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青年论坛(第四期)|李云雷、饶翔：“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文学与乡村的对话”发言摘编（四）

李云雷：回馈乡村，何以不可能？

 

（李云雷，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我首先谈一下这两篇作品，就是黄灯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与罗伟章的《声音史》。先谈黄灯的作品，我读的时候感触很深，感觉很真实，很真切，也很难受，我觉得它的真实性来自于一种主体的撕裂感，作者没有回避真实的生活和痛苦的经验，而是充分打开了自己，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将这些难以表述的个人经验表达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乡村真实的一面。这样的真实性又有“典型性”，也就是说黄灯写的虽然是个人及其丈夫家族的事情，但也是最为真切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现实主义理论讲“典型环境中的人物”，我觉得黄灯文章中的故事就是具有典型性的，我觉得这种撕裂感和典型性构成了一种真实性。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带给我们的冲击，既有文学的方面，也有她面对这个世界真诚的态度，这也与她的知识分子身份以及她写作的姿态有很大的关系，她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有充分的自觉，但这种自觉不是凌驾于她所讲述的世界之上，而是对自我充满着反思与反省，力图从这一身份中解脱，以另外一种视角呈现出世界的真相，我觉得这是黄灯努力的方向，但在这其中也有纠缠，也有隔膜，也有误解，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态度是真诚的，而这种真诚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以及看待中国乡村的态度。

《声音史》写的是当代中国乡村的一曲挽歌，它将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通过主人公对“声音”的敏感、寻找与再现勾勒了出来，一个村庄消失了，但村庄的“声音”却在主人公的召唤中一一回来了，这既是招魂，也是告别，缭绕着挥之不去的乡愁。我们读《声音史》，可以看到，中国乡村处于一个衰败的过程，罗伟章的构也比较好，他调动文学的手段也比较巧妙。但我觉得他里面的内容表达的不够充分与丰富，虽然作为一个中篇已经很长了，有七八万字，小说后面确实表达出了地老天荒那样的感觉，或者像《红楼梦》“一片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感觉，但是《红楼梦》是120回一百万字来最后写出了这样一种感觉，其中不仅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观察世界的底色，在这种感觉之上，还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生活，有那么多复杂的人物和复杂的人物关系，有“失乐园”的整个过程。相比之下，罗伟章没有将历史的丰富性及其演变过程容纳进去，将来写小说的时候可以考虑。如果我们将黄灯的文章和罗伟章小说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他们不一样的地方，罗伟章的小说中有真实性，也有文学性，我觉得他的文学性比黄灯那篇更好一点，但真实性没有充分打开，没有把更复杂的现象和自己复杂的心情纳入文本里面，而黄灯文章的真实性如何生成“文学性”，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这也有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

刚才不少人提到底层写作的问题，知识分子与作家写的底层文学，和底层自身所写的作品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哪个更重要？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认为底层自身所写的东西更加重要，更能表达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他们的真情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也并非一概如此，底层作者所写的作品有很多真切的体验，这是其长处，但我觉得不足的一点，是他的个人体验没有生长成为集体经验，怎么说呢？或者可以说是缺乏阶级意识。比如打工者自己写的作品，很多人往往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与情感、个人的喜怒哀乐，没有把个人的经验与其他打工者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一个特点，不是优点或者是缺点，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或者专业作家描写底层的时候反而会有整体意识。所以，不能泛泛地说底层写作者写的更能代表他们自己，还要看他们有没有阶级意识的自觉。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从1920年代鲁迅等人就开始谈大众化和化大众的问题，一直延续到当代，有很多历史的实践经验值得我们汲取。

