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被拐卖妇女，与收买、包庇与协助的刑罚

相信大家今天都已经看到了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关于通报的具体内容，有人信，有人不信。关于这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通告的出台，也许意味着丰县事件会暂时告一段落。但关于解救被拐卖妇女问题的思考、讨论和推进，并不应该就此完结。我们应该做的，是让此次事件成为全社会持续关注这个议题的起点。

以往我们提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时候，更多是从打击、减少拐卖犯罪的角度去讨论。但丰县事件，让很多人第一次关注到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另外一面，也是更难推进解决的一面 —— 如何解救已经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尤其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时代被拐卖的受害者们，我们怎么找到她们，解救她们？

事件的起因，是20多年前的拐卖妇女犯罪。那是资讯不发达，拐卖案件猖獗的年代。虽然随着严厉打击，以及新技术的使用，现在的拐卖案件发生率逐渐降低。但丰县事件提醒了我们，在我们社会可能看不见的阴暗角落，仍然还有在那个时代被拐卖，如今仍未被解救的妇女。她们到底有多少？丰县难道只是偶然的个案吗？

十几二十年前被拐卖的儿童，随着他们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亲人。但是十几二十年前被拐卖的妇女，在长期的生活中经受了精神和身体双重摧残，再加上她们所处的，往往是中国最封闭落后，法律意识淡薄的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和解救的难度只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次的通告，不应该是一个终点，而应该是一个起点，提醒我们的社会和政府，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

当然，想找到每一个受害者，还她们朗朗乾坤，这不是一篇文章能说清楚的事情。今天我们只是和大家讨论其中一个角度：法律的改进。

在刑法中，有三条法律是和拐卖妇女儿童有关的，分别是：针对拐卖的第240条，针对收买的第241条，以及针对阻挠解救的第242条。

如果我们用第240条和第241条做对比，可以看到拐卖妇女，情节恶劣的最高可判死刑。但收买被拐卖妇女则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相比来说要轻很多。也就是此次事件中，网络上讨论很多的“买卖不同罪”问题。

在网上相关讨论中，有些人提到刑法第341条中，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保护动物，是同罪。认为这说明“人不如动物”。

但这两条法律并不能直接类比，因为和处罚贩卖保护动物不同，在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中，解救被拐卖的受害妇女儿童是首要的事情。因此将买方定罪较轻，也是希望减少在解救被拐卖妇女时的阻碍，避免收买者铤而走险。

虽然这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例如丰县事件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宽容起到多少效果。相反，这种设置反而可能会强化了收买者“不是什么大事”，甚至觉得买个老婆不违法的想法（否则我实在无法理解一个犯罪者还试图当网红的心理）。

因此，有必要讨论是否对刑法第241条进行修改，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罪行的刑期上限。至于担心的铤而走险或者不配合解救，完全可以用“从宽处理”的方法来引导：根据是否主动自首，犯罪期间的具体行为，以及被拐卖妇女的合理真实意愿等等因素，决定是否从宽处理。这和提高上限并不矛盾。

因为涉及到第241条，这里需要多提一句：江苏省通告中说，“公安机关将对（董某民）涉案犯罪事实，包括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等犯罪开展侦查取证工作。”并不是等同于某些网友所认为的，“不管强奸罪”。

根据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妇女如果涉及到强行发生性行为，或者涉及到限制人身自由、伤害、侮辱，是要依据对应规定来定罪，数罪并罚。

因此，在此次通告并不是否认“强奸罪”的存在，只是因为虐待罪证据比较确凿，以此批捕。同时开展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侦查取证。如果在侦查过程中，确认有强奸、限制人身自由、伤害、侮辱等罪行，那根据刑法，就会数罪并罚。因此通告中用了“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等犯罪”这样的字样。

当然，至于董某民最终会以哪些罪名起诉，是否会包括强奸罪，如何量刑，还需要后续我们长期的关注。

但加强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量刑，并不是唯一能做的改进。

比如之前文章中所说的（点击阅读：是什么在威胁社会稳定），拐卖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这种犯罪行为很难被隐藏 —— 只有在集体包庇甚至成为共犯时，这种罪行才可能长期存在。

所以在“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上，往往不能简单看做某个人的犯罪行为，而是应该看做有“集体协助”的犯罪行为。

虽然根据刑法第242条，对以聚众、暴力等方式阻碍解救的行为，可以用“妨害公务罪”和“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进行起诉。但对于一般的包庇、协助行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

在刑法中，有第310条“窝藏、包庇罪”，如果明知对方有犯罪行为，但是还提供协助，窝藏，或者做假证明包庇，就应该视同犯罪。

那在拐卖妇女案件中，刑罚的对象也同样不应只针对收买者个人。“法要责众”，对于给犯罪行为知情，并提供协作的家人、邻居，以及漠视犯罪、包庇犯罪的村干部，都应该应该视同犯罪。

像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这样的情况，被拐卖妇女在当地生活二十多年，前后数任村干部，是否可以不经调查取证，就用“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这些轻微罪名来放过呢？

拐卖妇女儿童就像贩毒、洗钱、恐怖主义一样，是严重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公民人身权利的重罪，所以也应该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让明知犯罪而进行包庇、协助的人，面对法律的惩戒。

只有这样，才能让拐卖犯罪更容易曝光，也更容易破除解救被拐卖妇女时的重重阻碍。

最后，无论丰县事件是否会告一段落，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对于解救被拐卖妇女的关注，可以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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