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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200万广告箱被盗，10年后警方才说是城管干的
近日，媒体曝光天津一桩盗窃案变性为城管行政行为的旧案。因为前后延续13年之久，这事说起来相当复杂。
天津天马广告公司于2010年初，在街头树立了百余块广告灯箱，灯箱手续齐全。
可几个月后，这些广告灯箱一夜之间消失不见，警方通过监控摄像头，找到了这名盗窃嫌疑人。
一连串奇怪的事开始涌现，案子生出蹊跷的变数，天马公司有苦难言。
用时间线来说明就是——
警方从初次立案到抓到嫌疑人耗时两年，但紧要关头，专案组解散，给的说法竟然是，“嫌疑人先是承认自己作案，后来又不承认，他们没办法再继续侦破了……”
这么荒诞的说法，天马公司当然不认，他们托人打听，得到的版本是“领导不让查”。
直到8年后，在上级公安部门督办下，2020年警方再次成立专案组侦办，然而嫌疑人改变口供，承认广告箱是他拆的，但不是偷，是受河西区综合执法的委托做的第三方拆除。
这一说法，后来被警方确认，说灯箱是河西区城管委拆的。
可广告牌刚被偷那会，天马公司第一时间问遍了可能有执法动作的执法单位，包括河西区综合执法局、区市容委、区综治办，得到的答复斩钉截铁：“不知道”“不是我们拆的”“我们没接到通知”。
一直以为是被人盗窃，如今却说是个行政行为。城管出头认账，天马公司理所当然地索要执法依据，抱歉，没有。
涉事城管部门无法提供它作为一个行政单位，做出拆除、罚没涉案广告灯箱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没有“违法告知书”等等，还说实施拆除的人也并非执法人员。
至于为什么没有这些必要的执法文件，城管推给领导不知情、推给档案电子化技术落后，理由一大堆。
再追问没有证据为啥认账，城管就说“接这个事，就想处理这个事”。
城管建议天马公司走司法程序索赔，天马公司当真了，提起行政诉讼，但经过两级法院审理，最后得到的判决是，天马公司对城管的行政诉讼过了时效期，不予立案。
历经10多年兜兜转转，民营企业天马公司有幸没垮，但公司负责人发现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警方已经撤案，盗窃案无法推进，等于不存在了。
法院关上了行政诉讼的大门，向城管索赔这条路也走不通，就此丧失了司法救济的所有可能。
耗时13年，损失500多万元的天马公司，成了唯一的输家，成了孤立无援的苦主。
这难免让人怀疑，除了拿程序、拿法律条文技术性难住天马公司，那是不是还有一种暗地里的算计呢？
明面上看，从2022年开始，天马公司一旦想伸张权利，就遇到程序障碍，城管表面上态度很好，但它被法院确立的屏障保护起来，既不用赔一分钱，也无人为之负责。
价值两百万的灯箱去了哪里，也不用交代。一旦成了行政行为，公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退，至于十年前的侦查，被何种力量叫停，也被选择性遗忘了。
这是信息的黑箱，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假设没有部门之间的“默契配合”，很难解释2022年之前，警方两次侦办要为民营企业撑腰，就差临门一脚了却鸣金收兵。
也很难解释，城管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执法依据，却又要认下这笔账单，难道是预先知道，认了它也是笔呆账？
现在的天马公司被困在网中，所有可能维权的道路一一关闭。这种关闭的确切信号，持续了13年才闪现，固定为白纸黑字的法院文书。
而更被动的是，城管开始反咬一口，说天马公司在2007年就没有相关资质，以此绕过执法依据缺失的问题，暗示2010年的拆除行为是为合理。
从天马公司的角度来说，它曾相信警方侦办盗窃案的公信力，但警方让它失望了；它也曾相信“这是行政行为”的非盗窃事件，但机械理解诉讼期限的法官让它失望了。
每当广告箱丢失事件变更一次性质，天马公司就要扑空一回。即便它再有韧性，也被空耗了10几年时间，损失摆在那，有理变无望，被任性的权力欺负成这样，是不是也只能认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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