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山东高密，回到750万幅春联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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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占地300亩，仅有170多户家庭的村落，产出了中国市场50%的春联。
作者 | 李萌嫡
编辑 | 张一童
设计 | 张鹏飞
这是「三声」报道的第52篇新商业地理
在山东高密，中国式的乡村奇景不仅仅发生在莫言的书里。
距离高密市区18公里的东李村被中国楹联学会评为“中国楹联基地”。这个占地仅300亩，共有170多户人家的村子产出了中国市场50%的春联。在东李村，超过100户人家从事刷红纸印春联生意，每年，有750万副对联在东李村印刷生产，并销往全国。
这种基于工种的生产聚集在明清时代便已经初现雏形，并在数百年的发展中被不断强化。在这个全国知名的“春联村”，你可以感受到尚未消散的以家族和宗族链接并传承的生产关系。在春联这个具有独特意味和仪式感的产品上，这种传统感和村落属性显现出更为独特的民族隐喻。
与此同时，传统产业的时代改变同样值得关注。这不仅仅包括由手工到机械的生产方式的变更，还包含着一代年轻人重回家乡后的创业梦想，新乡镇的改造野望和互联网赐予的新机会。在这层意义上，东李村的故事可能正发生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每一个村庄里。
农历2018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周二，乘着南下的高铁，我来到了这里。
“没有春联，年味就淡了”
我的第一站是位于高密市区的永安路。这里是高密最大的春联批发市场，大多是集印刷和批发零售一体的商户，数量众多的工厂老板和批发商在这里聚集周转，包括东李村在内，本地生产的春联大部分是通过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街道两侧一家家经营年画、对联的店铺鳞次栉比。此时此刻，商户们在这条宽阔的街道上摆满了红纸春联、年画、泥塑等承载春节气息的产品，前来选购的市民熙熙攘攘，处处洋溢着喜乐的氛围和浓浓的年味。
每年腊月十五，春联的销售就开始了，此后一直持续到年根。商户赵大哥告诉《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最好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额就可以达到两万多。
迎着人流继续往前，我挤进整条街唯一的手写春联摊位。
从选纸、布局到用墨、书写，70多岁的摊主有着自己的一套工序和标准。比如，写之前要精心合算裁纸，避免浪费；下笔要先谋划布局，留出“天地”和字距；选取内容不仅要考虑表意，还要从对仗、韵脚上去“抠字眼”。
手写春联的摊主
老人的摊位周围挤满了等待购买的顾客，临近春节，越来越多人来到这里选购春联。
“门上的春联是最具年味的风景，如果没有点墨香，年味就淡了。”两位顾客一边排队一边讨论。
作为春节的传统习俗之一，贴春联是少数覆盖了中国全境，毫无争议的固定年俗之一，并已经流传了数千年。
在《山海经》记载的传说中，所有的鬼魂都被关在一棵能覆盖千里的桃树下。鬼域的大门口有两个让所有鬼魂惧怕的执法者，叫神荼和郁垒。凡间的人为了不让小鬼进了自巳家门，就用桃木刻上神荼和郁垒的画像挂在自已的家门口。
神荼和郁垒的桃木画像
一千多年前，后蜀主孟昶革旧鼎新，在原本只是写神仙名字或画神仙像的桃符上，创新性地写下了对仗工整、寓意吉祥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在此之后，以红纸墨字为主的春联形式被保留至今，并在数千年的文化演变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含义。
“小时候，都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来写春联。”我身边的阿姨回忆道。在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里，借由写春联等习俗，长幼关系和宗族传统曾经以村落为单位世代流传。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下，曾经被赋予在春联上的传统意义正在被不断简化，它代表着辞旧迎新和美好祝福，却不用再承担更为沉重的家族传承。
“很多孩子可能都不知道春联是要用毛笔写的。”一位顾客感叹道，在她的手边，各色不同式样印刷精美的春联和福字等待着挑选。
这些春联都来自距离市区18公里外的东李村，这个仅有170户人口的村子从明清时期起就有着刷红纸印制春联的传统，如今，中国市场50%的春联都在这里印刷生产。
当春联变成了贩售的产品而不再“传统”，但在印刷春联的东李村，你依然还能看见独属于中国的乡村故事。
春联村的过去和现在
六年前，王刚回到了东李村。
2013年大学毕业后，出于对春联文化的热爱和打响春联品牌的梦想，王刚回到东李村，继承了父亲的春联印刷生意。
子承父业的故事在东李村由来已久。东李村刷红纸、印对联的生意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尤其在明朝时期，纸张的制造工艺进一步改进，东李村就地取材制造红纸，成为当时红纸的主要产地。由此，往后的200百多年里，东李村的春联生意逐渐铺开。
夏庄镇文化站前厅
