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中南海的吃喝问题

来源：人物传记 / 作者：王凡 刘东平

1960年5月毛主席在河南考察

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共度难关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势，史书曾有如下记载： 

“1960年粮食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 

据统计，1960年与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减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号召，再度被刷写到了墙上：“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谨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最快地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起“大跃进”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一组的人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为了共同度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算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毛主席在河南考察

充分利用自然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膨胀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起码让肠胃里有空间被填充了的感觉，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广大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籽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榆钱儿在嫩的时候，可以食用。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同是二两面的馒头，却能在胃里多占一点的空间。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权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伙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虽说是有限的一点，但孩子尚未对国家和人民做什么贡献，自然不该享受这种待遇。从克己奉公原则、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就应该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候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于是，孩子们都跟着吃大灶的叔叔、阿姨们，“享受”到了特殊时期的新鲜食品。偶尔吃上这样的食品，口感还挺新鲜的，所以中南海的孩子，对这类面食的印象并不坏。后来听有人回忆困难时期如何苦，把吃掺和野菜、“榆钱儿”的面食也算上，孩子们都觉得有点不合适。 

吃着滋味不太好的，孩子们记得的是那种地瓜面窝头，黑乎乎，粘唧唧的。大师傅为了让它好下咽，动了一番脑筋。有时加一点糖精，有时加一点盐，但次数多了，加什么也不起作用。 

困难时期的生产

　　没有特殊对待

当时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出于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了21斤。 

听女儿这样说，毛泽东感到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在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着。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着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不料此事被毛泽东得知了，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了桌子：“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见毛泽东如此较真儿，谁也不敢再违规了，李讷一点接济也得不到了，消瘦了许多。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进中南海以后，毛泽东的所有子女，就一直按照父亲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饭。 

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霉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

她没等父亲下完“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被烫得直咝咝吹舌头。“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李讷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着碗里的饭，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她握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线条惯了的李讷诧异地问道：“妈妈，你怎么吃得这么少?”“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说着，又用手揉着心口。待了一会儿，她低头离开了饭桌。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讪：“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晤，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说完，毛泽东又把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转向报纸，直到李讷把桌上的盘子都拾掇干净。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落忍。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 

“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因为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所以毛泽东一句“你吃了吗?”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他是绝对不碰，但是他不坚决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于是，他们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朱德与家人合影

朱德家的菜地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菜蔬：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陪老总外出，也常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菜蔬、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家里的人早已训练有素。 

果然有一天的午餐，西楼小灶的饭桌上，端出了一盘掺了马齿苋玉米面窝头。家里的其他人都抢着吃，却不让朱德吃：“您上了年纪，就不要吃了，让我们吃吧。” 

朱德说：“我怎么不能吃啊，这比长征中吃的好多了，那时候马齿苋还是最高级的野菜哩。现在生活好了，我们这些东西也吃得少了。今后就是在丰收年景，野菜也应该吃。每年吃点儿野菜，这对你们对我自己都有好处，还能使我们不忘记过去。”说完，拿起窝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一副吃得特别香甜的样子。 

从那以后，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粮菜不足的问题。像以往一样的是，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仍旧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和平回忆说：“当年我们自己种植的杂粮蔬菜，对度过艰苦的日子可是起了作用了。星期天食堂只吃两餐，中午我们就在房前屋后采摘点东西，自己做顿加餐充饥。为此，还专门置办了个小煤气灶，我们几个孩子也上手当过家庭厨师。” 

这种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菜蔬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老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 

许多甬道边，墙根下，也被撒上了种子。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像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那种容易生长的野菜，像扫帚菜等，各种瓜豆菜蔬种上后，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地开出来，种子撒上后，人们便又操心上如何积肥，改良土质的事，以使作物长得更茁壮，结出更多的果实。笔者还记得，当年为了积肥，还做出过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例如，当年大人们在秋后，把干树叶和干杂草什么的，烧成的草木灰，当作肥料撒在开出的地里。孩子们就以为，凡是烧可燃烧的东西，烧完的灰，都可以作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处搜罗可燃烧的东西，堆在我们自己开出的荒地边上烧。 

一天，我们几个政治秘书室的孩子，在拆了的旧房子瓦砾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毡。也把它和干树枝叶一起烧，以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毡燃着后，冒出滚滚的黑烟，惊动了中南海里的警卫人员，以为着火了。 

警卫人员跑来，扑灭了火，并通知我们的家长，说我们在放火。我们的家长随即赶来，问明了原因，都有点哭笑不得。在训了我们一通后，告诉我们，并不是什么东西烧成的灰都是肥料。 

1961年毛主席在江西

　　在大灶吃饭

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样，每顿有几样菜肴供人们选择了。仅有几样，还都凭票供应；稍有点荤腥和油水的菜，要凭另一种数量极少的票。主食也分粗粮、细粮，也都按量按比例供应，细粮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数时候要吃粗粮。 

这样一来，到大灶食堂吃饭，除了要带饭菜票外，还要带各种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烦，除了卖饭菜票外，还要分发出售各种票券。 

许多原先在家吃饭的孩子被家长们赶到了大食堂吃饭，食堂里的孩子多了，而且这些新加入食堂吃饭队伍的孩子特别兴奋。因为他们原先在家里吃饭，人很少，而且在家长的睽睽目光之下，总有些拘束。到大食堂后，要好的孩子挤在一堆儿吃，没大人的管束，就自由自在多了。 

