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文化】古代通州漕运史（三）

明清两朝运河每年的运粮数量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八年（1410年），运达北京的税粮为201万石。此后，永乐一朝基本维持在200万至257万石。而永乐十三年（1415年）高达642万石。宣德年间运送至北京的税粮数额波动较大。最低的是宣德元年（1426年），为239万石，最高是宣德七年（1432年），为674万石。其他年份均在338万石至553万石之间波动。正统、景泰年间，每年输京粮食都在420万石至450万石之间。

成化时，多数年份是370万石。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始至嘉靖年间，每年输京粮食固定在400万石。而隆庆以后，因灾减免，折色米改征折色银等因素，输京粮食常低于400万石常数。如隆庆二年（1568年）仅271万石，天启元年（1621年）是247万石，三年是268万石，五年是299万石，六年是295万石。

清代嘉庆前，每年平均在400万石左右。道光开始，逐渐减少至300万石，乃至200万石。根据《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记载，自道光五年（1825年）河海分漕以来，运到通州的漕粮数额：道光五年（1825年）至三十年（1850年），每年约280万石；咸丰元年（1851年）、二年，各220余万石，三年至十一年，约110万石。同治以后，运量逐渐减少。

漕船在大运河上行驶

一总帮船队长度

这要看一总帮漕船的数量、漕船的长度，还有航行的队列编排情况。以江安帮（江苏和安徽两省长江以北区域的漕帮）为例，根据咸丰《户部则例》资料，在咸丰元年（1851年），江安粮道共有漕船2561艘。一个总漕帮的船队在大运河上，浩浩荡荡几十公里，朝鲜学者朴趾源描述这种景象为“（潞河）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看来没有丝毫夸张。在清代，朝鲜使者往往将通州“舟楫之盛”，与“皇都之神丽”“辽野之旷阔”，并称为三大“壮观”景象。

农历三月一日，第一批漕船山东德正帮漕船到达通州，这天对通州漕运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标志着一年的漕运就此开始了。这天，户部仓场侍郎、仓场总督、巡仓御史、坐粮厅厅丞等官员亲自主持祭坝神仪式。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并形成了通州一个独特的节日，即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开漕节”。

各省漕粮运抵通州，在通州东门外的运河上形成了“万舟骈集”的景象，但是漕运的艰辛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关键环节——交仓。其中，正兑漕粮在石坝码头卸粮，然后验米，所运漕粮米色、干湿等情况符合标准后，装船沿通惠河运到京仓收储。改兑漕粮在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验粮，从土坝上岸，运送到通州各仓。

运来的漕粮储存

在京仓和通仓的比例

漕粮储存京仓和通仓的比例，起初并无规定。宣德六年（1431年），明朝实行兑运法后，朝廷对京、通二仓储存比例有了规定，但是没有形成定制，不同年份变化很大。从成化七年（1471年）实行“长运法”后，朝廷对京、通二仓漕粮储放比例有新的变化。从成化八年（1472年）开始，漕粮以十分为率，十之七运京仓，十之三运通仓，具体分派办法是“正兑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原额正兑七分、改兑四分皆上京仓，正兑三分、改兑六分皆上通仓”。后略有细微变化。

据《石匮书·漕运志》记载，隆庆初，“无拘三七、四六之例，凡兑运者，悉人京仓；改兑者，入通仓”。京、通二仓粮食的储运形成了定制。也就是正兑漕粮经通州石坝码头全部运往京仓，改兑漕粮经通州土坝码头全部运往通仓。“将改兑尽人通仓，以省脚价，仍将兑运粮内拨六十六万二千石以补通仓原额，其余粮米俱拨京仓，毋苟三七、四六之例。”此后，京、通粮仓储存漕粮形成定制，清朝京、通粮仓储粮也延续了明制。由于种种原因，每年储存的具体数额有很大变化。漕粮交付京通各仓后，漕运即告一段落，此后漕粮的管理都由各仓负责了。

来源 通州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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