其中，气候是东李村春联生意得以聚集和传承的重要因素。由于高密地处中纬度，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在这种四季分明、空气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春联更易保色存储。
最初，技术作为核心以血缘为链条成为传承的关键。尽管明确的亲属关系已经无可查询，但在东李村，大部分的村民都姓李，像这样以依据姓氏而聚集的村子在周围还很多。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机械逐渐取代手工，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现在，东李村的大多数春联作坊都使用半手工的丝网印刷机，部分工厂还引入了机械印刷技术。
但家庭式的生产关系得到了保留。东李村不少村民家都是前店后厂的家庭小作坊模式。一台机器，一个小作坊，就可以批量生产出精美的对联，成为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一种方式。
村民李兆强的对联加工作坊还在紧急赶制一批货，夫妇两人和亲友们组成的“工人团队”正在忙着用丝网印刷机印刷春联，屋里屋外到处是一摞摞红彤彤的“福”字和对联。
这种以家族为纽带链接的生产关系在中国数千年的小农经济中延续已久，并在基础上产生了地域和血缘为依托的宗族文化，在这个以具有特殊仪式感的春联为主要产品的村庄里，这种关系的存在显示出不一般的民族隐喻。
但重新回到故土的年轻人们正试图打破这一切。
王刚没有选择继承父亲的作坊，而是在东李村的工业园区重新开设了工厂。
王刚的工厂引进了机械化印刷技术。整个工厂现在有30多个工人，每个工人都可以独立操作一条生产线，年产量达到六七百吨，年交易额超过1000万元，净利润达到了20%。今年，王刚还将扩建5000平的二期工厂进一步扩大产能。
与此同时，王刚的公司上德文化也成为当地唯一一家定位文化产业的春联公司。
按照王刚的长远计划，他要把春联打造成高密专属的文化符号，“明年开始，三年内我要达到全国第一或者前几名，打造自己的春联品牌。”
打造“新符号”
王刚的想法和当地政府不谋而合。
事实上，尽管产出全中国近一半的春联，但在高密的GDP总量中，春联占比还不到千分之一。
但对于高密政府而言，在经济效益之外，具有文化传统和天然聚集的春联可能有着更高的文化价值。近几年，借由莫言的影响力，高密的“红高粱”逐步“文化”起来，升华为高密的一种象征，成为一种符号乃至一种品牌和流派。此后，高密政府整合红高粱文化资源，搭建红高粱影视基地，打响了红高粱主题文化品牌。
而与高密剪纸等传统手工艺有着天然链接的春联将会成为下一个文化重点。
以此为核心，一场由政府主导的改造正在进行，整合对象是当地过于分散且信息隔离的春联产业。2018年，东李村已经完成了50%产业资源整合，原来是80多家的散户整合后仅剩40多户。
除此之外，按照政府提出的“楹联小镇”建设思路，不仅仅是东李村，包括刚刚建立起的楹联文化产业一条街、中国春联博物馆等春联村外围建筑，都将被纳入规划范围，未来被当作楹联小镇的一部分。
对于王刚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春联产品更快在全国打出名气，产生品牌效应。
这并不容易，春联的使用场景有限，顾客往往购买目的明确且很难形成持续购买习惯，生产销售模式分散。与此同时，在内容形式上也很难有突破性的创新，因为缺乏辨识度。
王刚希望首先在制作工艺和产品质量上划定标准。在制作工艺上，不仅有烫金、镂空、绒面、镭射等等效果，书体色彩也愈来愈精美多样，尽管生意繁忙，但王刚还是时长来到批发市场挑选市面上的最新产品，以更快更新自己的产品体系。而东李村春联防水防褪色的特点也成为重要门槛之一。
与此同时，王刚试图通过深挖文化底蕴为产品赋能，树立品牌价值。“虽然这些春联不是手写出来的，但底稿也重金聘请书法家书写，从中精挑细选再印制的。”王刚表示，这是最接近传统的春联的形式之一。
新样式的“福”字产品
这其中也包括与高密当地传统手工艺的结合。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春联附属产品“福”字结合了“高密三绝”之一的剪纸。许多商户表示，剪纸“福”字要比春联的销量更好。能占据春节产品销售额的50%，甚至更多。
互联网为春联的品牌化提供了更多可能。
2018年春节前，百度AI就曾与央视网联合推出了一个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春联”系统。用户可以通过百度搜索“智能春联”进入系统，输入关键词就能得到一副寓意美好、对仗工整的春联，还能生成带有自己姓名的专属春联卡片。
2018年下半年，上德文化与北京吉人创客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合作协议，基于“联对联-互联网定制春联互动平台”文创平台，发挥各自优势对春联文化进行创新升级。
据吉人创客创始人王同筱介绍，吉人与上德将借助AI人工智能、互联网科技和印刷新技术，结合姓氏、书法等国粹文化，为“春联”体系注入新的血液。从书法、内容、花样等多方面为多场景客户提个性化定制营销服务。
为了更快地拓展市场和找寻新的机会，王刚频繁地出差。在我们接触的短短一周时间里，他辗转于石家庄、天津、枣庄、高密等多个城市寻找新商机。
结束这次探访后，王刚和我坐上了同一班高铁，临近年关，他急于去天津谈成一笔新生意。此时我还不知道，与高密相距180多公里的淄博，我家门上新贴上的春联就产自王刚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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