地流行的指导思想，原先洁净的江水、空气、土地变得有毒。我们正在重蹈曾经被我们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老路。生态环境恶化是个渐进过程，初常常不为人重视，尤其是缺钱之时。作为学者有责任未雨绸缪，揭示问题的严重性，为政府建言献策。我经常应邀参加由各地政府召开的研讨会，利用这个机会向市长们大力宣传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生态环境建设道理。一些市长无奈地说，"理不错，但现在没有钱抓生态建设”。为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就注重研究生态经济理论。1987年起连续在报刊上发表这类研究成果，比较有影响的是《略论生态经济平衡》一文（探索与争鸣.1989.4）。此文后由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11.30）摘引，接着被选入《奔向21世纪中国城市》（山西出版社.1992.8）。这篇文章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不久出版了专著《城市生态经济学》。虽然，我对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客观原因上没有坚持下去。

威廉.配第说得好：“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话长期来不为人看重，唯在改革开放的年它才光茫四射，土地才成为一些部门，一些人发财致富的源泉，他们无时不刻地盯着土地，从现有体制、政策中寻找漏洞，寻找发财的机会。中央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有严格限定：不得改变农地使用方向和农民自愿的原则。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简化土地审批程序，降低征地成本，故意正经歪念，利用土地流转政策，强行低价租入农田，高价出租，或用于工业，或用于开发房地产。农民怨声载道。作为学者有责任反映农民心声。2002年4月我写了一篇《农民集体土地要依法流转》的文章，由时任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的周智強采用，发表后收到了多封来自上海郊区和外省农民来信，反映中央土地流转政策被扭曲致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我通过对本市郊区×镇x村的调查，写成文章，由文汇报史煦光先生编发内参上报，迅即得到了当时几位市委、市府主要领导人批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编发内参上报中央。市计委领导人找我约谈，听取意见，市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从而及时制止了农地非法流转的现像，使失地农民权益得到了合理补偿或维护。

守住学者底线

市场经济是关系社会、利益社会。维护了一方利益，就会损害另一方利益。一方欢喜，一方烦恼；一方见你笑，一方见你恨，甚至给你颜色看。这不谛是一种考验，是名利以至安全的考验。要讲真话，要维护农民利益，就必须有接受这种考验的思想准备。有一次，我根据一封农民来信去一个地方调查闲置地问题。当地一些人企图对我干扰，以至动粗。好在有人知道我当时还兼任市府决策咨询专家，有个护身符，投鼠忌器，这些人才不敢轻举妄动。一些商人，利益集团总是希望经济学者成为其代言人，为其出谋献策。我曾经是多家学会（含全国性）的理事和学术委员。开始几年，我经常被邀请参加有关学会、企业举办的土地问题、房价问题的研讨会、课题鉴定会，由于我的发言往往站在失地农民立场上，或站在购房者立场上，而不合所谓会议主办者胃口，因而得不到欢迎，久而久之被打入另类，会议的邀请信也日渐减少。市场经济社会就是这样的现实、势利。而这种现实和势利正在渗透到学术领域，侵蚀学者队伍，破坏正常人际关系，败坏正常学术生态。而今教授社会颜值每况愈下，学术会议很少能见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等等就是明证。

杜润生、于光远，江泽蕙等部级干部就坐前排，中间坐的是布赫副委员长

有朋友曾经几次调侃我：“讲讲是经济学教授、房地产专家，某某有十多套房子，而你一套都没有，真呆！"我一笑了之。我不是不懂炒房赚钱的道理，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曾经有开发商要按成本价卖给我房子，要几套，给几套。但是，我不想赚这个钱。我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在报刊发文强调城市住房的功能是居住（这个观点我是最早提出的学者之一），大力抨击房价虚高和炒房风，批评一些房地产学者不该在为房地产热煽风点火中发炒房财。如果，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那岂不有悖为人之道，有失学者之本。古人云：“人只一念贪私，便销钢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此乃至理名言。所以，尽管有时为丰厚的炒房利润而动心，但一想到学者的底线，一想到言而有信，一想到古人的警钟，就气定神闲，悠然自得，坚持不炒房。我虽"呆”，少赚了钱，但呆得值得，因为我终究守住了学者的底线。

放牛娃不改初心

我写了篇小散文《童年“饭牛”记》（社会科学报.2017.11.2），回忆童年放牛的情况。有家网站转载时，加了个副标题：从牛背上走来的教授。一位朋友对我说：“写这类文章有失你的身架，亏那个编辑想得出还加了这个副标题！”我对他说，兄言差矣！孔夫子当年洗过碗，割过草；朱元璋，成吉思汗也放过牛。何况，我一介凡人！出身不能选择，家穷不是丑事，更不是坏事，没有见不得人的。恰恰相反，它是砺志砥行、防病健身的动力和源泉。忘记过去意味去根丢魂，数典忘祖。所以，我认为这个标题加得好。它真实地展现了我的成长经历，促使我不忘当年，牢记初心。我生在农家，长在农家，幼时放过牛，割过草，干过各种农活，和农民具有割不断、斩不尽的亲密血肉联系。虽然上世纪1992年当上了教授，但一如既往保留着童年的天真、纯朴和真实，充满对农民的深情厚意，天然保持着维护农民利益的敏感性。正是凭藉这种敏感性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使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站稳脚跟，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鼓与呼，不惜摒弃私心杂念和个人利益。

注：①指提交中央的八个研究报告，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被中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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