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逼叫导师“爸爸”的研究生自杀了，悲剧何时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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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Vista看天下（ID：vistaweek）
作者：陈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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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叫导师「爸爸」的寒门学子
4月1日愚人节，是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的头七。
这位寒门学子成绩优异，曾多次获得武汉理工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优秀党员荣誉。如果不出意外，毕业后的他即将走向中国银联的工作岗位。
可过去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就像给陶崇园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终于，不堪导师重压的他当着母亲的面，从宿舍楼顶一跃而下。
虽然武汉理工大学校方明确指出「学校及导师暂定无责任」，出于「人道主义」才给了家属5万元丧葬费。
而陶崇园的家人在查看前者电脑里的聊天记录后，认为孩子自杀的原因全然指向了他的研究生导师——王攀。
根据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教授王攀和自己手下研究生的关系十分「非同寻常」。
他不仅要求学生面对自己的喊话要求，一律回答「到」。更有甚者，直接以「爸爸」和「儿子」形容自己和王攀的关系。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经常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来表达学生对师恩的感激，但被老师主动拿来用就难免有些一言难尽了。
一开始，这个称呼还让陶崇园很不习惯，但在王攀晒出别的学生叫爸爸的截图之后，还是不得不被要求对这位单身男教授「坦坦荡荡地说出那六个字」——爸我永远爱你。
事后，教授王攀对此的回应是自己对陶崇园的离世「难以自恃、痛心不已」，自己一直很关心陶崇园的身心健康，只不过陶自己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在出事当天的凌晨「语气异样、身体不适、行为不受控制」。
并表示「叫爸爸」和「做家务」只是师生之间的独特语言系统」 ↓↓↓
但不管是聊天记录、还是陶崇园好友的回忆，都能看出这位老师的入戏之深，把自己当爸，把学生让儿子使唤。从买一日三餐 ↓↓↓
到去家中洗衣服，王攀对于学生的要求，很明显已经超过了传道受业解惑的范畴 ↓↓↓
据@北京青年报的采访，在朋友们的印象里，陶崇园经常会被王攀在晚上八九点叫走。因为天天帮导师干这干那，甚至还会开玩笑地叫他「陶总管」。
连眼镜找不到了、打电话叫自己起床这种原因，都能成为王攀苛刻学生的理由 ↓↓↓
这让陶崇园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完全围绕在了和学习无关的、超过学生职责之外的导师生活身边，要是周末或节假日有自己的事情，都需要向王攀请假。
不仅是干涉学生生活，王攀还曾组建了一支足球队。用另一位队员文强（化名）的话说 ——「在那里他可以随便骂人」。
左二陶崇园，左三王攀
在足球队里，王攀享受着学生队员们的阿谀奉承。就算踢了一脚大家看来很普通的球，也会问队员这脚怎么样；遇到不如意，更会毫不顾忌地谩骂「XXX你是猪吗！」、「能踢就踢不能踢就滚」（@北青报）。
很明显，所有没有血缘关系、却逼你叫爸爸的人，无外乎都是想获得一个奴隶。
王攀在自己的师生小圈子里，俨然已经是土皇帝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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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畸形师生关系的缩影
草长莺飞的春天本应生机勃勃，可却让无数正面临毕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痛苦不已，成为了学生自杀的高峰季：
2017年12月，被导师禁止出国深造的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被发现溺水身亡；
2016年1月，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研三的学生蒋华文从9楼一坠而下；
2015年5月，中南大学研究生姜东跳楼自杀，遗书中称导师故意不让他通过答辩；
仅仅是2015年毕业季，北京邮电大学半年内出现五起学生自杀，均为研究生。
而陶崇园的死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震动，除了荒唐的「父子关系」，还在于——
这场悲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中国式畸形高校师生的关系的缩影。
就比如，虽然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学徒制，可在当今的中国，研究生不叫老师，而叫「老板」或「boss」，已经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现实。
王攀借以「父亲」的身份让强权变得合理，无法反抗的陶崇园也只有在向同学倾诉「苦啊，忍啊」之后，选择一跃而下。
无独有偶，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杨宝德因为不忍女导师周某的压迫，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根据杨宝德女友微博@追寻杨宝德晒出的聊天记录：和陶崇园一样，杨宝德被要求在生活上也时刻围绕在老师身边。
比如要求早上去停车场接送她去办公室，拎包送水；中午给她买饭，陪她吃饭；评价她的衣服搭配 ↓↓↓
白天要求学生陪自己逛超市买东西，叫杨宝德「臭小子」 ↓↓↓
晚上去她家打扫卫生，给她擦车洗车，陪她出去应酬打麻将，喝醉后还负责安慰她的情绪 ↓↓↓
甚至连杨宝德的恋爱都要干涉，直言：「我认为你的女朋友不配你」。
更让杨宝德崩溃的是，身为药理学系博士的他在周某的麾下，很难得到科研成果。