另外我想谈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来说，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回馈乡村为什么不可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想象中有一个可能的时代，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以前，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是作为城市是有可能回馈农村的，比如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规划里面，有工业反哺农业，也有机械化的构想。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比如从乡村里出来在外面工作的人，他们也有个人的能力去反馈。但是最近出现的新现象，就是在乡村沦陷的同时，知识分子也在沦陷，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处在“底层化”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黄灯在文章中写到种种现象的时候，她有一种无力感，前年王磊光的“返乡笔记”，也有那种无力感。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我们人文知识分子面对整个社会变动的时候，一方面人文知识的力量在削弱，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不能进入话语讨论的核心，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自顾不暇，在这里各种不同层次的问题错综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现在反馈乡村不再可能的现象，面对这样的情况，确实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面对这一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提出反思这一状况的新视野与新视角。

中国乡村面临的变化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应该有一个历史化的眼光。我们看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三里湾》、《创业史》、《乡村巨变》，他们处理的是中国百年乡村剧变中的某一个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的变化是中国农耕文明本身的变化。其实在那些经典作品中，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合作化，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土地的问题，梁三老汉分到土地，他是那么激动，农民和土地有感情，靠土地生活，这是土改和合作化的前日。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乡村来说，真正对土地有感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现在整个乡村文明，乡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衰落，等等。有人说我们的乡村没有文明，是愚昧落后保守之地，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愚昧”的一方，这是一种较为陈旧的看法，如果我们历史地看，现在的中国乡村文明，是宋代以来形成的理学秩序，是理学构建的乡村社会处于崩溃的状态，当然这一乡村秩序近百年来一直处于衰落之中，但我们对这个乡村文明及其衰落应该重新审视。所以这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西方文明与传统中国文明的冲突，这个冲突对我们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乡村在资本化的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问题。问题的另一面是，这样的乡村文明是我们想要的吗，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重新想象一种新的乡村文明？我觉得这将决定乡村乃至中国的未来。

饶翔：“历史正义”还是“文学正义”？

（饶翔，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

近年借由微博微信等平台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火上一阵的“返乡文”，今年终于发酵成一个大事件。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东北村庄农妇组团‘约炮’”等文章流传广泛，媒体和网民热议，也引起了官方的反应。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都出动了记者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国家网信办的发言人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进行了“结案”，称“这三篇文章都是虚构之作，属于虚假信息”，并警告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

有一个别有意味的细节是，该发言人举某自媒体发布的文章《霸气媳妇回农村：光干活不让上桌掀翻了自己做的一桌子菜！》为例，“当网民指出真实性的问题后，该发帖者称，‘真假其实无关紧要’。”从新闻事件的层面，或者从国家网信办所要求的网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的层面，“真假”当然是紧要的，但是从反映社会情绪的角度，具体事件的“真假”确实又不那么要紧——如果它以“虚构”的方式确实刺中了社会症结的话。这也便是“新闻真实”与“文学真实”之间的分野。

从这个角度，我觉得黄灯的“返乡笔记”是站在新闻和文学的边缘，使用了一种暧昧的文体。比如发表的刊物是一个《十月》这样一个文学期刊，作者用了一种非虚构的写作方式。还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网上传播时的标题叫《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不是在《十月》发表时这个很知识分子气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如果以这样的标题，我相信没有那么大的传播力，它恰恰用这样一个修辞，把农村的图景放在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个体表述里面，这点非常重要。作者站在一个暧昧的边缘，我并不能说，她的个体的经验能代表当前农村广泛的经验，我觉得一定要区分所谓的个体的经验和关注广泛现实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的范畴。

刚才李陀老师一开场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作品为什么让我们如此的感动，让我们热泪盈眶——我虽然没有热泪盈眶，但我也很感动。我觉得这个令我们“泪流满面的力量”不仅仅是所谓“真实的力量”，而且也是作者所出色运用的文学修辞的力量。在讨论非虚构作品的时候，我们往往强调真实性。从真实性的角度，各种社会学的研究，大量的新闻报道，可能拥有更多的客观真实性，但是却往往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反而恰恰是如黄灯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可能重新鼓舞了对于“文学性的力量”的信心。这也提醒我们，可能在讨论真实性的同时，也要再捡回我们现在不太讨论的文学修辞学、叙述学的那一套东西。黄灯正是熟练使用了作家的的文学修辞手法把这个故事讲如此感人。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考量的因素。

