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英雄的荫蔽之下被同情的苦情故事，而是在善意的浇灌之下，努力生长，成为更好个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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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5年，接受了善意帮助的小媛丽一家人，在今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近期，一则综艺节目《极限挑战》的视频片段引发了争议。视频截取了黄渤、黄磊一行人来到农村，帮助那里的孩子完成心愿的故事。其中，节目嘉宾黄渤和农村女孩小媛丽结缘，为小媛丽准备了生日礼物，鼓励小媛丽走向更加广大的世界。
然而，一个温情的故事，其背后的所谓“阴影”和隐情却成为了争议的焦点。“就因为这个原因，黄渤决定放弃资助贫困的女孩……”“奶奶的一巴掌，葬送了贫困女孩改变命运的机会……”在一段段语焉不详的视频下，人们急迫地猜测黄渤“放弃”资助究竟是何原因，小媛丽的“命运”是否因为违背公正与道德的隐情被改写。一时间“重男轻女”、“资源偏斜”等讨论占据了上风，人们对女孩命运的关切幻化成汹涌的舆论，来到台前。温情与隐情的争锋之中，小媛丽的故事或许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收到节目组的蛋糕时，小媛丽多拿了一些，说要将蛋糕分给弟弟，在节目嘉宾黄渤有意给予礼物之时，也礼貌婉拒。面对如此懂事的小女孩，嘉宾黄渤颇受感动，决定完成女孩的生日心愿，并送给她电话手表和运动鞋，希望鼓励她好好学习。然而，当节目组一行人来到小媛丽家中时，小媛丽的奶奶却掌击了小媛丽的脸，让女孩委屈哭泣。这个至今也没有定论的举动引发了网友的愤怒。部分自媒体开始联想小媛丽平时在家的处境，不断暗示着节目嘉宾“救急不就穷”的隐情，猜测由于重男轻女、对女孩的资助可能会被偏心的父母转送给男孩，一时引发了网友的激愤。
黄渤“放弃”资助女孩的信息在各大平台传播，从对艺人的道德审判，逐渐转变为对女孩一家“重男轻女”、错失受资助机会的批评。根据目前主流媒体的消息，女孩的母亲在事件发酵后否认了所谓长期“资助”的存在，没有“放弃”资助一说，并说明当年的节目仅仅是艺人对乡村儿童陪伴，完成来自留守儿童父母的委托。薛定谔的“资助愿望”可能不会有被证实的时刻，艺人彼时彼刻的想法我们也难以溯源。但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舆论的发展，似乎已经偏离了求证的轨道。
哲学家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解释道：“你一旦给我贴上了标签，就否定了我。”根据现有的实证，我们无法确定小媛丽是否成为“重男轻女”的牺牲品，但那些被塑造的“贫困女孩”的故事中，那些有关重男轻女的隐痛也早已不再是属于女孩一个人的苦难，而汇聚所有围观者悲伤、不满、愤懑的共同记忆。“标签”将复杂的社会事件转变为一种集体意识，让每一个个体都能置喙其中，“隐情”则是让人难以自拔的毒药，放大了人们对小媛丽一家人的关注，使他们成为一个宏大命题下褪去了底色的表演者。诚然，这样的出演也许能够再次唤起人们对于男女平权等严肃议题的关注，让一些隐性的资源偏斜得到重视，一定程度上推动文明思想的扩散。然而，在事件的另一面，汹涌的舆论之中，小媛丽一家人的表演却迟迟无法落幕。在“重男轻女”的零星“铁证”被大量传播之际，小媛丽一家人被迫陷入了自证的循环。人们开始争议，奶奶不耐烦的“重重”一掌究竟是不是一家人不疼爱小媛丽的证明；小媛丽的手表有没有因为家人的偏心被送给弟弟；没有继续学习舞蹈的小媛丽是不是被刻意剥夺了追求梦想的机会……随着词条一个个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榜，一张张所谓“证据”的大网笼罩着舆论，试图捕获答案。然而，自证的循环永远也不会被打破。在媒体的跟进报道之中，尽管节目嘉宾黄渤、节目组工作人员、小媛丽的家人多次回应网友的质疑，有关“重男轻女”的讨论却没有尽头。人们自然地代入了所谓“资助人”的视角进行揣测，用“穷山恶水出刁民”、“背后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来解读小媛丽角色，为她“伸张正义”。在心中反对重男轻女的“道”的感召下，以游侠的姿态捍卫一位弱势者的权利，不仅是对“非正义”的批判，也是在庇护一位“受压迫者”的过程中寻找认同，成为“英雄”。