饭桌上的胃口好坏，多数情况下并不在于食物精糙优劣，而在于和谁在一起吃。这里没有家长，可以自由组合，志趣和话题相近，有轻松欢快漫无边际地瞎聊天佐餐，即便是窝头、熬白菜，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即便是独自吃起来很费劲的黑色白薯面饼子，也能不知不觉地咽进肚里。 

自己排队，自己掌握和运用手中的饭菜票，自己选择决定购买哪样饭菜，对初来大食堂就餐的孩子来说，和在家时大异其趣，特别有新鲜感。 

稍有点荤腥的菜，有时即使是凭特殊的票券，也不一定能买到，要早到、要排队。于是孩子们就互相站队，早到的孩子让后来的孩子夹进队伍。孩子有时还喜欢凑热闹，看见第一个买了什么后，就都买什么，致使某些数量比较少的菜，多被孩子们买了。

“我们的这些行为，引起了一些单身的成人的不满，因为是孩子，不可能想得那么周全。但多数情况下，成人还是很体谅孩子的。”当年热心为别人站队的李紫阳，回忆起在国务院大灶食堂吃饭时的情景。 

说到国务院大灶食堂，还要加叙几句。国务院本来分大、中、小三个灶，相互挨的很近，就在进国务院西门不远往南一拐的地方。

1958年，周恩来检查国务院干部生活情况，到食堂吃饭时，他坚决不到中、小灶吃，而是在大灶食堂排队买饭吃的。周恩来在大灶吃饭后，有人写了大字报，提出高级干部应该向周恩来学习，破除等级观念。小灶、中灶随之取消了，只设大灶。 

虽然中南海里的情况比起重灾区好多了，但也是相当艰苦的，但共同的到大食堂吃饭的经历，使孩子之间的过往更频繁，友谊也更加深了。 

人民公社食堂

 太阳鸡蛋、乌鸦的味道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分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8个人能喝7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就在这时，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机关的叔叔、阿姨们，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吴日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吴继光的妹妹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的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按摩。” 

她的父亲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营养不良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上会，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都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纪，总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找到一只装着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有点甜有点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的难耐，便把那发甜的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他们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没喝过酒的他们都醉了。 

回忆说对三年困难时期感受不深的，是陈晓鲁，他恰在那个时候患了肝炎。 

那一时期为了支持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斗争，中国人民在自己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用外汇从这些国家购进一些产品。北京市场上一度比较多见的“伊拉克蜜枣”，大概就属这种性质。陈毅家就有时买点伊拉克蜜枣。 

可过了一阵子，传说这种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市场上这种蜜枣渐渐绝迹了。陈晓鲁患肝炎，有的朋友说是吃伊拉克蜜枣传染的；而他家里的其他人大概也会品尝这种枣，却未因之罹病，可见这种传言不一定准确。 

肝炎这种病，需要好好休息。中国人对肝炎，历来有一种以养为主、以治为辅的传统疗法。所谓养，就是多吃些有营养的食品，多吃糖，避免操劳。虽然在困难时期，家里还是想方设法给他弄来一些糖。他这一养，在家中整整蹲了两年。 

陈晓鲁说他就是在养病期间，开了窍。以往整天学习，生出厌恶感。患病后，成天窝在家中，没学可上，没同学陪伴了，反而生出渴望，想读书上学了。从病愈返校后，学习大变，刻苦奋发，成绩一下提高了许多。当然，这都是后话。 

即便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陈晓鲁还是因为油水少而特别馋肉。一次，天色已晚，他和张寰在中海边溜达，从在国务院这边看船的老张师傅住处经过。老张师傅看他们，说：“我拣到了一只死乌鸦，烧好了，你们想不想吃?” 

乌鸦，中南海里特别多，冬季的黄昏之后，岸边的柳树上，结冰的海面上，尽是乌鸦，有时黑压压的覆盖了一半的冰面。但它那丑陋的样子，谁也没想到过吃它，记得鲁迅改编的中国神话故事里，提到过嫦娥就是忍受不了人间日子清苦，丈夫只能给她打到乌鸦吃，才奔月而去。在故事里，乌鸦肉被形容得酸涩难吃。 

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打过乌鸦，改善伙食。但几天之后就难觅乌鸦踪影了，而且杯水车薪，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就不再打了。陈晓鲁、张寰过去也没尝过乌鸦肉，但此刻仿佛只要带个肉字，就能让他们垂涎欲滴。 

他们跟着老张师傅进了房间，用手抓起一块乌鸦肉就吃。张寰开始对吃乌鸦肉还有几分犹豫，问陈晓鲁：“好吃吗?”陈晓鲁一面说不好吃，一面吃个不停。张寰一看再不动手，就要被吃光了，赶紧抓起一块大嚼起来。一只乌鸦总共没多少肉，几下就吃完了，如今回忆起来，张寰说：“究竟是什么昧，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 

能说出乌鸦滋味的，是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在困难时期之前，陈毅老嫌乌鸦吵，影响休息。就曾建议要打，不知为什么没有打，直到困难时没吃的，才打了乌鸦，一开始打了好多，食堂做了给大伙吃。我就是从此知道了乌鸦的味道，当时觉得挺好吃的，跟鸡好像没什么区别。”但也就吃了几顿就没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在食堂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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