用杨自己的话说，太多精力投入到了维持师生关系上，「这导致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最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巧合的是，死者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的姐姐，在得知弟弟的压力后，就用杨宝德的悲剧安慰过后者想开点儿 ↓↓↓
当时陶崇园还在说，自己就见过一个这样为导师服务的师兄，就算结了婚也逃不过王攀的魔爪。
没想到如今，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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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了这么多年，还是没等到毕业」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事发之后，武汉理工大学校方做出了以下回应：
初步认为学校和导师无责
已经请了律师走法律程序
出于人道会给与5万元安抚金
而在校友群里，开始出现有关陶崇园的传言，比如「他是因为没有父亲才叫王攀爸爸」（后经媒体的采访，是谣传），再比如是因为有抑郁症才自杀 。
王攀在师生群里的发言
在这种被校方默认了的畸形师生关系里，导师非常理所当然地就把代理的职权视作自己的权力，并且心安理得得从中谋求好处。
不仅获得了各种免费劳动，连学生的钱财也成了他隐形收入的一部分。不仅陶崇园的多笔奖学金被王攀分配给了研究所，甚至陶保证自己工作之后也要为王攀出钱出力。
陶崇园的捐款账目记录
从学生身上薅羊毛的不只王攀一个，2015年自杀的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蒋华文也深受其害。
他的导师被多位学生爆料，不仅经常对学生进行精神侮辱，还屡屡不给做助教的学生没有交通补贴、要求学生上缴实习工资、强行收取论文版面费等等。
这些孩子不是没有想过挣脱牢笼，太多太多学生忍辱负重了两三年，就为了跪着等到毕业的那一刻。
但不是每一个导师都愿意放弃这些免费的劳动力。
就比如陶崇园早早就计划起了自己的毕业逃亡之路，可随着研究生毕业季的临近，陶崇园却发现王攀想让他留下来读他的博士。
陶先是曾希望通过申请国家公派留学的方式出国，但得知需要王攀签字才行；随后又获得了中国银联宝贵的工作机会，却又被王攀发现，提出让陶崇园换导师、退出「战略科学家团队」、离开办公室等要求 ↓↓↓
要知道，这对一个马上要拿到毕业证的研究生来说，威胁是巨大的。毕竟在中国，高校研究生的命运几乎全靠导师控制，谁都不敢轻易赌上自己的前途。
尤其是对陶崇园这样的寒门学子来说，考上211大学的研究生本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要想跨越阶层，只有升学这一条路，他们甚至从大一大二就会开始准备考研。
可一旦惹了导师的不如意，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不能顺利毕业，更别说工作、出国了，怎么和家人交代呢？结果就是被王攀设置的前途绳索死死牵制住。
西安交大自杀的博士生杨宝德也是村里学历最高的孩子，家里倾尽财力就为了供他读到医学博士。
然而，就在他做牛做马、好不容易快等到熬出头的那一刻。博导周某却明确告诉他说：「你要明白，是不会放你出国的」。结果，杨宝德四天后就被发现溺水自杀。
南京邮电大学自杀研究生蒋华文「考上个研究生却无法毕业，就是快死的感觉」
从我们所能关注到的只言片语，已经可以感受到尊严被战踏的屈辱、前途被扼杀的绝望。
而这些学生，却分分秒秒在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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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寒门学子，到底该不该死？
更悲哀的，是一件荒唐事不正常久了，反倒变得正常。
如今，陶崇园和杨宝德的遭遇早已成了舆论见怪不怪的事情，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拉近和导师关系的捷径。
每每发生学生走投无路的悲剧，都首先有一波质疑他们读书读傻了、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声音 ↓↓↓
讨伐完学生的弱不禁风之后，立马会有一群声称是过来人的老油条开始谆谆教导。在你试图明辨是非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和你说：这就是社会、这就是规矩。
就比如杨宝德自杀悲剧后，著名编剧六六口中的那句「到底是个村娃、自视甚高」——
在这些过来人眼里，高校仿佛还是旧社会，伺候老师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直接让王攀用陶崇园「在做人灵活性方面很有问题」为自己开脱，也让就算无数师德丑闻已经被曝光，一些高校还打着只是学生太脆弱的幌子，避重就轻、多方遮掩。
的确，一个人选择轻生，往往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从先阶段被披露的事实看，的确不能把这些学生之死与导师行为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导致一刀致命是谋杀，精神上的寸寸凌迟却只能归咎于受害者抗压能力差。
问题是，旁观者没有经历过那种窒息的生活环境和无望的压力，往往能轻易地甩出一句——多大点儿事？大不了不读了。
但一旦身处那种情绪，想要手脚并用地爬出泥潭太难了，往往只能越陷越深。
陶崇园的悲剧是个案，然而背后师生关系的顽疾却早已深入高校的骨髓，类似的事情从网友的吐槽中一抓一大把，被曝光可能还不到1%。
甚至有人无奈地开玩笑道：「这年头，如果没有被导师当成一条狗，只能说你太幸运遇到一个善良的老师了」。
然而，当一个研究生需要把自己硕士时光押注在导师的人品上的时候，这难道不是最荒谬的事情吗？
每每发生悲剧，大家总希望用舆论的关注倒逼教育的变革。但事实是，就算相似的故事反复地发生，对于下面这些真正「逼死」研究生的问题——
导师和学生们之间是不是应该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双向评价机制？学生是否可以不经原导师批准，自由更换导师？对于研究生、博士生的毕业问题，是否应该由导师一手遮天？对于导师的权力范围的上限，学校是不是又有责任出台相关的制度制约？
——都没有任何解决。
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为这些逝去栋梁而心痛。可到底还要多少悲剧的堆积，才能稍微消弭一点不合理的现实，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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