相比之下，小媛丽的本身的处境，目前的生活状况却少有提及。她更像是人们搭建好的戏剧舞台上一个慌张无措的演员，等待编剧们增加更多桥段，书写所谓“农村恶习”、“没有素质”、“被剥夺改变命运的机会”的苦情戏码。的确，英雄阴影之下对苦情叙事的想象包含了人们宝贵的共情，包含了改善社会现实的渴望，但也没能完全摒弃人们心中隐含的傲慢。同样，《变形记》中，一个叫高占喜的孩子的故事也承载着人们对于苦情的想象。家境清寒的他被带到大城市体验五光十色的生活，然而，他却反复提及自己并不属于这里。当家乡传来了父亲摔伤脚的消息后，高占喜提前结束了录制，离开了城市。他说：“我的麦子熟了，梦该醒了。”节目录制结束后，他努力学习，考上了国防生，真正走出了大山。人们观察他的视角不只局限于生活的苦难，走出大山的艰辛，而是作为故事主角的高占喜蓬勃的、无限的生命力。节目组一直引以为豪的苦情叙事被打破，真正的主角以俄狄浦斯似的命运抗争者的姿态，展现着生命的张力。正如田垄上破土而出的麦苗，不断向上生长，拥抱更加广阔的天地。故事的另一边，小媛丽的近况在不断地自证循环中被揭晓。“正在好好读书”、“一个活泼、爱美的女孩”等词句成为在这场荒唐的争议中唯一能够真正抚慰人心的力量，而这样的声音，似乎也正在被质疑声湮灭。或许，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英雄的荫蔽之下被同情的苦情故事，而是在善意的浇灌之下，努力生长，成为更好个体的故事。小媛丽是否因“重男轻女”的隐情而错过了“命运的馈赠”？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在舆论的喧嚣中被模糊，或许再也没有让所有人置信的结果。黄渤在回应网友的微博中，用最温柔的语言说道，“相信每个人都是因为抱着善意而关注。”然而，在塑造女孩的苦情命运的过程中，这种看似对一个个体的庞大的善意，却幻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卷入了围观者太多的窥探与欲望，打破了小媛丽一家平静的生活。作为具有同理心的人，我们不由得为这个女孩的命运而揪心，希望她能够成为可能存在的“压迫”中的幸运儿，远离重男轻女的枷锁，过上快乐、自由的生活。同时，我们又无奈地见证潮水般的善意在互联网中变成了对女孩的“二次伤害”，冲淡了帮扶与伤害的边界。互联网给予了每个人发声的机会，让每一个个体都有获得比日常生活中更高话语权的可能。在价值观的碰撞之中，我们寻找着认同、不断衡量着一个个热门事件后的“正义”，借用一个集体性的忧思去诠释“善”与“恶”，试图纠正每一个有偏差的因素，最终造就完美的故事。这其中包含着赤诚的“善意”，消融了看客与小丽媛一家的边界，但模糊了的边界也许正是给“恶意”的闯入留下了契机。因校园交通事故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已经在声声指责中离开了人世。究其根本，在追求一个“悲伤母亲”的脸谱中，那些得体的穿着、精致的妆容成为了不属于脸谱的一部分，满足不了部分人的同情之“善”。相似的，小媛丽一家人似乎也没有成为完美脸谱的塑造者，那些“重男轻女”的“蛛丝马迹”偏离了人们对纯良受善者的定义，无法慰藉人们的乐施之“善”。在学会尊重“不完美的受害者”过程中，在善恶的彼端，对“不完美的受善者”的关切似乎也应当重新被思考。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世人也散发出不合人情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举止的机械模样，他们无谓的故作姿态，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不可及。”这句话看似冷漠，实则是以温情的态度，渴望人们能够跳出“机械模样”，真正正视自己与他人的存在。或许，对脸谱化的善恶多一些“冷眼”，对个体的人的处境多一些关照，也是一种温柔。我们出于最朴素的人性与最真诚的善意呼唤“正义”的降临、规范的建立，但我们无法定义完美的“善举”，也难以见证无瑕的关怀与被关怀的故事。在追寻阳光、消除阴影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只能看到光和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