第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我”的故事，——一个嫁给了“凤凰男”、不期然的卷入了一个家庭悲惨境遇的这样一个农村儿媳的个人经验故事。所以这个文章动人的地方可能不在于他在社会层面的农村的描述，而在于它以一个“我”的故事，感染了读者，尤其是引发了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的共鸣——在乡土仍然是中国最广泛的现实环境的情况下，大多数进了城、留了城的读书人身后依然千丝万缕地联系着“乡土中国”。这是一处既想摆脱逃离，又被“道义”牵扯的所在；既想“回馈乡村”，又无力改变现实，是绝大多数此类读书人的隐秘情结，尤其是作者以诚挚的笔调，坦露了她内心的纠结和痛苦。这种自我的真诚抒发，也构成了作品的文学性品格。

如果在文学的层面黄灯老师的作品，有两个地方会让我很不舒服，在感动的同时又有不舒服的地方，一个是她说到哥哥嫂嫂，认为他们对自身的悲惨境遇完全不自知，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意识都没有，反倒作为叙事的人的“我”感觉很痛苦——“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这段话有两点值得讨论：其一是作者的“启蒙者”“代言者”的视角。黄灯反复在文章中征引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摩罗那篇文章也是非常悲情的一种书写。他说他这么多年也没有写一部关于农村的书，他跟钱理群老师交流，北大的那些出生农村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写出一本农村问题的书。摩罗说他觉得这是因为农民缺乏一个代言人，缺乏一个为他们说出痛苦的人。“农民自己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做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不易，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十分艰难。”为底层代言，是许多知识分子自觉背负的崇高使命，但是如黄灯这样“替”哥哥嫂嫂感知命运不公（或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现代性视角，在今天是不是应该有所反省？

摩罗还说：“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这样一种道义感、道德激情固然真挚感人，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仅仅停留在个人的道德感是不够的，而要以个人来改变家族命运的想法，与旧时代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封建价值观又有多大的距离？说知识分子要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或许是一句太过“高大上”的陈词滥调，但是现代知识分子克服一己之私（也包括超越自己能力范围的“回馈”家庭之私），而追求社会与国家的公器与公道，总是该有的格局境界吧？

另外一处让我不太舒服的细节是作者以略带嫌恶的语气写到侄女和侄媳妇不会照顾孩子什么的，如果你在社会问题的层面你可以这么写，你可能是为了说明留守儿童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也不会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是每一个个体内在生命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你可能没有了解的。作为一个外来的儿媳，黄灯还是站在一个“陌生人”的层面去看，去看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乡村现实。这些细节的表露，是她不够深入的地方。

站在文学真实的角度，我也不同意刚才云雷说的，黄灯的非虚构作品比罗伟章的虚构作品《声音史》更真实。我记得去年年底在文学馆开《声音史》的研讨会，当时孟繁华老师说了一个观点，他说他非常肯定罗伟章对于他在对凋敝农村的书写中，坚持了一种历史的正义。我想孟老师所谓“历史的正义”是指，农村终将衰落，农耕文明终将终结的历史进程。我当时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罗伟章他出于一个小说家的本能，他并没有在所谓历史正义这样一个层面去写他的小说，他恰恰坚持的是一种“文学的正义”。正如巴尔扎克在“历史正义”与“文学正义”之间的抉择那样，他辛辣讽刺那些“不配有好命运”的贵族阶级，但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所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

坚持“文学正义”的作家或许如同本雅明的天使一样，是以背向——而非面向——未来。他们是在是脸朝过去，被名为“进步”的风暴吹得一步一步地“退”向未来。我想罗伟章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尽管他或许已经意识到乡村的衰亡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历史进程，那他以一种声音的方式记录乡村的历史，以文学的修辞去保存、去记录那些终将逝去的乡土记忆。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文明转型——不管是农村文明转向城市文明，还是印刷文明转向网络文明——的今天，我们的严肃文学是否都应该是一部“声音史”？