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高丽人漂海燕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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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人漂海燕行录

14世纪初，马可·波罗以他的“游记”向西方全面介绍了元代的中国，引发了西方人的“东方热”；一个多世纪后，一个来自朝鲜半岛的名儒崔溥，用汉文写出一部《漂海录》，详尽记录了他及侍从一行40余人从朝鲜半岛济州前海漂流至中国之后，又安全返回的整个历程，成为最早、最全面介绍大明时代中国海上丝绸路之东线与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外国专著，被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游记”。这个崔溥是何许人也？

崔溥是朝鲜王朝的官员，当时朝鲜全罗道罗州人（今韩国务安郡）。他24岁时中进士第三名，29岁时获中文科乙科第一名，任朝鲜弘文馆副校理（五品官员），奉王命赴济州岛执行公务。明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初三，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急从济州岛渡海返家奔丧。济州岛在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孤悬海上，原本想向北行经济州海峡回全罗道的崔溥，其船被东北方向的狂风吹向了南方，崔溥和从吏、护军、仆人、水手等42人，在海上向西南漂流14天，依靠“或细嚼干米，掬其溲溺以饮”维持一线生命，最后漂至“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即今台州三门县。登陆之初，崔溥一行被大明海防当作倭寇，后送“桃渚所”经审查排除嫌疑，知道不是坏人，但是来历不明，所以要押送离境。于是，在大明官员的押送，也可说护送下，崔溥一行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通州，再由通州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自己的国家。崔溥在中国“旅行”了四个半月，行程4000余千米。

崔溥任弘文馆校理，是一位掌管朝鲜古代文献的“中国通”，所以，他一路观察，一路用流畅的汉文做了记录。回国后，他用汉文写出了《漂海录》一书，这部日记体形式的著作共五万余字，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中国明朝海防、政治制度、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的重要文献。

运河是古代中国的主干道，政治与经济皆与它相关，考察了大明运河，就等于考察了大明中国。崔溥一行是明代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批朝鲜人。有研究运河文献的专家将《漂海录》与中国文献做了比对，崔溥所记运河一线，各种地名多达600余个，其中驿站56处，铺160余处，闸51座，递运所14处，巡检司15处，桥梁60余座。而嘉靖十四年（1535年）日本人策彦编写的《图相南北两京路程》，记录地名近300个，所载运河交通情形远不如《漂海录》。可以说，无论是在崔溥之前还是之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时人有关运河沿线交通情形的记载，还从未见有如崔溥的《漂海录》那样详细具体者。可以说，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运河全线的交通状况。

《漂海录》不仅对运河交通方面有详细记录，也留下不少赞美中国河山和历史文化的华章，“自瓯徂燕，一路山川、土产、人物、风俗，粲然森列”。

崔溥还是一位专注于儒家礼法的学者，在《漂海录》中言：“我国不崇佛法，专尚儒术，家家皆以孝悌忠信为业。”在漂海登陆后，崔溥告诫属下：“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凡所到处，陪吏等拜跪于我，军人等拜跪于陪吏，无有过差。且或于里前，或于城中，有群聚来观者，必作揖礼，无敢肆突！”他在海洋上漂流和在大明辗转回国途中，近五个月里，除了在北京接受明孝宗赏赐那一会儿，他一路上穿着孝服而行。

要特别提出的是，《漂海录》还对大明王朝的社会与官场做了批评。崔溥批评大明宦官制度，嘲讽皇帝祭孔的虚伪，社会上儒家礼法混乱。所以，这部书也无法进入大明和大清，导致这本以汉文撰写的《漂海录》在中国长期鲜为人知。

《漂海录》所记明前期南北风俗：大抵百里之间，尚且风殊俗异，况乎天下风俗不可以一概论之。然其大概以扬子一江分南北而观，其人烟盛衰：则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为尤盛。通州以东，人烟渐少，过山海关，行百里，仅得一里社。不过二三草屋，唯羔羊、鸡、猪、驴、骆、牛、马之畜笼络原野，杨、柳、桑、枣之树茂翳交柯。八道河以南，荒旷无人居。……其人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风。且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则若治田、棹舟等事，皆自服劳。……且江南戎器则有枪、剑、矛、戟，其甲胄楯等物，皆火书“勇”字，然无弓箭、战马。江北始有带弓箭者，通州以东及辽东等地，人皆以弓、马为业，然箭竿以木为之。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这样的书不但能帮助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了解中国，也能帮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过去。”与写了《马可·波罗行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相比，崔溥因《漂海录》更加出色地介绍明弘治初年中国，所以被称为“东方马可·波罗”。由于原著即是汉文写成，无须翻译，经葛振家教授比勘点注，1992年崔溥《漂海录》点注本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崔溥的故事，500年后才漂回中国，成为《燕行录》的重点篇章。

《燕行录》是明清时期来华的朝鲜使团关于燕京之行一系列记录书的总称。朝鲜使团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从汉城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使团所行路线多利用陆路，沿线所经过的主要地点依次是平壤、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总路程在3100里左右，途中需50～60天。在北京的驻留时间一般可在60天左右，可接触中国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并可游览书肆及名胜古迹；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多是用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朝鲜文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燕行录》。

《燕行录》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著名的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这些人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最早的《燕行录》著述时间开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今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写的《沈阳日乘》，而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无名氏的《燕辕日录》。在这些朝鲜使节和学者的文章里，无一例外都提到了通州，为我们研究明清中朝文化交流、通州运河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现列举三部如下：

李宜显的《燕行杂识》。李宜显（1669—1745年）曾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雍正十年（1732年）两次出使清王朝，在清王朝停留时间共达200余天，他对当时清王朝的社会状况较为了解。回国后，他根据自己两次出使的亲身经历，著成《燕行杂识》。其时，中国正当康乾盛世，他们对于清王朝政治上的安定和经济上的繁荣感触颇深。他称赞清王朝在当时的繁荣富强和壮观景象，通州即其一例。他在看到“天下第一通漕之处”的街容市貌后，描述道：“由城东入街，路上往来行人及商胡之驱车乘马者，填街溢巷，肩磨毂击，市肆丰侈，杂货云委，处处旗牌，左右罗列。如绒裘、袜、红帽子、书、瓷器、米、谷、羊、猪、葱、白菜等，或聚置床上，或积在路边，车运担负，不可尽数。至如壕堑之深度，城壁之坚致，楼榭台观之壮观，署宇仓舍敞之宏大……真乃畿辅之襟喉，水陆之会要。”作者在这里既写到了通州的繁荣景象，又写到了楼阁仓宇，并将通州定位在“畿辅之襟喉，水陆之会要”。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为此，有关各国均派遣专使和使团前来祝寿，朝鲜自不例外。学者朴趾源以随员名义于是年六月末来到中国，开始了他心仪已久的中国之行。后来他写下《热河日记》一书，以亲身经历记述了“一旬前京师大雨，潞河涨溢”，评述了“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及其官风民俗；赞叹通州之“瑰丽繁富”，已非沈阳、山海关可比；简记永通桥之壮观等四个方面，而具体、细致、真实则是其记述通州运河文化的显著特点。“至河边，河广且清，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巨舶十万艘皆画龙，湖北转运使昨日领到湖北粟三百万石。试登一船，略观其制度。船皆长十余丈。以铁钉装造。船上铺板，建层屋，谷物皆直泻于舱艟中。屋皆饰以雕栏画栋、文窗绣户，制如陆宅。下库上楼，牌额柱联，帷帘书画，渺若仙居。屋上建双樯，帆则以细藤单联幅。浑船以铅粉和油厚涂，上加黄漆，所以点水不渗，上雨亦无所忧也。船旗大书‘浙江’‘山东’等号，沿河百里之间密若竹林。南通直沽海，自天津卫会于张家湾，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之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城外有三所仓廒，制如城郭，上覆瓦屋。屋上建疏窗小阁，以泄积气；墙壁间垂穿傍穴，以疏湿气。引河环仓为壕。行至永通桥，一名八里桥也，长数百丈，广十余丈，虹空高十余丈。左右设栏，栏头坐数百狻猊，雕刻之工，类图章细钮。桥下舟楫直达朝阳门外，复以小船开闸运漕，以入太仓云。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间，铺石为道，铁轮相搏，车声益壮，令人心神震荡不宁。沿道左右尽是坟茔，而垣墙相连，树木茂密，不见冢形。”

金景善的《燕辕直指》。金景善（1788年—？）曾两次出使清朝，第一次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第二次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职务分别是书状官、正使。《燕辕直指》就是他在1832年走访清朝后的见闻记录。他不仅看到中国的富饶壮丽，而且还看到其内部已蕴藏了深刻危机。在《通州记》中经过与其在沈阳、山海关的感受做比较，认为通州之“殷富瑰丽，胜于盛京、山海关”。他赞叹运河“大小舸舰泊于河岸，未及解缆者无数，上下十余里樯杆如簇，盖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此”。只有亲眼所见上述之壮丽景象，才能认识到“帝都之壮”！同时，他也明确说明了自己的忧虑：“燕都称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有不便者，漕粟仰给东方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楞然矣……然当群雄干命时，烽烟四起，运道便绝，惟有束手就困。此京师第一当虑者！”

十年之后，英国侵略军占领镇江、封锁运河，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事实，让金景善不幸而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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